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终于可以说得轻松一点。 我们还是要涉及到一部分1930年的事儿，前面两期，一期是毛泽东土地政策，一期是肃反。这期要说的是另外两个主题，一个是打仗，一个是共产党改组。要来一些新面孔了。 开篇一个字，愁。 愁为何事？因为苏联又给中共寄东西了。拆开快递，果不其然，领导的年度计划出来了。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瞿秋白之前被中共批评盲动主义，但是呢，到了1929年7月份，苏联反右运动，又说现在正有一股右倾危险，正威胁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 苏联7月份开完会，中共1929.9月收到全会的各项决议，犯了愁。这苏联到底嘛意思呢，之前说我们太冒动，不能正确理解领导意图，现在又说我们右倾，这到底是想说嘛呢？还不敢随便揣测，万一猜错了又是一顿批。有个人就回忆说： 在与我们讨论决议文本的时候，周恩来在如何理解才算准确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我们翻来覆去地琢磨＂подъем＂这个词，还研究了决议的俄文本。 一研究就是3个月，到12月，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彻底的讨论，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党员行动起来以＂促进革命的巨潮＂，把农村地区的武装斗争与在城市举行的新的暴动结合起来。 恰好，两个月前，1929年10月24号，纽约股市暴跌，并且迅速波及很多资本主义国家。这对所有信仰共产党的人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这不就是马克思列宁预测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虽然中国也受了影响，工厂倒闭，失业人数激增，以及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但好消息是，国民党内部又闹分手，冯玉祥起兵反蒋，汪精卫要求改革，这对我们正是好时机。 莫斯科也来了新指示。要求中共： 立即着手使群众做好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政权、迎接以苏维埃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工农专政的准备，积极发展和不断地扩大诸如群众性政治罢工、革命性的示威和游击攻势等阶级斗争的革命形式。 1930年2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70号通告。说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从两广到顺直（顺天府和直隶省的简称，顺天府是指北京，直隶省指河北），从四川到江浙，没有一省不受着军阀战争之直接祸害的。……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前途，特别是武汉及其临近的省区，表现着更多的可能。 中央认为有必要调集红军进攻和占领大城市。 3月初，周恩来为了交一份报告亲自去了苏联，上海就剩下李立三，这下更刹不住车。5月下旬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对红军进行整编，分为四个军团，红一团毛泽东和朱德领导，大概两万人，后来根据中共指示，改名为红军第一军团。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逼近，在此基础上要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中心城市爆发工人斗争，通过在一省或几个省的革命高潮，取得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 这就等于反对了毛泽东之前提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认为红军要＂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接着，党中央决定发动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暴动。 6月21日，李立三派特使传话，要求全体党员要发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 可以看出来，从1929年底到现在，是一步比一步激进。 李立三提出一个战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就是让红军集中攻打武汉附近的城市，攻下了咱们就在武汉会师。7月下旬，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李立三大笑三声，感觉胜利在望。同时命令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 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8月初打到南昌，发现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放弃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开始发动群众筹款、宣传。 这时候，其他在各地攻打大城市的军队都失败了。而且，红三军团攻占长沙10多天后，国民党反扑，我们被迫撤出。 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三万多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8月下旬李立三又下达命令提出二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围攻长沙16天，损失惨重。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移到了江西吉安，把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共产国际一看，大事不妙，又来个情绪激动的。 1930年9月末，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了一次自我检讨会，这是秘密会议。＂通过集体的自我批评来改正我们的错误＂。瞿秋白、周恩来这会儿已经回来了，全会并没有批判李立三，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常委会委员的职务。 斯大林坐不住了。他派出了另一个心腹：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处的领导巴维尔·米夫。这个人被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是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 米夫1930年10月到了上海，谨慎起见，还绕到德国做了整容手术。到上海之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先是宣布取消9月全会的决定。11月16日，他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主义的来信＂。信里，李立三的政治路线被指责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而且是托洛茨基主义。 这些指控个个都是炸弹，中共一下子就懵了。毛泽东很幸运，很多次中共被共产国际拿捏的时候他都不在，要么养病要么自己在外面打仗、搞根据地，可能因为这样，他很少受苏联权威的影响。 1931年1月，米夫在上海召集新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由此，几个新面孔登上了历史舞台。米夫让他以前的学生陈绍禹当上政治局委员，沈泽民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有很多他在莫斯科教过的学生来参加会议，这些人占了会议的三分之一。里面有博古、王稼祥和陈原道。这都是毛泽东之后要共事的同事们。 张国焘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这会儿还在苏联，不过马上就要回来了。瞿秋白因为在9月的中央全会上＂姑息＂李立三，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他们俩还是中央委员。 这还没完，过了几天，米夫直接任命陈绍禹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让他和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平起平坐。3月份，重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博古成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 陈绍禹、博古又安排一大批在苏联上过大学的学生们，进了党和共青团的领导机构。老党员几乎没人敢说什么，毛泽东的朋友罗章龙站出来反对＂斯大林派＂，结果被认定是＂分裂分子＂，开除党籍。 于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于1931年达到了顶峰。周恩来回忆说，＂自从李立三反抗共产国际和李立三的反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批判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共产国际特使的每一句话都奉若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