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故事明镜自高悬一块匾额的多重解读

　　江隐龙
　　古代中国的政府、法院、检察院，甚至父母官的宅院，事实上都是同一个地方官署，也就是民间常常说的衙门。作为一个机构，衙门是封建秩序下的官秩品级和律法规制的真实写照；而作为一个空间，衙门内部的一砖一瓦、一门一窗，也在这种等级森严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别具古韵的法律图腾。
　　图为六山纹青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种法律图腾是什么样子的呢？存世的古代县衙公堂给了后人相对统一的答案：肃静回避牌分立两侧，中间放置县官老爷处理政务的公案。公案上摆着文房四宝、令签和惊堂木，公案背后则是象征着官员清似海水，明如日月的朝日图。其中最显眼的，自然是公堂上方悬挂的匾额，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明镜高悬。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摆设中，肃静回避牌、公案、惊堂木等什物都有着明确的实用意义，海水朝日图的喻义也十分明显，唯有高高在上的明镜高悬匾，让人无法一眼看透。形容为官清廉、刚正的典故有很多，为什么唯独明镜高悬被官员广泛接受？比起两袖清风早朝晏罢铁面无私等成语，明镜高悬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答案就出在明镜二字上。明镜高悬事实上应写作秦镜高悬，这里的秦镜特指秦始皇嬴政所持的一面神镜。《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这枚秦镜后为项羽所获，之后便不见踪影。
　　秦镜的神奇之处在于其不仅能照出人的五脏六腑和疾病，甚至能照出人的邪念。断案需要明察秋毫，若是真有秦镜高悬于公堂之上，自然能洗冤涤屈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秦镜能够帮助官员实现实质正义的理想。这样看来，官员对秦镜的青睐似乎顺理成章。
　　明镜高悬四字虽然明确指向了秦镜的典故，但若不从宗教与文学的双重视角来审视镜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官员对明镜高悬匾额的追求一致，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对镜的阐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此颇有研究：我国古籍镜喻亦有两边。一者洞察：物无遁形，善辨美恶，如《淮南子原道训》：‘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勿能逃也’，又《说林训》：‘若以镜视形，曲得其情。’二者涵容：物来斯受，不择美恶；如《柏舟》此句（我心匪鉴，不可以茹）。前者重其明，后者重其虚，各执一边。
　　依钱钟书之论，洞察明之喻无疑与秦镜的意象相合，值得注意的是涵容虚之喻。从字面意思来看，镜的洞察与明似乎扣其能够包含万物之意，对官员来说，能够明察秋毫、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方能准确断案，故官员的追求与镜的洞察明是相合的。然而涵容与虚作何解呢？
　　钱钟书在之后又有援引：《庄子应帝王》所谓：‘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文子精诚》：‘是故圣人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世说言语》袁羊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不将迎，不藏有，故不‘疲’矣。
　　对官员来说，在掌握足够线索的基础之上保持空虚的状态，的确是克制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重要手段。那么，镜的涵容与虚，是否也是对官员追求客观中立的阐述呢？从官员的箴言中的确能找到这样的证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清朝袁守定的名言：凡审理词讼，必胸中打扫洁净，空空洞洞，不豫立一见，不豫着一物，只细问详求，其情自得。若先有依傍之道，豫存是非之心，先入为主，率尔劈断，自矜其明，转致误也。陈良翰知瑞安县，听讼咸得其情，或问何术，良翰曰：无术，但公此心如虚堂悬镜耳。盖惟虚故公，公则生明，自然当于事理而讼判矣。
　　这段话中，虚堂悬镜所指的并非明察秋毫，而是摒除是非之心，以谋求惟虚故公，公则生明的境界。由此可以推断出，在公堂之上的明镜高悬四字不仅有明察秋毫、拨云见日之意，更有扫除成见、公则生明的追求。明镜高悬既是秦镜高悬，也是虚堂悬镜。
　　综合而言，镜有其洞察与明，正合官员的明察秋毫；又有其涵容与虚，正合官员的公则生明。可以说，正是镜如此复杂又如此契合官员追求的意象，使得公堂之上的匾额大多被明镜高悬所占据。
　　匾额无言，曾在公堂之上仰望官员的万千百姓或许也未必能读懂其中的故事，甚至镜的文化意象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淡化，但当后人走进那些古旧的衙门，用不解的目光与匾额对视时，依然能体会到一股庄严肃穆的神奇力量，这已然足够。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文章来源：智慧普法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