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被出卖，周恩来因迟到幸免于难，陈赓动用特殊关系击毙叛徒

　　1929年8月31日下午，周恩来坐在上海戈登路善庄里一座小楼的窗前，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奋笔疾书。
　　他在起草《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残杀彭湃等4名同志的罪行，号召人民为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而继续努力。起草好文告后，周恩来激动地对身边机要处的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消灭，一定要把叛徒干掉！
　　彭湃是在8月24日被敌人逮捕的。当时中央军委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讨论江苏省委、军委的工作，会议地点定在军委秘书白鑫位于上海沪西区的家里，彭湃、杨殷、颜昌颐等5位同志参加了会议。
　　原本军委召开会议，都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主持，可周恩来临时有事要晚到一会，会议便先行开始。但过了没多久，会场突然被租界的大批巡捕密探和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包围。
　　这群敌人完全是有备而来，他们手里拿着名单狂喊：伍豪，谁是伍豪？彭湃，谁是彭湃？谁是杨殷？
　　就这样，在场的5位军事领导人全被戴上手铐装进了囚车，秘书白鑫也同时被带走。
　　周恩来匆匆赶来时，发现会场已经被巡捕、军警、特务们包围，他立即机警地隐蔽起来，并迅速撤离。从特务机关如此准确地掌握中央军委开会的时间、地点，并扬言要捉拿伍豪来看，周恩来判断肯定是内部出了叛徒。因为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这是一般人无从知晓的核心机密。
　　中央特科很快查明，叛徒就是那天参加会议的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在叶挺的24师教导营任党代表，1928年参加广东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工作，1929年调上海中央军委工作。当时，中央军委经常召集有关部门开会，时间和地点常常由白鑫来通知。
　　就在彭湃被捕前的一个月，白鑫暗中叫妻子前去南京联系自己的胞弟白云深。白云深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是可以同国民党高层说得上话的人。白鑫向弟弟传达了自己想要秘密自首的想法，并得到指示：在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这样他既可以获得一大笔酬金，又能为投靠国民党获得政治资本。
　　因此，当天趁着大家开会之际，白鑫偷偷溜出去通风报信。敌人抓捕的第一目标是周恩来，幸好周恩来因为迟到躲过一劫，但彭湃等人不幸入狱。为了掩人耳目，敌人还把白鑫一起押走。
　　彭湃被捕的当晚，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中央特科紧急会议，确定了两大紧急任务：一是千方百计营救彭湃、杨殷等同志；二是要找到白鑫的行踪，尽快制裁，以绝后患。
　　为了这两项任务，周恩来授意陈赓动用了特殊的敌情关系。所谓敌情关系，指的是能够为我方所用的敌方人员，这次敌情关系登场的重要人物是杨登瀛。
　　杨登瀛，又名鲍君甫，虽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却与共产党人来往密切。1928年初，他经人介绍，通过张道藩（徐悲鸿前妻蒋碧微的情人）的关系，进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工作，成为国民党高级情报人员。
　　没多久，他找到好友陈养山，表示愿意向共产党提供情报。
　　陈养山是共产党江苏省委领导，他将此事报告给顶头上司陈赓，周恩来、陈赓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与杨登瀛建立特情关系，并由陈赓与其单线联系。
　　陈养山
　　很快，杨登瀛取得了蒋介石和徐恩曾的信任，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负责处理国民党机关在上海的情报和案件。
　　陈赓通过杨登瀛的关系，派遣人员深入敌人的要害部门，获得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在这个时期，敌人获得很多党机关的住址，都通过杨登瀛的关系，事先得到了情报而转移才避免了破坏。
　　可彭湃的被捕有点特殊，这次是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策划的，执行人是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彭湃等人并没有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而是引渡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此事没有经过杨登瀛，因此他未能事先预警。
