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位于贵州北部，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西接四川。 遵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很多许多故事，而在这些故事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无疑当属那场扭转了政治与军事局面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凌晨，从瑞金一路辗转千里而来、历尽千辛的中央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此后趁敌人追兵尚处乌江之南，未能及时追赶上来的短暂时机，中央领导班子聚集在一起展开了这场影响极为深远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中央领导班子扭转了＂三人团＂中，李德与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与红军，更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转变成为成熟的党，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早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就被苏区中央解除，而此次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再度掌握中央的指挥权，则是因为一位从＂宁都会议＂开始，就保持了对毛主席支持的老革命——王稼祥。 是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出了所谓的＂关键一票＂。 遵义会议 生死攸关的抉择，向＂左倾＂说不 第五次反＂围剿＂，是一场自1933年9月25日开始、红军战士在赣闽地区的中央苏区，抵抗国民党所谓第五次＂围剿＂的战役。 当时的领导班子中，政治上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极为严重，在军事上亦是拒不接受在敌强我弱态势下，应当采取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正确建议，坚持让红一方面军6路分兵，与蒋介石纠集的优势兵力进行硬碰硬的阵地战，城市战。 此次反＂围剿＂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历经时间长达1年之久的战斗后，英勇作战的红军战士因寡不敌众，而损失惨重。 到了1934年上半年，中央苏区已被国民党大军压缩至极为逼仄的范围之内，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气势汹汹地命令部队向苏区更深处挤压，以至1944年改称中央红军的红一方面军，只得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最高＂三人团＂是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由博古、李德与时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三人组成。其中，博古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共产国际派来的外国顾问李德主要负责军事指挥，反倒是周恩来落了个＂督促军事准备计划实行＂的闲差。 博古、李德作为政治核心，率中央红军转出苏区后，定下了赶赴湘西苏区，与当地红2、红6军团汇合一处的目标。此后，由于＂左倾＂错误在红军中依旧存在，进而导致中央红军一路损失惨重。 湘江战役后，虽然中央红军成功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同时，中央红军的兵力也已经由走出苏区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此刻的蒋介石即便军事水平再差，也能看出中央红军与湘鄂西苏区红军部队汇合的战略意图，并提前一步在中央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布下天罗地网。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打下遵义。也就在打下遵义后不久，中央红军的领导人齐聚一堂。毫无疑问，接下来他们将面临一场关乎中央红军存亡抉择——究竟是继续听从博古与李德的指挥，还是谨慎地衡量当前时局，整改方略以另寻出路？ 在这场影响未来中国的会议上，终于有人站出来朝着一意孤行的博古与李德说： ＂不！＂ 相识，相知，长征路上的交流 前面我们说到了，王稼祥是一位老革命，那么这位老革命究竟有多＂老＂呢？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接受了较好教育的他，很早便觉醒了爱国主义精神，在1925年5月第一次参与了反帝爱国运动，并于同年加入共青团，去往莫斯科学习。 1928年正式入党，1930年回到上海，1931年4月，他又与任弼时一同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并担任要职。 王稼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中央苏区的龙冈地区，当时，王稼祥向毛泽东阐述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则亲切地向他们描述了中央苏区当前境况与面临的问题。 作为一个自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家，王稼祥身上有着或多或少难以摆脱的＂书生意气＂，直至与毛泽东交流后，尤其在亲眼目睹了残酷的斗争现实之后，他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正确。 这足以说明王稼祥为何会在＂宁都会议＂无人响应的情况下，一力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正如毛主席事后回忆的那样：＂在宁都会议前，王稼祥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跟我大致相近。＂ 王稼祥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被敌人飞机的炸弹伤到了肚子，由于条件有限，弹片就这样留在了他的肚子里，以至于这位革命志士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只能躺在担架上与部队一起前进。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转移开始后，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 路上，不久之前身染疟疾的毛泽东，身体仍旧虚弱，便也只能躺在担架上。于是，我们就看到毛泽东与王稼祥两人并排躺在担架上，边走边交流的场景。 两个人一路走一路谈，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讲到领导班子思想上的分歧，最后不免谈及接下来的道路应该怎样走的问题。 对此，王稼祥也不藏着掖着，不免忧虑地朝毛泽东感叹道：＂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王稼祥 遵义会议：唇枪舌剑与＂关键一票＂ 这句话，无疑表明了王稼祥对红军当前局面不安的态度，而毛泽东也认为＂三人团＂的方略出了问题，不能任由他们就这样走到弯路上去。 交流之后，王稼祥又找到了张闻天，就此事向他咨询意见，却不料原本支持＂左倾＂的张闻天，也已经认识到当前红军路线中存在较大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找到了周恩来与朱德，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毫无疑问，博古与李德的＂瞎指挥＂已经让大多数领导班子感到不妥，朝＂左倾＂说＂不＂，已经成为领导班子中大部分人的一致意见。 在这种背景下，趁着敌兵未至的机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经验教训的条件已经成熟。 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第一遵义会议在贵州军阀柏辉章的旧宅召开。此前，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为此次会议确认了两个方针：一则，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二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将中央红军中各军团首领一同找来，这样一来才好真正地实现战略的转变。 于是，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在领导班子以外，还多了聂荣臻，刘伯承等几位军事领导。 在这次会议上，隐约作为＂一把手＂博古做出了总结经验教训的报告，却提及了敌我装备差距，人数差距等客观条件，丝毫没有反思自己的领导是否哪里出了问题。换种说法就是，他认为自己对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之所失败是因为敌人太强大。 当然，博古的报告没有被认同，张闻天更是直截了当反问：＂既然敌人这么强大，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是我们胜利了呢？＂ 博古哑口无言。 博古 接下来，张闻天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提纲，从反＂剿匪＂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到撤退时的逃跑主义，到战略转移上的机械战略方针，逐条批驳了博古与李德，逻辑严谨，措辞激烈。 第二天的会议开始，这次毛泽东同志率先站了出来，接上昨天张闻天的发言，继续逐条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进行批驳，并表示，博古同志的报告中将失败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客观因素是不正确的。 博古在第一天的会议之后可谓一夜不安，又听到毛泽东对他的驳斥，只好不停地拿着水杯喝水，而共产国际的李德也不安地起身，走到门口点燃了一支香烟，不停地来回踱步。 等到毛泽东发研报完毕，因伤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捂着伤口举手，发表了赞同的意见，而其余一众军队首长也陆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等到军队首长发言完毕之后，王稼祥再度发声，直截了当地表示，＂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 王稼祥的发言如同惊雷般惊醒了恍惚中的博古，也让参与会议的众多领导人一时释然。 遵义会议的第三天，周恩来同志率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这就让博古与李德避无可避。最终，这场在晚间结束的会议，结束了＂左倾＂在党中央的＂统治＂，取消了＂三人团＂，并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也在革命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为它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而时隔多年，毛主席回忆起这场关乎中国革命成败的会议时，仍是感叹：＂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