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汉武帝终于决定不再对匈奴采取绥靖政策，而是通过战争解决匈奴问题。在这之前，汉朝的文帝和景帝更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随着汉朝的国力增强，鹰派已经占据了上风。 马邑之谋又显得非常平淡，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也有说二十多万 (2) ），兵分五路，试图在马邑附近伏击敌人，同时派人诈降，将匈奴十万大军引入马邑伏击圈。但匈奴在进军途中看穿了汉朝的阴谋，主动撤退了。兴师动众却徒劳无功，汉武帝只好将献出计策的大行令王恢杀掉，给自己留个面子。 但马邑的这场军事行动又是非常重要的标志，它破坏了汉匈之间的信任关系，双方从此不再把和平当作选项，战争也连绵不绝。同时，战争还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迫使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依靠国有企业和控制金融来筹钱的财政体系，这套体系一直到现在仍然被沿用。 (3) 马邑之战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出四路大军，分别从上谷、代郡、雁门和云中出发，北上袭击匈奴。其余几路或者吃了败仗，或者徒劳无功，只有一位年轻的将军获得了斩首七百人的小功，这位将军就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 我们可以对比两位将军的运道。此刻，号称飞将军的李广已经成名了三十多年，令匈奴闻风丧胆。但不幸的是，在这次袭击中，李广却碰上了匈奴的大部队，全军覆没，连他本人都被俘，只是靠侥幸才逃了出来。而这场战役却是卫青成名之始，这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第一次带兵，就获得了小胜。随着汉匈战争的发展，卫青官封大将军，又有三子封侯，父子的封户加起来达到了一万五千七百户，而李广临死时甚至连个五百户的小侯都没有混上。 汉军出击后，匈奴开始反击。他们的反击从王庭和左贤王部出发，向汉帝国的右翼（东方）进攻。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兵分数路，开始骚扰汉疆域东北角的辽西郡，其中一路杀掉了辽西太守，俘虏了两千人，又击败了渔阳的千人，围攻了镇守渔阳的韩安国，差点儿攻克了渔阳城。另一路匈奴军进攻山西北方的雁门郡，杀了千余人。此刻，汉军仍然处于被动防守阶段，派出了将军卫青和李息，分别解救雁门和渔阳。这次卫青又获得了小胜，斩首数千。 让卫青声名鹊起的一战，是对楼烦和白羊部落的讨伐，卫青将两部落从河套赶走，将他们的牛羊全部虏获。这一次可以算作汉军对匈奴的第一场大胜。这次战役也确定了汉军的出战模式：当匈奴以主力攻击东方时，汉军派出主力从西方出发，向匈奴的各个部落人民发动进攻，除了斩杀之外，也以驱逐为目的，将匈奴赶往北方更加蛮荒的土地。 随后两年，匈奴反攻，除了进攻刚刚丢失的河套地区之外，其主要兵力集中于战线的中部，在代郡、雁门、定襄之间，造成了汉边境一定的伤亡。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军进攻。与匈奴喜欢攻打中部和东部不同，汉军的重点仍然放在了右贤王所在的西部。东部虽然也派了兵力，但更多可能属于骚扰或者牵制。这次，已经封为车骑将军的卫青率领三万骑兵，出阴山的高阙塞，进入漠南。此外，卫青还节制其他六位将军一并出击，分别是：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他们从朔方出发；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在东方作为牵制。 在此之前，汉军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北方作战。卫青的冒险换来了回报，当汉军到达匈奴人的放牧地时，匈奴的右贤王根本没有做准备，他的部落民众处于生活状态，更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汉兵开始屠杀时，右贤王仓促之间带着一个爱妾和数百个亲信骑马逃走。其余的男女老幼和牲口悉数被卫青俘获，共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十万。 此役之后，卫青已经成了汉王朝最著名的军人，得到了大量的封赏，官拜大将军，位于所有的将军之上。官爵背后，是那些被掳的离开了草原的妇孺的眼泪。 削弱了匈奴的右贤王（右翼），第二年，汉军开始将目标转向了匈奴的核心——单于的军队。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领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从定襄出发，向匈奴王庭发动了攻击。这一次，汉军没有像前面几次那样，碰到毫无防备处于生活状态的匈奴人，而是碰上了匈奴单于的大部队。交战后，汉军斩首数千人，撤退回到定襄。 一个月后，卫青不满意于上一仗的结果，再次率军出发。随后遭到了匈奴大部队的围攻，右将军苏建在军队被围歼后只身逃脱，前将军赵信原本是匈奴人，当他的人马损耗殆尽时，率领最后的八百人投降了匈奴，成为此后汉匈战争中匈奴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第二次出击斩首敌人上万，但己方的损失也很大。最终证明，当面对匈奴的精锐部队时，汉军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可言。汉军如果想获胜，必须袭击那些不做防备的匈奴部落。 不过，这次战役最大的收获，是汉武帝又找到了第二员大将——骠骑将军霍去病。这位年轻的将领当时只有十八岁，在战争中已经初露头角，率领八百骑兵斩首敌人两千零二十八人。汉武帝随即提拔了霍去病，使之在随后的战争中成了主角。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由于攻击匈奴中部单于难度太大，汉军又把精力转回到西部的右贤王处。这次的目标是打通西域通道。右贤王所在的区域恰好包括了著名的河西走廊。在汉代，通往西域只有一条路——河西走廊。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曾经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联合大月氏一同抗击匈奴，张骞却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获，十年后方才回归。