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与英国文化教育的发展

　　阿尔弗雷德与英国文化教育的发展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文化教育的发http://Www.LWlm.cOm展与基督教的传人及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597年，圣奥古斯丁受教皇格列高利的派遣率领了40人来到肯特王国进行传教时，受到了国王艾塞伯特热情的接待。之后，教堂和修道院在不列颠陆续地建立了起来。基督教的传播和异教徒的皈依推动了不列颠教育和艺术的发展，但直到669年，小亚细亚的提奥多担任英格兰大主教后，才开始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系统地教授拉丁文、希腊文和罗马法，此外还教授教会音乐和宗教历法的计算，以及宗教韵文诗的创作方法。682年，提奥多的朋友、收藏家本民狄克·毕斯科普在诺森伯里亚的耶罗和韦尔矛斯建立了修道院，并在院内收藏了一些欧洲最好版本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书籍。此外，在韦尔矛斯修道院里还诞生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和史学家比德(673—735)。“公元8世纪是充满文化生机的和平时期，所谓的‘阿尔昆时代’尤为光彩夺目”。然而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由于受北欧维京人(先是挪威人，后是丹麦人)的劫掠而中断。北欧丹麦人的入侵，不仅给英国造成了社会混乱、经济萧条，文化教育也随着修道院的被焚毁而趋于衰落。在此背景下，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不仅成功地率领英国人抵抗了丹麦人的进攻，而且采取积极的措施，为英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作了突出的贡献。公元8世纪和9世纪西欧教育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是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768—814)，另一个是英格兰阿尔弗雷德统治时期(871—899)。然而与查理曼相比，国内史学界对阿尔弗雷德的关注则要少得多，这与阿尔弗雷德在历史上的功绩极不对称，本文试图在这一领域作一粗浅的探讨。   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Great，848—900)在击败了丹麦人之后，面对曾一度辉煌的智慧和学识的消失，他在其翻译格里高利教皇的《牧师的职责》的前言中写道：“曾经，国家有过一个辉煌时期，国王信奉上帝，国内安定和平，牧师们渴望传授知识，学习知识，国外的人们为获得知识和智慧纷至沓来，然而自那以后，知识大幅度地走向衰落，以至到了现在，一直到亨伯尔河(位于英格兰的中南部)的南端，都很少有人能够懂得拉丁祈祷文或能将其翻译成英语。”为复兴和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阿尔弗雷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复兴修道院制度。英国著名文化史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指出：“在从古典文明的衰弱到12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700年的整个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只是通过修道院制度，宗教才得以对这些世纪的整个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可见，在中世纪早期修道院在文化教育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丹麦人在对英格兰进行劫掠时，首选的对象就是富裕的教堂和修道院，因而对英格兰教会和教育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阿尔弗雷德曾哀叹地回忆童年时“教堂屹立，充满着宝藏与书籍——曾几何时，即被丹麦人掠夺烧掉”的情景。“没有哪一块基督教的土地，比英格兰城9世纪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酷了；也没有哪个古老的修道院文化中心，遭受过如此彻底的摧毁。   阿尔弗雷德通过教会鼓励教育，开始了他的改革。他在当时提出了一项明确的教育政策，即在格里高利的《牧师的职责》译序中，要求威尔弗斯主教注意青年的教育问题。他说：凡是具有自由身份的英格兰青年，如若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从事学习，则应令其入学，在他们的学业尚未臻于适合各种职务的程度时，不能中止学习，直至能较顺利地阅读英文着作为止；对于那些愿意进一步深造的青年，则要教以拉丁文，促使他们达到较高的水平。   为了继续发挥修道院在教育中的功能，阿尔弗雷德国王着力兴办修道院，雇佣许多助祭收集、抄写书籍，以充实图书馆。他在阿塞尔尼(Athelney)建立了一所修道院，但在招募修士时遇到了困难，因为贵族和自由民不愿过隐修生活。他只好招募外国人和儿童。此外，他还在沙特伯里(Shaftes-burg)为妇女建立了一所女修道院。王后也在温彻斯特(Winchester)建立了女修道院。但阿尔弗雷德没有对宗教制度和宗教礼仪作系统的变革，在他看来，王国宗教复兴的关键就是任命那些虔诚的、有知识的和值得信任的主教和修道院长担任一定的职务，使其各就其职。   第二，仿效查理曼创办宫廷学校。在欧洲大陆查理曼的影响下，他将其收入的八分之一用来创办宫廷学校。在宫廷内部，他将自己的子女、贵族们的儿子甚至一些出身不高但聪颖的孩子们聚集起来，为他们聘请教师，主要向他们传授拉丁文和英文的阅读和写作。阿塞尔曾这样描述当时宫廷学校的学习情景：“埃塞尔沃德是国王的小儿子，由于国王的神圣劝告和值得称赞的远虑，他被委托给学校。在那里，他同国家几乎一切达官显贵的孩子以及许多还不甚显贵的人一起，在教师勤勉关怀下成长起来。