　　上海公安局担心拘押彭湃等人时间太长会生出意外，决定于8月28日当天将他移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由内线得知这一情况，立刻派出全部人手准备在押运途中进行武装营救。
　　营救前一天，陈赓找杨登瀛商量，希望他在参加陪审时找机会暗示彭湃，使彭湃了解组织上正在尽力营救他。杨登瀛便在审讯时故意装作态度恶劣的样子，骂了很多难听的话，但是很巧妙地把党的意图暗示给彭湃。
　　8月28日上午，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全体出动，共有20多人参加了营救工作。他们上街购买了一些急用器材，如敲开铁铐用的工具等，准备在囚车必经之路的一个名叫枫林桥的地方埋伏起来。
　　特科队员有的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角架，架子上摆了一个拍电影用的机器，假装是拍电影外景的。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或者装成过路人，一起来到现场。还准备了装好大米的大车，打算用它挡住囚车然后行动。
　　只可惜，负责运送武器的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来迟了，他带来的驳壳枪倒都是崭崭新的，可外面涂着保护性的黄油，压根不能使用，必须用煤油洗掉才可以。
　　大家手忙脚乱地买煤油，又涂上生发油，足足耗掉一两个小时。
　　等特科的同志们到达埋伏地点后，左等右等也没能看见囚车经过，原来，就在大家处理武器的时候，押送彭湃的囚车早就开过去了，武装劫车宣告失败。
　　剧照
　　8月30日下午，彭湃、杨殷等人遇难，此事激起了全党对叛徒白鑫的无比憎恨，周恩来亲自下令，务必要严惩白鑫。
　　白鑫很清楚自己当前的处境，立刻隐匿了行踪。国民党为了能从他身上获取更多的情报，也设法保护他，故意在《民国日报》上施放烟雾弹，说白鑫已经去往南京戴罪立功。
　　事实上，白鑫只是去南京转了一圈后，早已回到上海。此时的他如同缩头乌龟，说什么都不敢在上海街头露面。他苦苦哀求国民党高层，准备逃往意大利避风头，意图用去假消息骗过对他咬牙切齿的特科同志。
　　此时，陈赓正在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在彭湃被捕时白鑫正在患疟疾，这事很多工作人员知道，因此陈赓打算从这条线索下手，顺藤摸瓜寻找白鑫的落脚点。
　　按照以往的经验，白鑫在生病时喜欢去一家开在威海卫路的达生医院，院长柯麟医术高明，白鑫很信任他。尽管两人交往颇为密切，白鑫却根本不清楚柯麟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其实就是个幌子。
　　柯麟是资深地下党员，他开的达生医院其实是为了搜集情报作掩护，但白鑫在党内的职位较低，只知道柯麟是广东人，又书生气十足，完全没怀疑过他的身份。
　　陈赓推测白鑫极有可能来找柯麟看病，便决定在医院抓住他。彭湃被捕的第二天，柯麟便已被告知白鑫是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陈赓派联络员在医院附近设了观察点，告诉柯麟一旦有事，立刻找联络员，他还留下自己在新世界饭店的房间号码，要求柯麟不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果不其然，就在彭湃被杀害后十几天，白鑫突然来到柯麟这里看病。只见他西装革履，身边还跟着两名保镖，走路神气十足。柯麟在为他看病的途中，借口到楼下找药，匆匆出后门寻找联络员。
　　可能是柯麟耽搁的时间有点长，等他回到医院时，白鑫已经不见了踪影。
　　周恩来和陈赓经过分析，认为柯麟暴露的可能性很小，于是指示他：人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
　　白鑫也是相当狡猾，整整一个星期都没到医院来，陈赓推测他可能会请柯麟上门看病。没几天白鑫果然打来电话，请柯麟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会面。
　　看病现场除了白鑫外，还有他的妻子、保镖以及保护神范争波。在看病期间，白鑫装作与柯麟闲聊的样子打探他的底细：最近有哪些我认识的人来找你看病？
　　很少了。
　　你那医院规模太小了，应该买一栋大楼，盖几间高级病房。
　　柯麟摇摇头：我是外乡人，在上海无亲朋好友，谁肯帮忙？
　　白鑫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钱递了过去，范争波也在一旁帮腔，柯麟内心里并不想收叛徒的钱，但他看穿了两人眼神后面的怀疑，立刻把钱揣进衣兜，千恩万谢地离开。
　　经过柯麟的诊治，白鑫病情好转了很多，他对这位老实忠厚的柯大夫完全放下心来，等到柯麟再次上门诊治时，载着他的小汽车东拐西拐，最后停在了霞飞路和全坊4弄43号门口，没几天白鑫又将柯麟请到了这里。
　　经查明，这套房子正是范争波的公馆，范争波、范争洛弟兄住在二楼，白鑫住在三楼。
　　打探到白鑫的藏身之地后，杨登瀛找了个事由到范公馆登门拜访。他是陈立夫面前的大红人，范争波自然殷勤招待。二人在客厅里闲谈时正巧遇到白鑫下楼，范争波便把白鑫介绍给了杨登瀛。