张骞的遭遇证明，为了联合西域对抗匈奴，打通河西走廊、确保联络线的安全是必需的前提条件。 霍去病在春夏之交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第一场在春天，第二场在夏天。 春之战中，霍去病从长安出发，扫荡如今的天水一带，再从陇西（现甘肃省临洮县境内）北上，过焉支山（现甘肃省山丹县东），一路掩杀，斩首八千人，其中包括两个匈奴部落折兰、卢胡的首领，以及活捉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相国等人。第一次战争以擒贼擒王为目的，机动性强，没有时间劫掠民众。然而下一场战争就不同了。 夏天，霍去病再次出击，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将走廊地区的匈奴人驱离，斩首三万零二百人，投降二千五百人，擒获了五个部落首领。这次战争还导致了匈奴的分裂，以浑邪王为首的一个上层集团率领十万人投降了汉朝，被安置在河西走廊地区。同时，汉武帝建立了武威郡和酒泉郡，以保护走廊的安全，之后又建立了张掖和敦煌，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河西走廊的打通，是汉武帝伐匈奴最大的成就。这条通道的畅通，令汉人与西域有了稳定的联系，形成了丝绸之路的第一次繁荣。 获得了河西走廊、击溃了匈奴的右翼之后，汉武帝决定对匈奴发动一次总攻，同时攻击其中央军（单于本部）和左翼（左贤王部）。这次总攻由卫青和霍去病联合指挥，其中卫青率领人马攻击左贤王，霍去病率领精锐部队攻击单于本部。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支大军集结完毕，按照计划，霍去病将率领六将军（加上两支匈奴降将）从定襄出发北上直接攻打单于王庭，而卫青率领六将军从代郡出发，攻击左贤王。然而在出发前由于情报出错，以为单于在左翼，两位将军于是交换了位置，改由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 这次交换，使得卫青率领的非主力部队遇上了单于的主力部队，与单于搏杀多日，深入漠北，最后斩杀上万人，烧掉了匈奴的辎重，却无力消灭匈奴单于。霍去病率领主力部队，斩杀左贤王部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基本上击溃了左贤王的部属。 这次战争，也代表着老将军的谢幕与新将军的巅峰时刻。当霍去病再次受到皇帝的隆重封赏时，李广却在战争中黯然谢幕，这位在北方战场厮杀了几十年的老将，本是卫青麾下的前将军，却由于率领的部队迷路，没有赶上战争。 卫青责问李广时，李广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他决定不面对皇帝的审判官，引刀自刭。他死时，率领的部卒全部痛哭，百姓中认识不认识他的，老的少的，都跟着流泪。 李广不知道的是，他所参与的其实是汉武帝最后一次大的胜仗。汉代的军事力量已经在汉武帝的挥霍面前耗空了，他已经无力再组织如此巨大的征伐。 战争的财政陷阱 在世界上，规模巨大的战争往往不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而是看谁经得起战争对财政和经济的蚕食。 到最后，必定有一方被消耗战拖垮，或者没有了可以上战场的年轻人，或者出不起战争的费用，引起了社会的总坍塌而告负。 汉匈战争到最后也变成了漫长的消耗战，对战争的双方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4) 对匈奴而言，最大的资源是人，当部族被一次次劫掠，年轻人遭到屠杀时，人口稀少的匈奴人已经无法守住如此广阔的地盘，它开始收缩了。单于从漠南退到了漠北，整个民族开始向西方移动，左贤王退出了东部的北京、辽西一带，来到了云中郡北方，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和陕西一带。而右贤王失去了河西走廊，进入了新疆北部。 除了人力之外，匈奴还失去了大量的牛羊和粮食储备，没有了后勤支援，战争就无法进行。 但对于汉帝国而言，这些战争同样是得不偿失的。人不是问题，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人员损失比例都高达百分之三十，但汉帝国仍然可以找到源源不断的士兵去送死。出乎意料的是，汉朝最先被消耗光的资源竟然是马。在卫青、霍去病发动的最后一场攻势中，汉军一共使用马十四万匹，活着回来的不满三万匹。巨大的马匹消耗让武帝凑不够足够的马匹发动下一次战役。 除了马匹之外，汉武帝的国库也变得空空如也。作为汉代最喜欢打仗的皇帝，除了征战匈奴之外，他还发动了针对朝鲜、南越（以广州为中心，涵盖了广东大部，广西、越南的一部分）、西南夷的战争，也消耗了大量的战略资源。 由于前几位皇帝都采取了和平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继位初年，政府的财政状况异常宽裕，仓库内堆满了粮食和钱币，串钱的绳子断了，钱滚得到处都是，无法详细统计。社会上马匹充足，人们羞于骑母马赴宴。 但这样巨大的财富竟然禁不起几场战争的消耗。 实际上，汉代的财政在卫青元朔六年之战后，就发生了巨大的困难。原本丰盈的国库到这时已经消耗殆尽，大司农拿不出钱来应付皇帝打仗。 这两场战役造成了汉军兵马十余万的损失，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约合二十亿钱，仅仅战争的赏赐就达到了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还有正常的战争物资、粮食消耗。 为了应付这巨大的开支，除了拿光积蓄之外，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买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还可以当公务员（吏），甚至当官。这就破坏了汉代官僚系统。 霍去病的两场战争更是消耗巨大，元狩二年之战中，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 元狩四年之战中，战死的马匹又高达十多万匹，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皇帝拿出的赏赐高达黄金五十万斤（折合五十亿钱），超过了政府一年的正规财政收入。 到这时，汉武帝已经无力再应付下一场战争了，于是汉匈战争如同虎头蛇尾一样，突然间进入了低潮期。但它的后遗症却一直保留下来，汉武帝为了应付财政问题，不得不建立一系列的国有垄断机构，从自然资源、金融等各个方面敲诈民间，来获得收入。这一系列的改革，最终造成了汉代经济鼎盛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