在学校要读拉丁文和撒克逊文两种语言的书籍。他们也学习写，以便在从事成人技巧，即狩猎以及适宜贵人的类似消遣的年龄之前，能在自由艺术方面变得勤奋聪明。”   在国王阿尔弗雷德统治时期，甚至贵族妇女也学习阅读。据说阿尔弗雷德的女儿奥尔弗斯雷斯还学会了《拉丁圣诗集》(the Latin Psal-ter)，能够阅读英文书籍，特别是诗集。   为了推动教育和学术的发展，“阿尔佛烈德大王亦从欧洲各地邀请学者到英国讲学。如从威尔斯聘请亚塞主教；从法兰西聘请艾利基纳；尤其是重金聘请了默西亚的普雷格蒙德和魏弗兹、圣阿姆的格里姆彼尔得以及易北河口附近的老撒克逊人约翰等等”。这样，在公元878 885年间，他的宫廷里总是高朋满座。宫廷学校的开办，使他的宫廷成为教学的中心、学术的中心、虔诚的中心、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传统感情的中心、艺术的中心。   阿尔弗雷德的教育计划并不仅仅局限于宫廷学校的创办，他指出：“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安静，就可容易做到让英格兰现在出身自由民并有足够财力从事学习的青年，在还不适于其他任何职业以前，长期专心学习，直到他们能阅读英文作品。让那些继续学习的人，以后受更多的拉丁语教育，并提高他们的地们等。”   第三，组织并亲自参与拉丁文著作的翻译，为知识的传播与发展提供基础。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上，国王积极作出表率，阿塞尔在《阿尔弗雷德大  帝生平》中写道：国王只要有空，就请伍斯特教堂的主http://Www.LWlm.cOm教沃尔弗里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普利门德以及埃塞尔斯坦、沃尔乌尔弗日夜为他念书，从不让他们离开自己。此外，国王还派使者到高卢请来德高望重的教士格林保尔为他讲学，这样，使其眼界大开，获得了各方面的知识”。由于多年文化教育的荒废，造成许多人无法阅读拉丁文。为了复兴衰退的英国教育体制，培养明智的执政者和神职人员，为英国的统治注入智慧与公正。   国王身体力行，“在圣普莱格蒙德大主教(Archbishop St·Plegmund)、威尔士人阿瑟尔(As—ser the Welshman)、弗兰德尔人圣格利姆巴尔德(St·Grimbald the Fleming)和萨克逊考威的修道院约翰的帮助下，开始进行他的一系列的翻译工作”。阿尔弗雷德亲自参加翻译的拉丁文著作包括波爱修(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奥若修(Orosius)的《世界通史》(University History 0f the World)、比德(Beda)的《英格兰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Eng—land)和教皇格里高利的《牧师的职责》(PastoralCharge)等，此外，他还对拉丁文著作进行注释、评点和解说。国王还将其翻译的《牧师的职责》，向每一教区赠送一本，并规定任何人不得随意带出教堂，以供教徒阅读。   除了对拉丁文著作进行翻译以外，他还亲自参与编纂了《盎格鲁·萨克逊编年史》。这是用盎格鲁·撤克逊语言写的第一部历史著作，它记载了每一年的重大事件，是后代历史学家研究那个时代的必读之书。格尔布莱斯(Galbraith)教授指出：英国历史的前五百年，似乎找不到三个以上有文化的国王，而阿尔弗雷德是其中最有文化的国王。“他是亨利八世前唯一写过书的英格兰国王。”   由于诸多原因，阿尔弗雷德的许多教育计划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受教育的对象依然只是局限于少数群体，修道院制度在其统治时期也并未得到复兴。但与同时代的欧洲领导人相比，他更具有长远的眼光。“阿尔弗雷德国王不像如法兰西的尤底斯，德国的阿诺尔夫和普洛文斯的波索这些大陆上的同时代人，他并不满足于组织一次成功的军事抵抗。在他同时代的统治者中间，只有他意识到了精神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他在恢复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上花费的精力，并不比他在保护民族生存上花费的精力少。”“很难确知阿尔弗雷德的文化复兴到底取得了多大成就，但它肯定造就了更有学问的僧侣和更有知识的俗人：这是两个世纪后教会改革的良好基础。”   首先，阿尔弗雷德深刻地认识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阿尔弗雷德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个认识到教育的社会价值的君王，他虽然是一个宗教国王，但他的教育活动并不只是为了培养更多的牧师或圣职人员之目的，而是为了使他的国民能更好地为国家尽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努力被视为英国国家关注教育的开端。”   其次，阿尔弗雷德注重民族语言的发展。他关注的是用民族语言来发展文化，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增加用英文书写的书籍，而拉丁语则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和地方由合适的老师和学生来进行。   他的试验为后来民族语言的阅读与学习树立了榜样，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在盎格鲁·撒克逊后期学术领域内拉丁语和英语之间的关系。   用英文写作的习惯在9世纪期间得到了发展。   最后，阿尔弗雷德组织编写的《盎格鲁一萨克逊编年史》，为英格兰的统一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础；更重要的是，他颁布了著名的《阿尔弗雷德法典》，把基督教原则与日耳曼传统法结合起来。他修改了《圣经新约》中的“己之所，施之于人”，将其改为“己所不，勿施于人”，并且告诉大家：“如果法可以牢记这一点，就可以维护正义，而不需要其他法典了。”后来，《阿尔弗雷德法典》成为英国习惯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