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人研究分析

　　相互之间不能完全地理解，无论如何也不算是灾难;忘记了我们会习惯性缺乏理解，这才是灾难。顾彬在《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中如是说。作为一名汉学家，作为中国文学(文化)的充满激情的旁观者，顾彬的汉学研究一直在试图理解我们所处身其中、因习以为常而陷入执迷的中国文学(文化)，他时常给我们带来震惊性的批判视野。在他眼里，交流并非等同于完全地相互理解。恰恰相反，交流开始于误解，为此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误读的正面意义》。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每一个理解者总是处于一定的前理解之中。前理解赋予理解者特殊的视域，理解是具有历史性的。不过，在与他者的关系领域中，这种视域并不封闭而是向他者开放的。理解者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交流而扩大自己的视域，与他者的视域进行融合，从而产生陌生的意义，使人呼吸到另外的空气从而更新自己。伽达默尔在视域融合中设想的新主体相异于现代性曾经所诉求的自我指涉性，是一种类似于马丁布伯所谓的我你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写道：在马丁布伯(18781965)那里，成为人就是被招呼成为人，对于伽达默尔来说，人就是由其此在中的对话建构而成，此在作为人既是为己也是为他人的。
　　顾彬主编了德国历史上最为繁浩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其中诗歌、戏曲、二十世纪文学三卷和近半部散文都由他亲自执笔。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导论语言与国家的形成中，他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对中国的执迷，这是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出来的术语。在吸纳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迈入世界历史、世界市场、语言共同体和世界文学，一个最为耀眼的变化就是中国由天下转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然而，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中国文学(文明)遭遇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如何完成这一过渡，是经由断裂还是继续发展，是经由革命还是演变?顾彬随即援引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观点，这其实是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表征，事实上，断裂与继续发展之间并未泾渭分明，而是相互缠绕在一起。
　　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指出，传统中国小说叙述并不会集中于一个唯一的主人公、一个唯一的事件，也不会允许超出体制内批评范围去探索国家和社会。历史剧变开始的真正年份是1912年，在这一年，中国帝国转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文学所要表现的公共生活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顾彬指出，短篇小说的引入在五四时期相当于一次革命。小说中的社会关怀和社会分析不再为了去费劲地调和矛盾，而是要引发人们渴望的对现存关系的颠覆。于是，在现代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叛逆之音。题材转换同时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转换，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标志之一。作家们的目标是中国的未来，而抵达理想未来的手段则是与过去的断裂和对过去的革命，这一目标他们执迷到了今天。
　　执迷也引起了盲目与偏见。顾彬继续写道：对中国的执迷表示了一种整齐划一的事业，它将一切思想和行动统统纳入其中，以至于对所有不能同祖国发生关联的事情都不予考虑。作为道德性义务，这种态度昭示的不仅是一种作为艺术加工的爱国热情，而且还是某种爱国性的狭隘地方主义。在这种情势中，中国文学经常与世界文学的追求相左，因为与全球共同体的逐渐形成同步，世界文学召唤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的文学。在与世界文学相遇的过程中，民族文学的视域开始与其他民族的文学视域相互融合，从而扩展出新的视域，这种新的视域甚至可以更新和激活一个民族的传统。正如王家新在《对中国的执迷和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指出的，世界文学不仅预示着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与融汇，也提示了文学的某种普遍价值标准的形成。世界文学是对民族国家文学的提升和超越。
