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人生和人性 “文学即人学”，伟大作品对人生和人性的表露总是真实而深刻的，这就是文学经典长盛不衰的原因，被鲁迅先生定位于“人情小说”的《红楼梦》更是如此。 一、相似的人生感受 虽然红楼儿女所处的时代离我们确实久远了，现代读者有不同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但红学家吕启祥说：“这并不妨碍人们阅读作品时油然而生的一种亲切感、认同感，就如宝黛初会时感到似曾相识、故友重逢一般。这里不是指对故事的熟悉，而是指透过故事所传达出的人生感受的切己和普泛。”[1] 比如，贾宝玉在精神上的极端孤独感。宝玉是贾府长辈寄予厚望的继承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他除了感到家人的约束使自己“一点儿做不得主”之外，并没有感到由此带来的幸福和愉悦。宝玉从小的言行就不被人理解，周岁“抓周”，这个孩子其它东西一概不取，只抓了些脂粉钗环，父亲因此大怒，断言他“将来酒色之徒耳”；母亲称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府中小厮评价他“成天家疯疯癫癫，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是个“外清而内浊”的糊涂虫；宝玉最钟爱的姐妹们，像宝钗、湘云这些人，常嫌他不思进取，劝他要立身扬名。宝玉在世人眼里，就是个“行为偏僻性乖张”的异类。在这种极端的孤独中，唯有林黛玉能够理解和包容他，成为他唯一的知己，这也促使他爱情的天平向黛玉倾斜，并且终生不渝。 贾宝玉这种极端孤独感，我们从“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屈原身上，从“世人皆欲杀”的李白身上，从“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岳飞身上，从“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辛弃疾身上，都能发现。观之今人，那些锐意改革但遭遇重重阻力的政治家，那些勇曝行业黑幕但从此难以在圈中立足的良知者，那些青春叛逆常被父母亲朋批评指责的年轻人，甚至于我们自己，在某时或某事上，也都会产生如宝玉般的孤独感。 再如，使宝黛产生心灵共振的青春易逝、生命匆促感。整部《红楼梦》可以说就是一部青春的挽歌，其中尤以心灵敏感的宝黛感受得最为深切。“黛玉葬花”一节，林黛玉流泪咏叹的《葬花吟》表达的就是这一主题：“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当宝玉听到这些伤感的语句，“不觉恸倒在山坡上”，想到“林黛玉的花容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则自己又安在哉？……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这种人生须臾、世事无常的哀感引起了宝黛二人的心灵共振，也引发了我们读者的心灵共鸣，因为这是人类生命中共有的惆怅。这种惆怅我们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喟叹中，从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赋诗中，从莎士比亚那“时间会刺破青春表面的彩饰，会在美人的额上掘深沟浅槽”的感慨中，都能找到。 还有，贾宝玉所经历的人世沧桑感。宝玉是个博爱多情的人，但他却见证了一次次无情的生离死别：给他以青春启蒙的秦可卿死了、好友秦钟死了、令宝玉心存愧疚的金钏投井自尽了、宝玉关照过的尤二姐吞金了、尤三姐自刎了、朋友柳湘莲冷遁了、抱屈的晴雯夭亡了、倔强的芳官出家了、二姐三妹出嫁了，甚至连他最心爱的林妹妹也魂归“离恨天”，弥漫在宝玉心中的悲哀充盈天地难以排解。最后，宝玉赖以生存的百年望族无可避免地覆亡了，昔日的繁华荣耀一去不返，“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一切使他真切地体验到何为“沧桑巨变”，他选择出家为僧来平复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 我们读《红楼梦》，其实就是在品味曹雪芹一生的悲剧体验，那种沧桑感如此巨大，有时不免让人产生《好了歌》般的幻灭感，但熟读深思之后还会产生对名利美色的超越感，如吕启祥所言“这种超越建立在人生的沧桑经验之上，对一切暂时的、局部的、表浅的东西都会想得开、放得下。”[2]我们如果读懂了这一点，就能够更加真实地面对生活，更加洒脱地看待人生中的得失。 二、永恒的人性内涵 人性是复杂的，有真诚与虚伪、善良与邪恶、单纯与世故、相容与相斥以及自私、懒惰、贪婪等等。这些在红楼舞台上轮番上演，甚至于在一个人身上交错互见。 1.人性的对立 黛玉初见贾母，“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老太太这是真的悲痛；初见凤姐，那凤辣子先是夸她标致，继而提到林姑妈之死，“便用帕拭泪”，接着“忙转悲为喜”，这其中不乏表演的成分。贾母替宝钗做生日，宝钗说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这是迎合老太太的虚词；凤姐说小戏子扮上活像一个人，湘云冲口说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样。”这是有口无心的实话。 宝玉对女孩子关爱备至，往往替丫鬟顶缸；黛玉悉心教香菱作诗；宝钗出资帮助湘云办螃蟹宴、替岫烟赎回当掉的绵衣，这缘自他们善良的本性。贾环“素日原恨宝玉”，每每暗中算计，趁便要用热油烫瞎宝玉的眼睛；赵姨娘伙同马道婆使用魇魔法暗害宝玉和凤姐，几乎要了二人的性命，这凸显了他们内心的邪恶。 