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进士逐步变成厚黑家

　　寇准一党，在宋初的政治舞台上，给人后来居上的感觉，尤其是在太宗最看重的立储问题上，可谓最大胜利者。不论是李皇后、王继恩这伙长期掌握宫内大权，洞悉太宗行踪的权贵，还是吕蒙正、胡旦、赵昌言这伙先期金榜题名，为太宗所喜爱的名人，都敌不过资历既浅，人望亦薄的寇准一党。也许太宗讨厌前两批人在立储问题上太过长久的纠缠，而宁愿信任并无任何背景与野心的寇准。总而言之，太宗在立储问题上，最后是向寇准征求意见，而不再与李皇后及胡旦等人商议，这是太宗晚年最大的一次信任转移。
　　太宗可谓雄猜之人，因为自从兄弟二人策划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时候起，以后又经过烛影斧声的太祖神秘之死，再有多次想方设法废弃＂金匮之盟＂的努力，仿佛就是专靠谋略安排一切。而这些谋略，他又认为似乎见不得人，不便公开，所以事成之后，总在怀疑别人是否当面赞颂而背后议论？他似乎觉得，老天越来越不帮忙了，几次选定的皇储人选，都有一个不愉快的结局，不再像当初设计兵变等事，一举成功，而受人欢呼。尤其到了晚年，这种疑心更是加重，所以对李皇后、王继恩以及跟随较久的吕蒙正、胡旦、赵昌言等人，也有了防备之心，而把初涉政坛、尚显单纯的寇准视为知己。
　　寇准也万万想不到，太宗会在他最为头痛而长期不得解决的立储问题上，向自己征求意见。虽然吕端是仅存的元老大臣，且非皇后等人的同党，太宗都没有为此而与之密谈。寇准能得到这个殊荣，只能说是太宗晚年心态微妙变化的一个意外之举。
　　寇准在立储问题上，是出人意料地胜利了，这一胜利的最大受害者，是一心要扶立元佐的李皇后和王继恩。套句老话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不会让寇准这样一个素无来头的政治雏儿永打得胜鼓的。当然，李皇后、王继恩等人的最大敌人还是元侃，而非寇准，不过他们不敢直接向元侃挑战，只能收拾元侃身边的人，尤其是寇准。只要把寇准搞下去，元侃的储位，还是可以推翻的，根据以住的经验，他们相信这一点。
　　要说做别的事，李皇后、王继恩等人并不在行，但要干些整人的事，他们都是行家里手。别看你今天如此得意，明天就让你灰溜溜地靠边站。在寇准受到太宗宠信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继恩就为他安排了一个并光彩的陷井，而在这场政治陷害中，胡旦一党又充当了王继恩等人的帮凶和枪手。
　　在胡旦同年进士当中，有一个比胡旦等人还要倒霉的人，叫做冯拯，他是当年中举的乙科探花，但也得到太宗的御赐诗，这在整个宋代，都是绝无仅有的。但此人的品格，要比胡旦、赵昌言、田锡等人低劣一筹，最喜投机钻营，但这并不能帮助他平步青云，反而令人不齿。
　　当胡旦等人在京师公然结党聚会之时，此人并非积极分子，但太宗和赵普惩治这伙同年党人时，却未放过他，那时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与胡旦等人为同年进士。
　　当这伙不知政治之河水深水浅的进士们遭到打击而被贬到外地之后，他们都寻找各种关系进行活动，谋求尽快返京。当然在太宗爱才之心以及朝廷政治风向等因素的作用下，这伙人的大多数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也有个别人不能如愿以偿，始终无缘回到政治中心京师，冯拯就是其中之一。
　　冯拯当时被贬到岭南，那里当时还是未经开发的瘴疠之地，是最恶劣的流放地。冯拯遭贬之后，全部的心事，就是尽快返回京师，可不能在瘴疠之地浪费青春与才华。为此他不放过任何的机会，一有借口就向皇帝上书言事，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而被召回京城。但此时当权的是寇准，他最瞧不起冯拯的为人。
　　寇准此人还有一定的书生意气，他对胡旦一榜的进士，并非一概视为敌，而是因人而异。对于恃才傲物而又善于迎合帝后、结交宦官的胡旦，他是厌恶有余，而又心存顾忌，对鲠直狷介的田锡，他则敬重而不深交，对才兼文武，性情刚烈，且与寇准的同年进士李沆关系较为密切的赵昌言，他则是器重有嘉，至于对他恭顺而有才的李昌龄，他甚至不吝提拔。只有冯拯一人，寇准认定他是投机钻营的小人，不仅瞧他不起，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压抑。所以胡旦同年党人遭贬之后，寇准基本上都能按照太宗的意思，一一调回使用，只对冯拯一直压住不用，只把他从此地调到彼地，就是不让他回京。
