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分析苏德战争，总结经验，并为我军与国军反摩擦斗争做出贡献

　　朱德从不照抄照搬别国的战法，而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结合中国的实际，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借鉴国际作战经验，特别是苏德战争规律，采取灵活的作战方法。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时，起初，一部分人对苏联能打败德国缺乏信心，对国际形势和德国法西斯的本质认识不清。
　　朱德听说后，明确指出：＂大家要认清当前国际形势，不能只注意外表。虽然德国表面上很强大，但他本质是很虚弱的，因为德国法西斯没有人民作基础，它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是侵略战争。而苏联有人民作后盾，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只要坚持一二年，一定能打败德国法西斯。＂
　　朱德还特别强调：＂人民，这是比任何工业作基础、武器占优势的先进东西，是起决定作用的制胜依据。＂
　　可以说，这种分析是深刻的、全面的，极大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反攻的信心和勇气。1942年，苏联发起夏季攻势，德国由于战略上的失败，已由进攻转为防御，形势朝着有利于苏联的这一方发展。
　　朱德及时系统总结了苏联胜利的宝贵经验，深刻指出，苏联红军之所以能获胜并转入反攻，＂首先是因为它有高尚的政治品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积极的进攻精神；红军的教育训练与抗德战争的实际是密切联系着的；有坚强而富有生产能力的后方，这一后方并洋溢着拥军参军的无限热情；有盟国的团结一致与英美的援助。而这些经验恰是我国军民在坚持抗战准备反攻中所最需要研究与学习的＂。
　　为了借鉴苏联经验为反攻作早日准备，朱德号召：＂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而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是在敌后坚持抗日根据地，消灭敌人，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力量。＂
　　他特别强调：＂解放区的军队站在中国大陆的大反攻前线上，要担负起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来协同国内一切友军和同盟国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
　　朱德不仅在战略上有了开展反攻的思想准备，而且在军事和物质等方面作了具体部署。他指出：＂为了准备反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对于主力兵团向运动战的转化，要在适当的集中作战进攻敌人的过程中，逐渐锻炼和学习。民兵的训练，也要注意，同时要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全军动员起来，进行生产与节约，储蓄粮食和物资；自己努力，筹集大反攻所需要的物资。到将来集中作战之时，可以有备无患，而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和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
　　1945年初，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积极响应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对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1945年8月9日，朱德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深刻指出：＂准备反攻现在已成为实际。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掀起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县城61座，收复国土2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000万人口＂，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为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显而易见，上述宝贵的军事思想为抗日反攻乃至整个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二、以民族大义为重，倡导、推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抗护国共合作。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朱德总能坚持以抗日民族大义为重。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注意掌握分寸，在军事反击中适可而止，及时主动后退，做出适当让步，以争取国内和平，为进一步谈判打开大门，使顽固派知难而退，并争取中间分子同情，从而继续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
　　但当时有些干部并不完全了解这场反磨擦斗争的性质和方针，只是沉浸于军事斗争胜利的兴奋中，想给对方以更大的打击。朱德冷静思考、理性分析，并及时提醒大家：要防止单纯军事观点、图快一时的盲目行动。
　　1940年6月20日，朱德出席延安干部会议并作题为《华北抗战的总结》的报告，又强调：＂要贯彻党中央的统一战线策略，坚持团结，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实行三民主义，坚持进步，坚持抗战到底。＂针对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朱德均提出严肃告诫。1940年8月8日，朱德出席讨论统战工作和财政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指出：＂华北党和部队有些干部骄傲，许多士绅和友军来找我们，但他们不注意做统战工作，今后要注意。＂
　　朱德还号召全体中国军民要坚持抗战，加强团结。1940年7月5日，为纪念抗战三周年，朱德发表讲话指出：＂全国一切抗日军队，应当更加巩固自己的团结，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克服空前的严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1940年8月15日，朱德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张自忠等抗战阵亡将领大会，再次强调：＂抗战要真抗，不要假抗，大家要团结，共同为战胜敌人而奋斗。＂尽管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击敌、和友＂的方针，但国内政治局势却越来越险恶了。这种变化，直接受着当时国际形势急剧动荡的影响。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同盟。英美也愿意以种种条件争取国民党政府。这使得蒋介石自感身价陡增，得意忘形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当时国内外一些人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全面爆发。1940年10月21日，朱德强调：＂查敌后抗战，日益处于艰难境地，惟有团结一致，相让为国，乃能图存。＂1940年10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朱瑞、陈光、罗荣桓，指出：＂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军事上严守自卫，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加强了团结，维护了国共合作。
　　第二，重申又联合又斗争，决不先打第一枪。
　　抗日战争中期以来，面对顽固派的一再挑衅，朱德坚持抗日大局为重，一方面采取自卫原则，另一方面总是尽量进行说明、争取工作，并在不丧失原则的前提下，作些必要的让步，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渐起，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
　　朱德及时分析形势，认为在世界大潮流中，民族的冲突大于阶级的冲突，今后的中心工作还是统一战线，要用一切方法巩固统一战线。他还提出了各地反磨擦斗争的具体办法、策略原则和部署：如他指出，我们的态度是一切为着团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顽固分子先向我进攻，则以自卫姿态给以有力打击；反击适可而止，一定的让步是必要的；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孤立打击顽固势力，争取培养同情我之力量等。
　　1940年，朱德参加一二九师暂编新一旅旅长韦杰的婚礼，在婚礼上，朱德讲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范汉杰、孙殿英等国民党军队就在你们周围，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同他们交往中注意又联合、又斗争，决不先打第一枪。＂
　　1940年12月13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国民党制造苏北磨擦问题时，朱德发言说：＂统一战线工作要有本钱有力量才能发展。我们愈有力量，对方便愈不敢惹我们，此外在党的力量上，在经济力量上都要建立基础，才能开展统一战线，才能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基础。＂
　　1943年国民党当局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企图再次发动反攻高潮，进攻边区。朱德在7月4日致函胡宗南，呼吁：＂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他一方面又致电蒋介石等，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另一方面，又加紧军事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防止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再次得逞。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国际压力，加上共产党已有准备，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国共合作终于得以艰辛地维系到抗战胜利。
　　第三，尽力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
　　抗日战争面临着严重困难，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国内团结、战胜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便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团结的是仍有抗战积极性的广大中间势力。这些中间势力包括：国民党的多数党员，中央军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朱德认识到，能否争取到中间力量的支持和同情，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战争的成败。1940年5月29日，朱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国共磨擦问题时，强调要继续争取中间力量，继续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指出：＂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
　　6月27日，朱德又说：＂目前我们要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对立起来。……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地主愿意把粮食供给我们；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他们会跑掉。＂
　　1941年1月29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只有 ‘尖锐对立’的政策 ‘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1946年2月3日，他出席延安各界两万余人举行的庆祝和平、民主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国民党、各党派的民主分子，和国内外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人们，亲密团结，长期合作，来实行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不让任何人加以破坏。＂他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团结一致，坚持和平、民主的方针，战胜一切困难。1946年4月2日，朱德又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是主张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士共同建设解放区的，今后我们一定继续抱着十分的热忱来与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合作。＂
　　可见朱德虽是军事最高领导人之一，但他同样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发展与维系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这是以往的研究未曾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