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悲剧性的社会伦理层面比较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悲剧性的社会、伦理层面比较
　　一、社会层面：为没落贵族阶级谱写的挽歌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分别反映了所处的贵族社会由盛及衰的没落。《源氏物语》产生之时正值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摄政关白”时代，表面上百年无事，但天皇为首的贵族统治已经没落；而孕育《红楼梦》的时代则是沉滞老朽的中国封建社会入土之前的回光返照阶段。虽然紫式部与曹雪芹都声称“不敢干涉朝廷”，“不敢奢谈天下大事”，[5]然而正是这两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以敏锐的目光在歌舞升平中预见到本阶级颓运将至，用自己的作品奏出了末世悲歌。
　　（一）以小见大：从具有典型性的家族入手见证整个社会的悲剧性
　　两部巨著对社会悲剧的揭示都是从一个家族入手的。《红楼梦》中，曹雪芹找到了一个上通天下达地的世代簪缨之族——贾府，找出了贾府的浓缩型人物贾宝玉。《源氏物语》则更直接地把笔端伸向了源氏为代表的整个皇族。无论是《源氏物语》还是《红楼梦》都避开了战火纷飞的荒年乱世，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和昏君污吏与贤臣清官的忠奸斗法，皆落笔于“昌明隆盛之邦”，“花柳繁华之地”，将大量篇幅用于家族内部日常起居和男女情事的描写。贾府的颓败危机是在极盛中显露的，而光源氏精神崩溃的高潮是在他荣华绝顶时到来的。在曹雪芹笔下，无论是“以孝治天下”的仁君还是“忠于厥职”的贾政，无论是“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王熙凤还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探春都阻挡不住“盛席华筵终散场”；在紫式部手底，无论是出家还是入世，无论是源氏的美貌还是他“拯灾济危”的“善举”都改变不了末世的恶浊可叹。因而，两位作家在未倒的架子中看见发霉的内囊，他们刻骨铭心的痛苦失望的已不是某一类人，某一派势力，而是整个统治阶级，整个社会。
　　（二）后继无人：没落贵族的必然绝灭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揭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贵族的衰败并揭露了它的内在规律和历史必然。在以血缘、世袭为特征的封建等级制中，权力的继承往往是一个家族、王朝最敏感的矛盾点。两部巨著对衰败原因的揭示正是从继承人问题上入手的。
　　首先，它们都从现实上、从本质上写出了贵族后代的骄奢淫逸，堕落糜烂，展现了这一阶级的腐朽，同时又都从历史上从趋势上写出了贵族社会没落的必然，揭示了贵族社会后继无人的危机，但《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进了一步，它不仅写出了整体的腐烂，而且写出了个别的分化，写出了与封建正统势力相抗衡的崛起的一代。[6]这主要是通过有叛逆倾向的“不肖子孙”贾宝玉的形象显示出来的。虽然光源氏有时也表现出某些带有进步色彩的思想和举动，但从根本上说，他仍然是依照本阶级模式成长起来的，而贾宝玉则在预示内部坍塌危险的同时显示了外部冲击的威胁——他的出现是封建社会末期意识形态领域进步与保守势力的斗争日益激烈的反映，表现了新思想对旧传统的否定，而这种否定正是贵族阶级难以承受的最后的致命一击。当然，贾宝玉没有冲出本阶级而依附于进步阶级，他否定现实却看不到前途，无所作为与遁入空门的结局也构成了贵族阶级后继无人的悲剧的一部分。
　　（三）同中有异：两部巨著包含不同的社会悲剧因素
　　在社会悲剧的反映上，《红楼梦》不仅比《源氏物语》更深刻而且也更广泛。《源氏物语》在地域上还是社会层面都封闭在狭隘的世界里，极大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批判力量；而《红楼梦》的艺术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公子闺秀之中，其中有名姓可考的四百多个形象，绝大多数是紫式部不屑一顾的小人物，曹雪芹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充斥于“温柔富贵乡”而一触即发的各类矛盾和在底层挣扎了千余年的奴隶在近代曙光到来之前具有全新意义的觉醒和反抗。这使我们在一个更加开阔的背景上看到贵族阶级“昏惨惨似灯将尽”的现实。