　　能够结识杨登瀛，白鑫自然是受宠若惊，杨登瀛夸赞白鑫抓捕彭湃立了大功，一通赞美捧得白鑫飘飘然起来，就这样，杨登瀛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杨登瀛会抽时间来探望白鑫，实则密切关注白鑫行踪，担心他提前跑路。
　　杨登瀛从白鑫的口中了解到，他准备在11月11日那天逃往意大利，周恩来作出决定，就在白鑫动身那天将他处决。
　　为了保证行动不出差错，周恩来亲自到白鑫住的和合坊弄堂里观察现场，看到白鑫匿居的和合坊，前门临霞飞路，后门通蒲石路，两门都雇有巡捕看守，结合连日所得到的情报，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给特科执行。
　　陈赓叫人在紧靠白鑫住处的27号三楼租了两间房子，设了监视哨。27号后门斜对面就是43号前门，这里居高临下，可以非常清楚地俯瞰43号住宅内的动静。这套房子还有个优势，其前门开在大街上，后门通在弄里，万一弄堂口被敌人封锁，可以从大门迅速撤走。
　　很快，白鑫的行动规律被完全掌握。特科事先知道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而且知道范争波还要派车送白鑫去码头等细节。
　　就在白鑫动身以前，敌人突然加强了戒备，除在范争波家里加强警卫外，在和合坊两个出口处，还有武装巡捕巡逻。
　　11月11日这天一大早，范争波居处的人便进进出出，买回来很多日用品和水果，一望便知是为白鑫的出行做准备。但陈赓不放心，派杨登瀛前去43号探明白鑫此刻是否还在范争波家里。
　　杨登瀛
　　正巧张道藩要去范争波家同白鑫见面，还约杨登瀛一起去，杨登瀛有了冠冕堂皇的登门理由。他不仅见到了白鑫，还弄清了白鑫当天晚上确实要偷偷离开上海，船票已经定好，离开时间定于深夜11时，范争波安排汽车停在公馆后门口，这样白鑫夫妇出门后能够迅速上车离开。
　　当时杨登瀛暗想，如果按照范争波的安排，红色队员很难争取时间展开战斗，他突发急智，以深更半夜门口停辆汽车太惹眼为由，说服范争波将小汽车改停在50米外的弄堂口。这样，白鑫将短暂暴露在红队队员的枪口下。
　　当天下午，由顾顺章、陈赓指挥，红队的谭忠余、邵达夫、王德明等人在弄堂里面埋伏下来。晚上10点多钟，范争波的汽车和雇来的一辆车牌号码是6730的汽车，先后停放在公馆后门口，随即保镖和佣人们开始忙忙碌碌地搬运行李。
　　晚上11点左右，白鑫穿着一条藏青色西装裤子，上身穿着灰哔叽的绒袍子，脚上的黑皮鞋擦得油光锃亮，由范争波弟兄及来送行的王容川陪同，后面还跟着7位保镖，从范争波家的后门出来，大摇大摆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
　　他们刚刚走到弄堂口，埋伏了很久的特科队员们边喊着不许动边从黑暗中冲出，七八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白鑫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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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送行的人太多，第一枪并没有打中白鑫，他拔腿拼命向北狂奔，同时拔出枪回击。
　　在乱枪中，范争波重伤倒地，他的弟弟范争洛被子弹击中腹部当场毙命。倒霉鬼王容川左脚中弹，但他挺机灵，顺势躺在地上装死。
　　红队队员紧追白鑫不放，一颗子弹呼啸着由前额洞穿他的后脑，白鑫登时扑倒在地，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死在了71号门根下。
　　等到巡捕闻讯赶来，特科队员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白鑫的尸体上，有一张署名伍豪的字条：叛徒的下场！这时，距离彭湃等4人遇害过去了约有两个多月。
　　这起镇压叛徒的消息立即震动了上海滩。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极力防止消息扩散，禁止报刊上发表有关消息。但纸保不住火，到了第三天，几十种中外文报纸绘声绘色报道了叛徒白鑫被镇压的经过，有的报纸在头版头条用红色大标题发表此案消息，称之为东方惟一的大暗杀案。
　　租界当局为此绞尽脑汁，也没能破获此案，引发了国民党政府对租界的强烈不满，双方来了场狗咬狗式的争吵。
　　因为陈赓迅速地在敌人侦探机关内部建立了杨登瀛这样一个反间谍关系，使得敌人在上海的专业侦探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央特科的指挥下进行工作。同时，特科又派出优秀的共产党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进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掌握了国民党全国特务机关的全盘活动和全部机密。
　　通过情报工作，中央特科可以及时从敌人内部得到叛徒活动的情报，有时还能事先发现敌人的阴谋，做到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陈赓和中央特科的同志们，在中外敌人严密统治的上海创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上海劳动人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