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他者策略探讨

　　一、他者理论
　　在文化领域的他者、他性概念是指：人们将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种制度定义为他者，是将他们置于人们所认定的自己所属的常态或惯例的体系之外。于是，这样一种通过分类来进行的排外的过程就成了某些意识形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性应该说是对于一种作为异于已建立的规范和社会群体的存在性质或状态的暂时命名。或者，从存在论和本体论的角度讲，是一种非我的状态；人们也可以说他性指的是个人依据性别、种族、和对于差异的相关感觉所做的自我与他人的区分。他者具体从性别上来说，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他者；从族群上来说，少数族裔是他者；从人种上来说，有色人种是他者；从地理上来说，东方是他者；从文化归属上来说，异质文化、非西方文化是他者。由此可以看出，他者存在于二元对立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作出所谓他者的划分的都是处于强势的一方。
　　二、《阿甘正传》简介
　　《阿甘正传》是反智电影的经典之作，它当之无愧地获得了1995年第6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电影时长为两小时二十分钟，呈现的历史事件涉及3K党对黑人的残害，猫王、约翰列侬及摇滚乐的风行，小石城事件，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杀，越南战争，黑人民权运动及女权运动，中美之间以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球外交，水门事件，巴布甘虾业公司的兴起等等。电影经久不衰，倍受观众喜爱。
　　三、《阿甘正传》中的他者策略
　　首先我们将分别探讨阿甘的妈妈和女友珍妮是如何被他者化的。阿甘的妈妈独自克服各种困难养育智障并有腿部残疾的儿子。为了儿子上学，她不惜和校长进行性交易。她教会儿子人生哲理：人生就是一盒巧克力，没有人提前知道会是什么味型。临终前，妈妈对阿甘说：死亡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注定要面对的。但我注定要做你的妈妈，我就尽力做好。阿甘妈妈是勇敢，坚毅，慈爱的女性形象的典范。电影反映了男权主义社会为女性建构的传统的家庭妇女的典型。现在，既然女性被联系或者或多或少地被限制于家庭环境中，所以他们就被视为和这种低等的社会或文化结构之间具有同一性。电影就是这样在观众对阿甘妈妈的同情和感动中将这种形象注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中。珍妮不幸的童年给她带来阴影的同时也铸就了她的叛逆。她从小就和命运抗争。影片中她说：和我一起祈祷，阿甘，和我一起祈祷。亲爱的上帝，把我变成一只会飞的鸟吧。飞得越远越好。这只小鸟奋力地摆脱命运对她的束缚，可是终究失败了。
　　她沦为了听摇滚乐，吸毒，过混乱性生活的嬉皮士。尽管一直抵制，可最终她身心俱疲时还是选择回到阿甘的身边，并孕育了孩子。这个终其一生与命运抗争的女人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了男权社会中寻求庇护。20世纪50年代女权主义者波伏娃说到因为传统的力量仍然是被男性控制，所以全世界的女性仍然是被贬到次要的位置。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变，可她们仍然独立自主，也无法与男性地位平等。
　　接下来本文将分析电影中的黑人巴布是怎样被他者化的。巴布性格单纯，对朋友真诚，对国家忠诚。他在影片提到虾就兴致勃勃，可见少数族裔的人生理想也就是安身立命，挣钱养家。可是巴布在战争中死得极其惨烈。战争结束后，阿甘成立了巴布甘虾业公司，资助巴布的妈妈，让她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在这里，种族可以被视为树立他者的一个关键策略。它内在的话语是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理性话语文化的低级阶段、高级阶段，文化的落后与进步，诸如此类；而它外在的话语则诉诸于视觉的策略非白人、有色人种，肤色在种族话语中成为一个象征符号。有色人种尽管在美国的历次战争和社会建设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终还是要靠白人的施舍与扶持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在白人男性为权利中心的社会，有色人种被建构成社会中低劣的他者。
　　最后本文将分析电影中中国的形象是如何被他者化的。阿甘从中国参加乒乓球比赛后回国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主持人问他：中国是怎么样的？他回答：在中国大陆，人们差不多什么都没有。在中国，他们不去教堂。主持人评价说：难以想象。（10）当时的背景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解冻的背景下，这样的访谈节目是在扭曲、丑化中国的形象。赛义德在《东方学》里面充分注意到了话语的塑形作用、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西方塑造东方他者的策略一是贬抑非西方，将其描述为西方社会的史前阶段，丑化、妖魔化，那里是专制落后的社会，毫无正义民主正义可言，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是绝对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拔高西方，将其美化为文明的传播者、真理的代言人。（11）在此中国被建构为贫穷，落后，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这是将这是发达国家卑劣的他者策略，是在潜移默化中贬抑中国形象并植入观众的无意识中。
　　总结
　　《阿甘正传》不仅是经典的电影作品，同时还是西方运用他者策略的一个经典文本。此论文运用文化批评中的他者理论分析了阿甘正传是如何对美国社会中的女性、少数族裔、非西方文化运用他者化策略的。本文旨在揭露其策略，以推动电影文本的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