中国电视剧王朝时代的形象批判

　　1前言
　　这里的帝王，指的是皇帝。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朝代更迭、旧皇新帝的朝政变局为帝王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型材料和取之不尽的灵感，帝王剧的繁荣也就不足为奇。以这类电视剧与历史事实的关联、创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为依据，可以再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戏说历史，甚至是游戏历史，比如《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在这些电视剧中，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仅仅是故事内容的外在包装，以刺激、承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电视剧的时间、空间、人物、思想都不构成约束力；另一类则是明确主张还原历史，最起码是比较严肃的对待历史，以比较审慎的创作态度，在查找、遵循史料的基础上，尽量真实的来表现帝王的电视剧，产生社会影响的，如1986年的《努尔哈赤》，近几年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乾隆王朝》、《走向共和》、《秦始皇》、《大明王朝1566》、《传奇皇帝朱元璋》、《汉武大帝》、《贞观长歌》等。
　　2中国电视剧王朝时代的形象批判
　　这里，要关注的是第二类帝王剧的问题，因其对历史的严肃态度或者严肃表态需要我们的严肃对待。而这其中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走向共和》、《秦始皇》、《大明王朝1566》、《传奇皇帝朱元璋》、《汉武大帝》有着浓厚的悲剧性。其中，雍正、康熙、秦始皇、朱元璋、汉武大帝被刻画成了悲剧性英雄形象。《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有着英雄的气魄，但缺乏悲剧性，导演将悲剧性更多的给了他的对手海瑞，《走向共和》中的光绪、慈禧有着历史的悲叹，但却不是英雄形象。而这里正是在对比中批判前者帝王悲剧性英雄形象的问题。
　　帝王的悲剧性英雄形象，这类帝王形象一般都有以下特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中曾以历史主体英雄的标准，将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挑拣出来：现在姑且把值得我们替他作传的人开个目录出来，皇帝：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魏武帝（曹操）、宋武帝合。北魏孝文帝，北周孝文帝附。唐太宗，元太祖，明太祖，明成祖附。清圣祖，清世宗、高宗附。198从这个人物谱系来看，上面提到的这类帝王大都属于有为的帝王，所以在电视剧中表现出励精图治的精神风貌也就不足为奇。
　　电视剧中，雍正每天坚持早朝，最后临死前还在批阅奏章，汉武帝一辈子都在为大汉朝的生存而战，秦始皇、朱元璋则是为建立帝国，实现稳定而拼杀，康熙的一辈子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宁，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从来没有休息过。在电视剧中，反腐败更是占了很多的篇幅，特别是在《雍正王朝》中，积极推行清正廉洁的政治文明，收缴国库欠款，打击结党营私，下重手革新弊政，这是康熙选择他做接班人的重要原因和深切期望。该剧最后，出来滚动的字幕，对雍正的功绩加以总结：新帝（乾隆，引者注）继位时，国库存银已超过五千万两，而人们不应忘记的是，在继位之初，大清国的全部库银不足七百万两。以引导观众对雍正的价值判断。为了更有利的使观众认同帝王的形象，电视剧在叙事结构、叙事内容上往往巧妙的、令观众不易察觉的安排一些证人证言。《雍正王朝》中的乔引娣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乔引娣本是雍正的政敌十四皇子的意中人，雍正在关押了十四皇子后，为了让他见识自己为政和为人的风范，就将乔引娣留在了身边做了侍女。刚开始，乔引娣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是随着两人交往，乔引娣看到了雍正是一个有为的皇帝，不但消除了隔阂，还对雍正产生了爱慕之情。到了第40集中，乔引娣充满真情地对雍正说：皇上，你可不能病，我们大清国不能没有你，天下的百姓也不能没有你。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敌人眼中的雍正形象的转变，胡玫完成了对雍正这一悲剧性英雄形象的更好的塑造，而乔引娣在剧中的转变也引导着观众对她的观点的认同。
　　3结语
　　在《汉武大帝》中，担任证人的首先是司马迁。该剧从叙事结构上看主体上是倒叙，以汉武帝和司马迁的对话开场和结束，司马迁对待历史的认真态度可以做人格保证其看到的真实性。另外，《史记》中有很多批评汉武帝的言论，而在电视剧中，却删除了。和汉武帝一席长谈后，司马迁表示了悔改：陛下，您的一生已穷尽人力所能的一切，您总是为社稷子孙预作谋划，心存大仁慈，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陛下的确实一位雄才大略，辉秉史册的千古一帝。这一点，臣从来没有怀疑，也许卑臣本来就没有资格来评论陛下。臣愿意删除书中的陛下本纪，重新起草。倒是汉武帝宽宏大量，说：不用了，留作一家之言吧。除了司马迁，金日磾也是汉武帝的证人，他本是匈奴的王子，这点和乔引娣很相像。本是敌人的他从刺客手里救了汉武帝一命，并认识到汉武帝的不易：大汉朝不像我们的大匈奴，情况要复杂的多。这类帝王在道德上都是近乎完美的，他们一般不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要么马上改正，如果不能改正也会有一段强烈的自我谴责和自我反思。在《汉武大帝》最后一集，他来到忠烈乡，看到那么多的残疾人、老人过着那么凄惨的生活，对自己连年发动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公布了《罪己诏》。
　　这一行为无疑非常感人、非常民主，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非常罕见。这些悲剧性英雄形象有强大的忍耐性，能不杀人则不杀人，不冤枉无辜者，这也正是康熙给雍正那串佛珠的用意所在。如果他们有违法世俗道德的事情，也会用更为崇高的道德评判标准，比如政治道德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