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自家的牛舌头被割了，包拯把牛杀了把肉卖掉，小偷会自首

　　1973年4月，因为附近一项建设工程批准上马，安徽合肥的包氏家族墓群需要迁葬。
　　这个包氏家族的先祖，就是合肥历史上最有名的大臣，妇孺皆知的包拯＂包青天＂。
　　在一个规格狭小、摆设简陋的墓葬之中，一片残破的墓碑被挖了出来，墓碑上的字清晰可辨：《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
　　这块千年石碑为我们解答了第一个传说中的问题：包拯果然是清正廉洁、身无余财的大清官。
　　那么它是否能为我们证实第二个不知在多少史书、戏剧、演义中描绘的那样，包拯是个断案如神、明察秋毫的大＂青天＂呢？
　　答案是也有。
　　只管回去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这一年，38岁的包拯在为去世的父母守丧期满整整半年之后，终于从悲伤中走了出来，了无牵挂地重新踏上了仕途。
　　朝廷将这个大孝子安排在了一个离家乡不远的地方：扬州天长县知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滁州天长县。
　　此时的包拯不过是一个普通官员，远没有后来震动天下的名声。
　　刚刚走马上任不久，包县令的衙门就发生了一桩怪事。
　　一位农夫来到大堂，说自己丢了一样东西，但这件东西听起来，却让人哭笑不得：不是什么黄金白银，也不是什么家传宝贝，而一条舌头。
　　不过这确实是一条十分值钱的舌头，因为它属于农夫家里的耕牛。
　　在农业社会，耕牛的地位和价值一直居高不下。自先秦开始，历朝历代都对耕牛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保护，严禁不报告官府就私自宰杀耕牛。
　　北宋当然不能例外，法律明文规定：＂凡无事杀牛者皆判刑＂ ，别说别人家的牛不能故杀、误杀、盗杀，就算是自己家养的牛，随便杀了也要判一年有期徒刑。
　　且不说当时的医疗条件对于伤口感染基本束手无策，失去舌头的耕牛，吃不能吃，动不能动，实际上也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尽量减少损失，农夫才不得不急急忙忙先来官府报备，请求准许自己杀牛吃肉。
　　但另一个问题是，这件用心如此险恶的事情，究竟是谁做的呢？
　　当时并没有什么DNA之类的先进破案技术，对方只要偷偷把割走的牛舌一煮，不仅能够改善伙食，而且从此销赃灭迹，再也不可能找到对证。
　　就算他包拯可以问遍十里八村，找出最有嫌疑的案犯，但无法做到人赃俱获，也就无计可施。
　　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
　　包拯在公堂上来回踱步，苦思冥想。
　　堂下的农夫只能不知所措地等待判决——至少只要能够批准杀牛，至于能不能抓到罪犯，恐怕他也没抱有这个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只管回去，把牛杀了。＂ 最终，农夫等到了包拯的回答。
　　不过包拯马上又补充交代了一句：＂一定要把肉卖掉。＂
　　这当然正中农夫下怀，不管怎么说，能多弥补一分损失也好。
　　农夫虽然回去了，但包拯的工作还没完。
　　在古代，由于牛皮可以制作盔甲、牛筋可以制作弓弦、牛角可以制作弓身，按照规定，农夫前脚杀了牛，包拯后脚就要派人去农夫家中缴收牛皮牛筋牛角这些军备物资。
　　谁知包拯竟然像忘了这事一样，迟迟没有派出一名衙役。
　　自投罗网
　　果然不过多久,天长县的集市上，就出现了兜售牛肉的农夫。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只能吃到快要病死老死的牛肉，肉质当然不能和这头遭到飞来横祸的壮牛相比。
　　农夫的摊位前人来人往，着实有不少人对如此新鲜优质的牛肉称赞不已。
　　包拯还是没有派人去农夫家中收缴被剥下的牛皮牛角。
　　谁知还没等那边农夫的牛肉卖完，包拯的府衙之中又来了一个报案的人。
　　这个人报的案却不是和自己有关，他是来举报的。举报的内容就是：卖牛肉的农夫并未报备，而是私自杀牛。
　　也许有人奇怪，不管农夫是不是私自杀了自己的牛，又关他一个外人什么事呢？
　　这是因为，为了彻底贯彻无事不准杀牛的法律，古代还对此有补充规定：举报私自杀牛的人，可以受到奖励。
　　在宋朝，举报一头被私自宰杀的耕牛，可以获得50贯铜钱的重赏，最多则可以获得100贯。
　　50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5000元人民币，足够一个依靠种地为生的农夫置办家当做点小生意了。
　　报案人喜滋滋地跪在地上等着奖赏。他胸有成竹：官府没有派人前往收缴牛皮，这牛一定是私自宰杀的。
　　谁知他没有等来赏钱，倒是等来堂上的包拯一句犀利的问话：＂你为什么盗割人家的牛舌？＂