　　曹雪芹和紫式部同具对末世的敏感和对贵族社会哀挽不迭、无可奈何的态度。但由于时代不同，世界观不同，他们审视、针砭的立足点是有高低之分的。曹雪芹对社会悲剧的形成及原因比紫式部看得更透彻，哀叹更深沉，批判更尖锐。紫式部的揭露往往是含蓄的，甚至带有欣赏的成分。[7]这是《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对社会悲剧的揭示在深度、广度上产生巨大差别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源氏物语》更多表现了贵族悲剧性的历史，《红楼梦》则更多显示了贵族的灭亡。他们分别以自己对这种社会悲剧的揭示引起人们对现有社会永久性的怀疑，出色地完成了现实主义的历史使命。
　　二、伦理层面：贵族后代无力补天的揭示
　　沿着社会悲剧的方向深入下去，我们还可以看到两部巨著间另一个难以忽视的共同点：对贵族后代无力补天的揭示都集中在伦理道德问题上。以此为新的出发点，两部作品主题的悲剧性也由社会层次步入伦理层次。
　　（一）和而不同：“善”与“善”的碰撞与共鸣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伦理学意义可归结为善的毁灭。但是不同的立足点和人生态度决定了他们反映的“善”即伦理意义悲剧性的巨大差异。
　　在紫式部和曹雪芹的笔下，光源氏和贾宝玉都是贵族里“善”的化身，他们的善又都是以“泛爱”为主要特征的。这两个人的“泛爱”都明显体现在对女子的态度上，然而表面上的重合不能说明本质上的相同，性格特征的外在相似也不等于思想内涵的一致。因为“泛爱”作为一种善、一种人格特征是与特定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光源氏和贾宝玉“泛爱”的本质区别便显露出来了：前者与贵族等级制密切相联，后者与新兴的民主要求息息相关。
　　光源氏作为贵族社会的理想形象确实显得与众不同。仁慈、宽容、多情，似乎集众美于一身，他与爱过的女子共享荣华，对不爱的女子也给予照顾，“善举不可胜数”，但此类“善举”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到自己优越地位的统治者对下层的恩赐怜悯，一种以温情似水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占有欲，这种看似平等的爱是建筑在等级分明、不平等的基础上的，所以光源氏的“泛爱”常常破绽百出，自相矛盾。
　　作为封建传统、等级观念的叛逆者，贾宝玉的“泛爱”则“贯穿了反封建主义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8]他与光源氏的根本差异正在于对本阶级人生道路顺应还是叛逆的不同选择上。光源氏婚后对继母藤壶的依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自主的追求、对封建伦常的悖逆，但这至多是短暂的、仅限于特定问题的背离，他思想的主导部分从来没有背弃本阶级的轨道。而贾宝玉的叛逆则是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并有日趋系统、成熟、坚定的发展过程。平等自主是他整个叛逆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他很少摆主子架子，不耍兄长威风，不以贫富定亲疏，这种民主平等思想更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少女们的爱悦和关切上。
　　贾宝玉认为：“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这种以矫枉过正形式提出的男女平等的进步要求与光源氏的怜香惜玉有极大的不同。源氏也觉得“世间女子个个可爱”，但这是因其千娇百媚可满足他精神、肉体的贪欲，而且他与女子耳鬓厮磨并不妨碍他在仕途上周旋高攀；而贾宝玉的“博爱”更多体现为他对姐妹丫鬟们的同情和爱护，[9]而且他沉于“内帷厮混”的 主要原因就是对那些热衷于封建功名的“须眉浊物”的深恶痛绝，认为女子要纯洁得多。
　　正因为贾宝玉的“泛爱”是他自由平等精神的组成部分，所以这种爱是以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为前提的，他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所爱的人，而是顺其自然，给予充分的自由，而只有对光源氏绝对服从而完全丧失自我的人才能得到他“泛爱”的雨露。
　　宝玉对黛玉、源氏对紫姬的爱情是两位主人公之“善”的最高体现，但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宝黛之爱建筑在共同的叛逆思想基础上，是平等自由的感情，而紫姬是源氏按照贵族标准一手培养起来的，是源氏意愿的对象化，在这一点上，宝黛的爱情远远超越了源紫之恋，显示出对新婚姻观念的执著追求。
　　（二）寻根溯源：不同文化背景下绽放的伦理之花