　　顾彬尤其重视这个由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并且一再地在不同场合重提这个概念，对于中国文学，有时候，这个概念成为了他的批评坐标。在他眼里，中国现代文学选择了一种自律性策略，除了少数例外(鲁迅、巴金、钱锺书、冯至、郑敏、陈敬容、梁实秋、萧红、张爱玲等)，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服从于民族国家为作家提供的可能性和要求。所谓的对中国的执迷使中国作家陷入了自我视野的封闭之中。顾彬认为，对中国的执迷在狭义上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把中国看成一个急需医生的病人，其灾难性的后果是疾病和传统被画上等号，传统是中国所患疾病的病灶，以至于现代性的任务之一就成了反传统，不然中国无法进入现代。第二，因为政治理由和社会危机才向现代转向。现代作家的目标并非创造具有内在价值的作品，而是服务于实践，去治疗患病的中国。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政治变革和社会抗议的工具，并因此往往具有一种对于祖国现状的苦痛，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的苦痛并非意味着对人类存在境遇和人性困境的忧虑和迷茫，所以可以通过积极活动而得以克服。(不过，顾彬似乎并未指出现代文学史的集中建构是在1949年以后，所依据的必定是1949年以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冯至、穆旦、施蛰存、无名氏等较少关涉社会政治问题的作家被排挤到了边缘甚至放逐出文学史。)
　　在顾彬看来，对中国的执迷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民族主义。坚持世界主义立场的顾彬一向厌恶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导致的是视域的封闭和对意识形态的盲目认同。这一切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外在于世界文学的进程，至少并不能与之同步发展，而往往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开端。当然，顾彬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处于对中国的执迷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恰恰相反，他依然承认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特殊的品质之一。即使是面对19491979年间极端政治化和工具化的中国文学，他依然试图为它们辩护。他通过援引王德威的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仍然具有社会学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类文学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灵创伤。
　　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指出，对中国的执迷在文学上的再一个严重后果是，直到今天，中国的语言空间里还存留着一个被低估的过去和一个被高估的当代观念的影响。7在现代和当代中国，传统被视为理所当然需要超越的东西，而不是写作的强大基础，在顾彬看来，这可能是一种灾难。他在欧阳江河诗集《重影》英译本导言中重申了这一点，在西方国家，文学遗产常常是文学创作的基础，然而，中国的传统在当代诗歌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对于中国当代诗人来说，回归传统是一种过时的典范。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对于顾彬而言，与对他人的拒绝一样，对传统的贬低，意味着文学与真理失去了联系。
　　在德国灿若繁星的思想家中，顾彬偏爱于保守派哲学家，比如1989年后取代阿多诺等左派思想家、逐渐声誉鹊起的罗伯特斯佩曼(Robert Spmann)、皮柏(Josef Pieper)、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斯洛特迪克(PeterSloterdijk)、西蒙(Josef Simon)和奥托波尔诺(Otto Bollnow)等，其中很多是天主教思想家。尼采说过，我们需要学习在没有真理的情况下生活。当今最著名的德国天主教哲学家斯佩曼则反驳说，假如我们不需要真理，难道我们依靠谎言活着?上帝处于斯佩曼思考的核心地带。他认为，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能够找到上帝的痕迹。无论我们去往何处，我们都处在上帝给我们留下来的痕迹中，并发现什么是生活的意义。传统与现代之间并未断裂。非但如此，传统就是真理的蓄水池。我们需要不断回忆人的存在的起点、回忆人创立自身的开端，从而进入真理的秩序。这些观念都回响在顾彬的诗歌批评之中，他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一直告诫我们作家和诗人需要持续不断地追问生活的意义。这也是他反对英美实证主义哲学的原因所在，因为后者缺少精神性的反思和做出价值判断的勇气。