　　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来人和农夫素不相识，见到他公开售卖牛肉，自然而然就认为这是官府批准出售的合法买卖。
　　可来人一口咬定农夫乃是私自杀牛，可见他不仅对农夫家中十分熟悉，还料定了农夫正当壮年的耕牛必死无疑。
　　这样的人，除了那个盗割牛舌的小贼，又岂会有第二个人呢？
　　果然，盗贼这才惊觉自己踏入了包拯的连环陷阱，顿时脸色惨白，汗如雨下，吓得跪趴在地上。
　　后来经过审讯，罪犯将作案动机和经过一五一十全都交待了：
　　原来此人和农夫有仇，所以不惜冒着风险也要偷偷割去他耕牛的舌头，要让他遭受重大损失，等到他见到农夫在集市上兜售牛肉，便知道阴谋已经得逞。
　　但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官府竟然迟迟没有派人前往农夫家中，这下自己不但有机会把农夫进一步往监狱里推，还可以顺手发一笔横财，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可笑他这一切心理活动，早就在当初农夫前来报案的时候，被包拯揣摩得一清二楚，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盗割牛舌导致农夫不得不宰杀耕牛，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其次也要流放千里，盗贼经过一路颠簸，也多半是凶多吉少。
　　盗割牛舌案，不过是包拯小试牛刀的第一桩案件，此后他精于案理、铁面无私的美名便渐渐传播开去。
　　匿金案
　　开封是北宋的都城，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包拯＂权知开封府＂，那句耳熟能详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就是从这里开始。
　　在担任首都市长期间，包拯又一次善用心理解决了一桩疑难案件，也就是被刻在他墓碑上的另一桩＂匿金案＂。
　　有两个狐朋狗友相聚，其中一个特别喜欢喝酒，不醉不休，另一个就不怎么喜欢喝酒，更别说喝到醉的程度。
　　偏偏爱喝酒的那个袖中带了不少贵重的黄金，一旦喝醉发起酒疯，什么时候丢了都不知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议，请不爱喝酒的朋友替自己保管一下金子，两人就可以各自尽兴了。
　　接下来的情节，在今天也不少见：当金子的主人从醉酒之中醒来向朋友索要黄金，得到的答案让他肺都要气炸了：＂我从来没有拿过什么金子。＂
　　失主不信，摸遍了对方全身上下也找不到金子，只好闹上公堂请包拯解决。
　　没了物证，自然对方可以矢口否认，无论包拯如何诘问、失主的证词如何合理，藏金子的那个人就是咬定了主意不松口，一直说自己就是没有见过金子。
　　这下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找到金子的下落，就成为还两人谁清谁白的关键。
　　包拯又在公堂上踱起步子来，踱着踱着，也许是他感到过于头痛，竟然绕过了公堂，来到后院，把两个讼主就这么晾在了堂上。
　　藏金子的人暗自得意，就等包拯回到大堂上乖乖认栽。
　　谁知到了后院，包拯一改神态，立刻秘密喊来一个小吏，命令他拿着开封府的公文赶往藏金嫌犯的家中，让他直接向那些家属们索要黄金。
　　确实，如果嫌犯真的藏匿了朋友的黄金，他当然不可能重蹈覆辙，把黄金也交给另一个朋友。他唯一可以信任代为收藏黄金的，就只有家属。
　　如果嫌犯没有藏匿黄金，那么家属也必定会理直气壮，据理力争。
　　不管怎么考虑，派人前往嫌犯家中，都是必要的程序。
　　结果再次没有出乎包拯预料，当嫌犯家人见到手持公文的官吏，立即以为偷藏黄金的事情已经泄漏，赶紧只好交出黄金以求减轻罪责。
　　等到在公堂上等待的嫌犯见到拿着黄金的官吏，顿时惊讶地面如死灰，跪地拜服包公神妙的心理战术。
　　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已经是枢密院副使的包拯在工作中突然重病发作，仅仅两个月后，一代青天以终年64岁辞世。
　　噩耗传出都城，整个开封大街小巷，不分职业身份都能听到悲泣和叹息。
　　就连皇帝仁宗闻讯，也亲自驾临包家府上吊唁，并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整个北宋年间，一共有一百八十三位开封知府，但在《开封府题名记》碑上，独有包拯的敬仰者实在太多，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用手抚摸其名，天长日久，竟将名字磨去。
　　包拯一共担任天长县令不过四年，天长县在千年之后，至今仍为这位老领导感到光荣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