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八路军要争取在华北持久抗战这第一个前途等建议，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做出相应的战略部署起了重要作用 在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之际，朱德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阐述了八路军应尽早开赴华北并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思想。朱德指出：我们不能速决，希望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中心与主导应该放在何处。他认为，在用兵上，不能平均去部署，要把八路军作战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如果＂局势变化，有可能我们有一部去绥东＂。在作战方法上，八路军不能拼消耗，＂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而＂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他认为，八路军要争取在华北持久抗战这第一个前途，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来争取这个前途，即使友军都退下来，八路军也能在华北坚持。当然，也可能八路军被迫退出来，但是，即使出现这种局面，也要增加坚持的时间。他还在具体分析日军和八路军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认为八路军一定能够在华北坚持。他指出：＂日本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而八路军善于打游击战争，＂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那么，怎样才能在华北坚持呢？朱德认为，关键在于依靠群众的支持，要做＂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因此，他特别强调，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后，＂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其他工作人员也要跟进去，这是争取前途胜利的重要一环。在阐述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朱德建议党中央＂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八路军改编后＂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指国民党军队）败了，不好＂，要早上前线，谨慎用兵，积极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 朱德的上述思想和观点，对洛川会议确定正确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和做出相应的战略部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后毛泽东在会议的发言中也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周恩来也赞同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这样，洛川会议正式确立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在洛川会议上朱德还提出了八路军应展开于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作战部署，也明确了八路军在敌人后方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但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当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华北敌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以平津为出发点，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山西发动强大的钳形攻势。而对敌情的重大变化，为避免八路军主力陷入日军战略迂回包围中，9月15日朱德及时向毛泽东提出了八路军转向晋西北敌后区的新建议，对八路军三个师的作战区域重新进行了部署：115师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120师以管滓山脉及吕梁山脉为活动地区；129师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为使敌后每一个战略支点在与日军的持久作战中都能发挥棋局中＂活眼＂的效果，朱德将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纳入整体部署，并对山西决死队拟在五台山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作了相应调整。遵照朱德的指示，已经开到五台山地区的决死队迅即南下转向晋东南。由于坚持从华北战场实际出发，立足于华北战场全局部署八路军的作战区域，从而使八路军在出师后短短两个半月内，就在敌后站住了脚，形成了彼此相连、互为依托的吕梁山、太行山、恒山、五台山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略支点成为抗战这盘棋局中布下的＂活眼＂，由此盘活了整个华北战场这盘大棋，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二）准确把握战略时机，适时提出进行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具体建议，推动抗日战争胜利进程 在全国性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时，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也于8月8日对日宣战。次日，百万苏联红军挥师中国东北，兵分四路进攻日本关东军。在这种十分有利的国际形势下，8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杨家岭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并认为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明确提出＂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他要求对此考虑一个计划。朱德在这次会议上也发了言，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准备反攻，现在已成为实际＂，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战略性意见。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用36个旅向日军发动进攻的战略意图，朱德建议在反攻中重点加强炮兵的力量。具体方法是：第一，给这36个旅的每个团配备一个炮兵连，以便解决日军堡垒。第二，要结合整军工作，整军主要是整炮，让炮兵先学迫击炮，作为学平射炮的基础。将来搞点新式炮，不会多，主要靠迫击炮。第三，要对炮兵配备老干部，配备炮兵学校生。第四，在具体作战方法上，要集中兵力发动进攻作战，以歼灭战为中心。军事上的集中，现在是集中在几个军区上，将来各战略单位要有十来个突击团，才能解决问题。还要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内部靠民兵，外部靠突击团。第五，配合战略反攻作战，其他工作一切都要赶上，不要迟。各方面都要有准备，特别是粮食和扩兵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因为打仗主要靠兵和粮食。朱德还主张在华中、山东、河南等地扩兵，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让老兵当干部。扩来的兵可以使用迫击炮、掷弹筒。他还认为，尽管现在的困难还很多，但我们要加强胜利的信心，胜利是一定要得到的，通过战略反攻作战，黄河以北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得到的。这些建议和主张，实际上被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采纳。日，毛泽东就发表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随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向日伪军发动全面反攻，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数万人。到1945年底，共歼灭日军1.37万多人、伪军38.5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取得了全面反攻和歼灭拒绝投降之日伪军的重大胜利。 （三）及早预见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作战方式，提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准备应战的具体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予以采纳 1942年春，国民党不断挑起事端，中共根据周恩来提供的材料和所做的国民党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估计，于4月17日向各地党部及八路军、新四军负责同志发出《中央书记处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指出：＂有各种材料指明，蒋及国民党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的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极大困难。