　　斯佩曼另一个观点是，人的存在是与历史境遇结合在一起的。顾彬属于由德国汉学家陶策德(RolfTrauzettel)所创立的波恩学派(BonnerSchule)。他将陶策德视为自己精神上的导师，并在1988年为《波恩汇报》写的一篇文章中首先使用了这一命名。波恩学派的主要观点是，一切事物都拥有自己或长或短的历史，批判者和阐释者应该慎重对待缠绕在事物身上的极具差异性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波恩学派的对手是美国学派，主要成员有狄百瑞(William de Bary)、杜维明和梅茨格(Thomas Metzger)等。波恩学派认为，美国学派的汉学研究缺少历史性，他们经常将一些现代概念措置到古典时代。在《略谈波恩学派》一文中，顾彬写道：目前不少人认为在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巴黎、魏玛经历了几个世纪后才逐渐形成的一切，在世界上无论何时何地早就一直存在。因此可以把一种文化中的概念脱离历史、随意地套用到另一种文化中，具体来说，就是把欧洲文化中的概念，套用到欧洲以外的文化中。仅凭相似的表面现象，就可以把主观性、公众性、人权之类的概念安插、运用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点。比如，他对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通过沈周的一幅画推测出中国在15世纪就已经发明了电视这个观点嗤之以鼻。他也反对在古人身上错乱地运用忧郁这个现代概念。波恩学派的汉学家们则主张，我们在认识一种文化、一个人的时候，需要做的是对其历史纹理的辨认，这些历史纹理就是这种文化和个人的独特面容。假如带着责任与谦逊迎接这种真正具有差异性的面容，我们的存在就会被引导进入一种新颖的伦理秩序，这就是阐释者作为沟通者的意义所在。我们的沟通的前提是将他人设定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可以给自我带来别样生命经验和精神内容的人，因此，自我在与他人的交流中被激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顾彬如此解释：我们只有在与一个真正的他者接触时，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按照顾彬的观点，美国学派因为对历史性的无视，将中国贬低为了毫无差异性的欧美精神的复制品，从而也就无法为欧美精神提供新的生长点，更不可能为其内在困境提供启示。传统的价值就在于其陌生性。
　　然而，顾彬是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汉学家中的一员，他清楚地意识到，现代性是当代文学的一个真实处境。顾彬在《长篇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指出，现代性的最重要的特点是速度。与之对应的是，现代文学语言也急剧地变换着面目。这就要求作家和诗人对历史具有高度的敏感和辨析力，沉溺于陈旧的语言和形式的文学毕竟是失败的。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在形式上的核心要求是让语言一直处于生成之中，在溃散与凝聚中保持着危险的平衡。他又写道：现代性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整体的丢失，中心的损失。人不再是一种人，现在变成了几种不同的人。这使得长篇小说的努力在现时代必然是失败的。顾彬所谓的长篇小说指的是19世纪的以宏大叙事取胜的小说，这种长篇小说拥有一种对整体的渴望。然而，这在经验已经变得碎片化的现代已变成了天方夜谭，除非小说本身成为碎片。然而作为碎片的小说已经摧毁了欲求反思整体的长篇小说的规定性，它们只能被称为长篇散体文，或者转变为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这样的处境中，诗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诗歌并不是对整体的渴望，而是通过对经验细节的凝视而呼应整体。现代世界丢失了整体，但并不代表整体失去了意义，实际的情形只是写作与整体的关系变得更加隐秘而幽暗而已。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一种直接的、由宗教全面塑形的过往文化能够作为纯粹余音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人类永恒的基本任务，并视之为人的基本可能性，以至于最终扬弃诗文与整体之间的分离，恰恰也能在诗文中认识整体。这也是记忆的使命所在。现代诗歌所要做的就是，在对整体的余音的回忆中，经受细节经验持久的考验，使生命活力在语言的持久运动中获得最终的绽放。