　　时间又过了一年，按照当时的惯例，官员任满一期之后，都要循例调升。此时的冯拯本以为忍耐了这么久，此次没有理由再被压住不放。谁知还是只能调到广州当一个通判。冯拯当然明白这是谁的主意，他似乎失去了忍耐心，不再对寇准逆来顺受，而是发起反击。于是他向太宗上了一书，揭发寇准种种不法之事。冯拯还争取到其上司广南转运使康戬的支持，在冯拯上书的同时，康戬也写了一份奏章，二人同时告发寇准专权等事。大意是说寇准过分专权，不把皇上及其他大臣放在眼里，就连与他同级的吕端等人，也全都听命于他，诸如此类，简直把寇准说成了一个欺上压下的野心家。
　　太宗虽然信任寇准，但他绝对不准任何人瞒着自己搞什么专权的事。所以，太宗看到奏章之后，大为光火，立刻召见吕端等人查问情况。也该寇准倒霉，在太宗找人查证此事时，寇准却因事去了太庙而不在宫中。吕端等人见了太宗，见他那么大的怒气，谁都不敢为寇准辨解。吕端此时为自保计，对太宗说：＂寇准性子刚烈，什么事都按自己的意思办，我们不想为每一件事与他争辨，这是担心有伤国体，不利朝政。＂其他几个人见吕端如此说，也都顺着他的口径，把责任全都推到寇准身上。
　　第二天，太宗召见寇准，专问此事。而寇准还不知道昨天的事，可知这时无人敢为之通风报信，都怕惹火烧身。寇准既被蒙在鼓里，更不明白太宗心里已经有了极大的成见，他还以为太宗与平时一样对自己言听计从，于是就要辩解一番。太宗对他说：＂你不要再分辩了，不然就太失宰相的体面了。＂可寇准认为这是小人的陷害，非要说个清楚不可，仍然不肯停嘴。太宗见他如此，叹口气说：＂雀鼠尚知人意，何况一个人呢？＂太宗的意思很明白，他是想给寇准一个台阶下，只要寇准不可强辩，太宗也不会深究。可寇准不理解太宗的心，非要为自己辩个清白不可。次日，他甚至抱来一大堆案卷文书，证明重大之事都是由他与吕端等人连名签署的。太宗本来也不想为此事过深地纠缠，不料寇准没完没了，反而让他更生讨厌之心。就在这时，另一个大臣张洎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不惜向太宗密告，说寇准多次当着大家的面发泄对太宗的不满。此时寇准有口难辩，而太宗则是皇颜大怒了。结果只有一个，寇准失去了宰相之位，贬为一个知州。
　　寇准的政坛失利，虽然出于另一同年党的冯拯所攻击，实际上也与他自己的所做为所为有直接关系，首先，他在当权时，没有尽最大努力帮助和援引自己的同年进士，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同年党，如胡旦那伙人一样，相反，当自己的同年与别人发生冲突时，他这个当权的同年，却站到了别人一边。这些做法，都为看重同年情谊的进士们所怨诟，于是人们就认为寇准是那种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所以，他的同年康戬在冯拯上书的同时，也宁愿站在冯拯一边，攻击这个不重情谊的同年，以便为不被寇准所帮助的同年出气。再者，寇准过于自信，因而也就有点不拘小节，平时言谈举止，多有不够检点之处。这些事情在平时人们都暂时忍受下来，然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就会把它们集中起来，做为检举材料上报太宗，而表示自己与寇准划清了界线。最后，寇准仿佛还未能真正透彻地了解太宗其人，只知太宗对自己的信任，不知道这种信任的来龙去脉。所以，诸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让太宗对寇准的态度，从欣赏逐步变为厌恶了。
　　寇准的倒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冯拯一人之力，但要扩大视野，就能看出这场倒寇运动的真正幕后指挥者与受益者，是皇宫内的李皇后和王继恩。一个案件发生后，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往往就是这个案件的幕后操纵者。元侃储位的确立，由寇准一手助成。而最愿打倒元侃与寇准的人，当然就是李皇后和王继恩。可知寇准倒台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李、王二人。冯拯上书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岭南，他对朝中的情况，如寇准与吕端的执政情况，如果没有朝中人士提供资料，怎会了解得一清二楚。若是摸不清太宗对寇准态度已有微妙的变化，就算他对寇准有刻骨的仇恨，也不敢贸然上书攻击当道的宰相。冯拯难道不知道一旦攻击失败，自己将永世不得翻身？
　　而冯拯敢于这样做了，且一举成功了，这就证明其身后必有有力的奥援者。当时，冯拯在京内的同年有胡旦、赵昌言、李昌龄等人，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职位，也对寇准心怀不满，但都无力公然与之做对。就算他们愿意帮助冯拯，也缺乏足够的弹药。由此可知，为他们提供军火的必是更大的人物，这除了李皇后与王继恩之外，不会是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