＂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应对国民党可能派军队向延安发动军事进攻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建议党中央要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他说：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已有反共的象征，现在国民党的要人对抗战已失去信心，蒋介石有可能与日本妥协。因此，我们要作好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事准备。他还提出了具体意见：要估计国民党＂准备搞乱＂，我们要作好＂可能打起来＂的准备，这种准备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准备大打＂，一旦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我们要＂采取内线作战＂。他还进一步分析国民党军的作战方式说，胡宗南部两年来没有打过仗，编了很多土匪部队，十几个师是老部队，他们的进攻可能是闪击战。因此，我们要积极准备，作好相应的军事布置。在兵力部署上，须从华北调来20个团，并边区现有20个团，共40个团，就够对付胡宗南。还要抽调一些人到部队及群众中工作，工作人员疏散以后有好处。多余的资财拖到保安去。这些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会上提议，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加强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的防务，统一军事指挥，决定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并决定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直属中央指导。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还决定成立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为主任，叶季壮为委员。联防军成立后，中共中央于10月又决定原留守兵团与联防军合并，萧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 果然，国民党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准备，乘1943年5月中旬共产国际决定解散之际，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如朱德所料，胡宗南从担任河防的三个军中调出两个军，要以闪击战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在军事上要进行对各个教练的突击运动。干部也要学好各个教练。主要是射击、刺杀、掷手榴弹等技术教练运动。操练时只要头尾五分钟的讲话，主要是实地练习，不要夸夸其谈地教条式地多讲。他还提议对群众进行自卫军的军事技术教育。毛泽东赞成朱德的建议，表示：＂同意总司令意见，组织全军的军事技术教育，各机关学校组织自卫军。＂由于中共及时揭露国民党的阴谋，由于解放区军民积极动员起来的准备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这次反共行动于同年秋被迫停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四）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党中央之所以把他留下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他协助毛泽东解决党内是非问题。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38年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都只批判并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而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对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深刻的总结，造成以往党内思想上的一些分歧继续存在，并且有新的发展，影响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另外，在错综复杂的恶劣环境中，因党的教育工作薄弱，新发展的数十万党员主要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来不及克服，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缺乏对真假马列主义的辨别能力。为了统一党的指导思想和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普遍的整风运动，＂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 ‘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朱德协助毛泽东解决党内是非问题，主要是通过协助搞好整风来实现的。朱德又做出了他的历史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在整风运动的关键时刻，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巩固全党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一直称病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整风会议，而当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和1943年3月张闻天农村调查归来后，他认为时机来了，对他们宣传说中央路线有错误，并要他们出来主持公道。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王明又乘机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等观点。这时，中央正准备召开七大，为了进一步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胡乔木回忆说：＂由于王明认为抗战以来党的路线错了，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为了使高级干部认清王明错误的实质，朱德在1943年9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明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忽视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他还把王明路线与陈独秀路线作比较，指出其相同点是：第一，都不要革命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第二，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这完全是空想；第三，看不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很强大；第四，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第五，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理。不同点是：王明有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已产生了真正领袖，这就是毛主席。＂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朱德曾在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我们党在二十多年的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朱德还谈了如何服从党的领导的问题：＂服从组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机械的，一个是自觉的。＂＂如果自觉的话，对的要服从，不对的要讨论执行，再向上申诉抗议，提出问题来，但组织原则一定要服从。＂朱德的这些话，明确提出了全党要服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的领导。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还深入批评＂两个宗派＂。他说：＂通过学习，客观地看那些文件，有些问题也容易搞通。王明的教条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央。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经验主义者懂理论少，自然要做教条主义的俘虏。＂＂毛泽东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胡乔木后来认为：＂朱老总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 ‘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讲的这番话，对于政治局整风批判 ‘两个宗派’，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由于朱德等的影响和作用，整风运动在全面深入研究和批评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巩固了全党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识。朱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大贡献功不可没。毛泽东也给予过他很高的评价。薄一波回忆说：＂关于朱总的评价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最后说，朱总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战士，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朱总都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