　　顾彬从康德那里总结出，现代性就是使人摆脱自己加诸于自己的未成熟状态，是人的精神成长和对自由的渴望。个体的成熟状态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对自我的超越而获得。但是，在一个意识形态肆无忌惮地凌驾于个体的时代，这样的成熟状态是稀少的。在顾彬眼里，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是逐步获得人性的成熟状态的过程。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在19491979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只有群体，没有个体;只有复数的我们，没有单数的我只有普遍话语，没有个人语言。朦胧诗的出现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幽灵。1979年后，突然强调人意味着强调个人、个人的历史，后者有别于官方版的历史，而与一代人的整体体验相契合。所以，顾彬清楚地看到，朦胧诗派的野心是对新社会的构想，所代表的是一代人的我，尽管脱离了意识形态化的僵硬主体，但尚未提升为成熟状态的审慎的独立个体。比如北岛的《回答》表达的就是一代人对自我的寻找。这是朦胧诗派招致后朦胧诗派批评的原因。
　　顾彬将对真正个体的追寻任务寄托在后朦胧诗派(第三代)身上。不过，事实上，后朦胧诗派的历史在尚未完成这一任务之前就已经终结了。臧棣指出，新一代诗人沉浸于写作的个性无限制地进入表达的喜悦中，无暇进行任何自省。这时，写作的可能性的洞察淹没在写作的个性的无限发泄中。终结的时间就是顾彬异常重视的当代诗歌的转折点：1992年，一个他认为比1989年更为重要的时间节点。1992年后的诗歌被称为九十年代诗歌，但这是一种过于含混的命名，就九十年代诗歌对个人的进一步发展而言，我们不妨将它命名为个人写作，臧棣、孙文波、王家新、胡续冬都在不同场合提到过形成于九十年代的个人写作。此时的诗歌写作中的个人才逐渐与各种庞然大物之间获得了反讽性的距离。当然，顾彬很清楚，个人绝不是单纯的自我。按照他在张枣诗集《春秋来信》德译本后记里所说的，我只是一个自觉的诗学面具，所以它与各种自传性写作拉开了距离，更与市场经济和国家拉开了距离。
　　在欧阳江河诗集《重影》英译本导言中，顾彬提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一场灾难。1992年后，市场改革启动，中国顷刻之间跃入了世界市场，其结果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抛入了一种全新的毫无把握的空间。在顾彬看来，诗人在遭遇了政治的敌人之后，又开始遭遇经济的敌人，当代诗歌被消费主义排挤到了社会边缘，诗人或沉默，或下海，或在丧失了大部分读者的情况下继续写作。然而，他以为在这场灾难中其实孕育着可能性。正如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所指出的，新的历史境遇使知识分子和作家丧失了以往作为警醒者和呼唤者的社会地位，却头一次为艺术家们开启了一种真正的个人立场的可能性。遭遇冷落的处境使作家和诗人们卸下了对意识形态的盲目责任，与此同时，通过个人的真实而独特的处境甚至困境，诗歌所获得的与真理的联系才精妙地转换成为语言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因为真正的诗歌如同追寻意义的生活向来需要一种内在的紧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顾彬所高度赞扬的语言维度，他将语言视为测度文学的最高标准，但是他心目中的语言不是自我繁衍的镜像游戏，而是听从真理召唤的语言，这样的语言通向伟大的思想。发明语言，即发明精神。从这样的语言观出发，他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的水准远在小说之上。他认为，中国的当代汉语在二十世纪已经遭受严重的破坏，必须进行修复甚至重建，而诗人们正在承担的就是这一职责，这要求一名作家拥有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
　　正如顾彬在张枣诗集《春秋来信》德译本后记里说的，西方至少知道资本主义仅仅只是生活的一半，而在中国，市场经济作为生活方式刚刚被允许，人们不想知道那另一半是什么。物质的利欲熏心导向自我麻痹的可能，而不是导向诘问。在顾彬看来，文学并不是对文字的消费，并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娱乐，他代表的就是生活的另一半，是我们必须呼吸的另一种陌生的空气，是对精神的、灵魂的生活的渴望。顾彬所推崇的文学作品都旨在向我们揭示着生活的另一半。尽管，在市场经济入侵全球的当代，当代诗人处于社会的边缘而变得忧郁和孤独，然而这也使他们避免了对时代幻象的膜拜，可以在另一种秩序中，以一种并未市场化的语言发明着诗歌所必需的精神基础，正如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所写的，当代诗人和作家却在边缘闪耀。他们的写作是在对等待救赎的灵魂持续不断地发出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