　　两位主人公不同的“善”显示了作者不同的历史出发点和伦理标准。随着中国近代史开端前夜的到来，反映新兴民主意识的种种思想理论也应运而生。贾宝玉的形象和他的进步要求正是这一时代的必然产物，他的“善”基本上体现了生活的客观现实性，而光源氏的“善”更多的带有作家主观理想性的成分，“在一夫多妻制的婚姻习俗下，紫式部不可能产生彻底否定这种习俗的思想，于是只好把她渴望的、理想化了的幻影当作她作品中的主人公，而无法对源氏进行超越时代的指责”。[10]紫式部并不反对贵族等级鲜明的传统伦理观念，她谴责的只是贵族本身对这种观念的践踏。她把改变妇女被蹂躏命运的愿望首先寄托到贵族男子的道德完善上，而这种完善的全部内容，便是向传统伦理的复归。所以光源氏的“善”不仅不是对封建等级伦常与礼教的违逆或超越，而是对其中最有欺骗性成分的恶性发展。
　　两位作家不同的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也可以在其他形象身上得到证明。《源氏物语》中被紫式部称为是完美的理想人物的紫姬和明石姬把她们的真实感情压抑到传统规范所允许的最低限度，靠着这种压抑她们达到了女德标准之“善”，对此，紫式部是欣赏并给予了美化的。与此相反，对那些不能以理压情、安于接受嗟来之食的人物，如葵姬、六条妃子，作家都是有所批评的。由此可见，紫式部系于传统道德兴亡的“善”的理想，是要靠恶的收敛、善的屈从，即善恶的调和来实现的。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也以对传统的维护或悖逆作为衡量人物的一根准绳，但他对人物的态度与紫式部恰恰相反。宝钗和袭人，一个“四德皆备”、随分从时，一个“至善至贤”，她们都毫无保留地恪守纲常名教，但这对妻妾却没能得到曹雪芹的青睐。相反，曹雪芹对不那么安分守己的黛玉和晴雯倒是倾注了满腔热忱，曹雪芹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新的值得肯定的人生价值，但统治阶级对她们的磊落、不满现实却不能容忍。
　　紫式部以中庸之道调和冲突，曹雪芹却将大量篇幅用于揭露矛盾，突出被害者的反抗。《源氏物语》中，花散里、末摘花等长期忍受被遗弃痛苦的贵族妇女，被源氏稍一光顾便感动异常，源氏的乳母、侍女因能服侍如此高贵的人而觉得荣耀万分。而《红楼梦》中，宝黛并不因过着珠围翠光的生活而甘心走上封建家长规定的道路，大观园的丫头们没有因为“暂时坐稳了奴隶”而对主子感激不尽，晴雯“谁又比谁尊贵些”的呼声，鸳鸯抗婚的行动都体现了奴隶们与贵族等级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体现了她们对人的平等权利和支配人身自由的不懈追求。
　　在这一悲剧层次里，《源氏物语》侧重的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过程，而《红楼梦》着力显现的则是新的人生价值在旧势力压迫下的毁灭过程。比紫式部更进一步，曹雪芹不仅反映了封建传统的崩溃，更写出了叛逆者、反抗者的悲歌。同怀改变不合理现象的愿望的两位作家，在以何种方式弃恶求善的问题上却分道扬镳：紫式部呼唤过去，曹雪芹指向未来。然而共同的现实主义原则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一起写出了传统伦理大势已去，将为新者取代的历史必然。
　　三、结语
　　综上所述，《源氏物语》、《红楼梦》主题的社会悲剧性集中体现在社会、伦理层次上，二者的悲剧性都与其所处的时代、伦理密切相关。而这种悲剧性的根基则潜藏在人的全部精神世界的悲剧，即人的本体悲剧中。人的欲望无尽而强烈，但社会必然要以法律和伦理规范对其进行压抑和束缚，于是就形成了“欲”与“理”的冲突。光源氏纵欲，贾宝玉禁欲。在“欲”与“理”冲突时，光源氏崩溃了，贾宝玉也陷入“无故寻仇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痴狂迷惘状态中。紫式部与曹雪芹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人物送进坟墓或送进寺院，两部巨著都弥漫着浓厚的佛教宿命思想和消极虚幻成分。因为当人类感到命运无法把握，在其主宰下无可奈何的时候，为维持精神平衡必然走向死亡或宗教。在这个意义上，虚幻感、神秘感正是对本体的一种深切体验。有人说“色空”只是《红楼梦》的“外壳”，在对爱情和家族进行归结时，《红楼梦》“陷入了以‘色空’观念为主的理性的自欺之中”，[11]而《源氏物语》的佛教精神也只是当时社会风俗的一种表现，其实它们不但是作品主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作家对人类悲剧探索的必然结果。总之，这两部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及其意义都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