晴雯与宝玉相处，天然率真，毫无心机，只是“痴心傻意”地想着“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但她不懂要实现这个梦想需要王夫人的首肯。袭人温柔呵护宝玉宛如小母亲，同时她更明白封建家长对宝玉的期待，为避免宝黛二人将来出现“不才之事”影响到宝玉的名声，她到王夫人处进谏，提出让宝玉搬出园子，感动得王夫人将她升为准姨娘。这两位丫鬟的处事风格体现的是单纯与世故的区别。 平日的怡红院中，八个大丫鬟和八个小丫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领其俸。偶然一次，丫鬟小红到宝玉跟前做了一回大丫鬟的话儿：为宝玉倒了一碗茶。便被大丫鬟秋纹兜脸啐了一口，骂做“没脸的下流东西！……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再有一次，小红为凤姐当了一次差，便被晴雯讥讽“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这体现的是人群里相容与相斥的关系。 2.人性的卑劣 人性中卑劣的方面还有自私、懒惰、妒忌、欺软怕硬、贪得无厌等，《红楼梦》对此也多有体现。比如薛蟠新娶的妻子夏金桂见丈夫身边有香菱这等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心”，这是妒忌心在作祟。再如贾母过八十大寿，东府的尤氏来老太太这儿服侍，晚间看到大观园门开灯亮，怕不安全，就叫丫头传管事的来说话。两个婆子听见是东府里奶奶，不大在心上，说出了“各家门、另家户”这样放肆的话，这是欺负尤氏好性儿，换了凤姐，她们是万万不敢的。 管理者王熙凤深谙人性，她在协理宁国府时，首先归纳出宁府五大积弊：“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诿；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这些都是人性中的卑劣点。她从清点人员、整顿纪律入手，亲自分派任务，宣明职责，继而重惩违纪者，树立威信。经她这么一整顿，宁国府立马井然有序。 王熙凤威重令行，可谓是铁血鹰派，仆人们在她面前自不敢懈怠。可后来凤姐因病不能理事，家政暂由李纨、探春等代理，刁滑的仆妇吴新登家的“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青年的姑娘”，便借机难为二人。其他人作壁上观，都存了“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伏，出二门还要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之意。可见人心叵测，不够精明干练，是做不好管理者的。 3.人性的复杂 《红楼梦》中，人性的复杂有时交错互见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为“好人不全好，坏人不全坏”的现象。比如薛蟠这个“呆霸王”，不学无术，无法无天，为了争买丫鬟香菱，指使奴仆打死人命，自己带着家眷扬长而去，是够坏的。但他对母亲和妹妹却算得上关心和体贴。众人纷乱的时候，薛蟠分外操心：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外出经商数月，回来给母亲和妹妹各带一大箱子礼物。从这儿来看，薛蟠也有他可爱的一面。再如王夫人，经常吃斋念佛，怜贫惜老，对刘姥姥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亲戚，王夫人一次送给她一百两银子，叫她拿去“或者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别再求亲靠友的”，看来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但她对待儿子身边那些青春靓丽、她认为举止不够庄重的丫鬟，一概斥之为“狐狸精”并加以撵逐，金钏、晴雯因此死亡，芳官等人因此出家。由此来看，王夫人也够冷酷无情的。 4.人性在钗黛二人身上的体现 自有《红楼梦》以来，钗黛优劣问题就被列为红学的一大公案，有拥黛抑钗、拥钗抑黛、钗黛二元论、钗黛一元论等观点。目前普遍认可的观点是：钗黛体现的是两种人性或是人性的两面，如王昆仑将钗黛归结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典型，他说：“人类中间永远存在着把握现实功利与追求艺术境界的两派；一个人自己也常可能陷在实际福利与意境憧憬的矛盾中。”[3]王蒙表述为：“画一个太极图——阴阳鱼，如果黑的是林黛玉，那么白的就是薛宝钗。她们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自然的、充分的，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又是群体的、道德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表现为薛宝钗。” [4] 小说中的钗黛二人有时也有相反的表现，比如黛玉到贾府后“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还改变了原先饭后过一时方吃茶的习惯；而宝钗在宝玉挨打后不觉说出了“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这样忘情的话。 三、结语 《红楼梦》是一座内蕴丰富的艺术宝藏，本文只撷取了其中有关人生和人性的描述予以评析，希望读者能从书中读懂曹雪芹关于人生和人性的思索，并将其用之现实，在立身处世中能够少几分失意，多几分旷达；在人际交往中能够找到感性与理性、纯真与世故的平衡点，此之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