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公司是啥来头？为何连蒋经国都动不了？其实连老蒋都未必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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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扬子公司就不得不说孔家大公子——孔令侃，他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二。孔令侃是兄弟姐妹4人中最出名的一个，也是最令孔祥熙夫妇头疼的一个。
　　1、孔令侃其人
　　1933年，孔令侃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虽说孔令侃从小就受娇宠，但孔祥熙、宋霭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严格，因此孔令侃在父母面前还不敢为所欲为。
　　而到了大学，他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辈，连校长、教务长都敬他三分，孔令侃就开始唯我独尊起来，把谁都不放在眼里，比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非常痴迷，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儿去，一跳就是深夜。
　　学校每晚11点关门，他就爬墙进来，或者干脆睡在旅馆里，反正他有的是钱。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同学还向学校举报孔令侃的行为，后来见校方装聋作哑，也就没人再管了。每到星期天早上8点，孔令侃就安排两辆轿车准时来校门口接他。一辆供他自己坐，一辆由几个保镖坐。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员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
　　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可以吃小灶。可是只过了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了。从小养尊处优的他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向宋霭龄抱怨，说学校里的饭菜如何如何难吃。宋霭龄心疼儿子，就每天从宾馆订饭让人送到学校。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
　　孔令侃虽是一个纨绔子弟，野心却极大。学生时代的孔令侃就有着极大的政治抱负，梦想将来能走向政治舞台。在大学里，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取名叫＂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围在他身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按当时孔令侃的说法，＂南尖社＂的成立，纯为研究学术，联络感情，并无政治意义。在学校时，＂南尖社＂的活动并不多，但有自己的定期刊物。
　　社名取＂南尖＂二字是有由来的，孔令侃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没一个让他满意。就在这时，孔祥熙第一次出访欧美归来，给他带回了有关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的消息。孔令侃对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很感兴趣。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用德语Nazis（＂纳粹＂在上海话中与＂南尖＂极相似）的译音作为这个团体的名字。
　　＂南尖社＂成立初期，社员并不多，除了一些同学外，还有一些和孔家联系密切的人，像姚文凯、顾心逸、林世良等。等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也就迅速扩大了。孔令侃把这个组织加以改造，扩大组织成员，自己担任社长，吸收的成员也比较复杂，政界、商界、金融界及教育界的人都混杂其中。＂南尖社＂的活动地区也不再局限于上海，遍布南京、香港、重庆、广州、天津等地。抗战以后，随着国民党在淞沪会战的失利，孔令侃所在的＂中央信托局＂迁到了香港，＂南尖社＂也随之到了香港。
　　孔令侃大学刚毕业时，因为他在政界没经验，孔祥熙就在家中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由孔令侃当主任，孔祥熙还专门派一个亲信当副主任协助他。这样可一举两得，既为自己找了一个办理机要的可靠帮手，又可叫儿子熟悉日常公事，认识各界名流，为以后的发展做好铺垫。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孔祥熙认为孔令侃已经有了足够的政治经验，就想让其进入商界。恰巧当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
　　孔祥熙有意想让孔令侃顶了这个肥缺。那时的孔令侃刚20岁，一下子当局长肯定惹人非议，于是孔祥熙就给他安排了个傀儡局长叶琢堂，而让孔令侃掌握实权，在幕后操纵。叶琢堂虽然是蒋介石的老乡，但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县官不如现管，就放权给孔令侃。结果孔令侃成了＂中央信托局＂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管。
　　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节节撤退，＂中央信托局＂因对外接运物资的需要，撤到了香港。孔祥熙派孔令侃为＂中信局＂常务理事，代行董事长职权，在香港主持业务。当时，＂中信局＂除抢运已订军火外，还续订飞机械弹，这就为孔令侃敛财提供了绝好机会。他利用香港这一自由港，大做私人进口买卖，积攒了不少财富。
　　当时，＂中央银行＂原在上海设立的专用电台，转入租界秘密工作。孔令侃在九龙秘密成立分台，专门与上海进行联系。不久，英国当局查出其电台并予以取缔，但孔令侃仍继续秘密使用。最后，因工作人员不慎，被英方抓了个人赃俱获，孔令侃也随之被逐出香港。
　　孔令侃被英方逐出香港的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霭龄怕孔令侃回来后会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就去找宋美龄寻求帮助，宋美龄决定让孔令侃去美国留学以暂避风头。
　　孔令侃到美国后，根本没心思读书。为此宋霭龄发了脾气，她说如果孔令侃拿不到哈佛大学的硕士文凭就不要回去见她。于是孔令侃找了一个名叫吴方智的人，让吴方智用孔令侃的名字在哈佛大学缴费注册、听课、记录、参加考试，撰写论文，进行答辩，最后如愿以偿拿到哈佛大学硕士文凭。
　　2、扬子公司的来头
　　这位阔少在美国期间，正好宋美龄应罗斯福的邀请赴美访问。宋美龄便让孔令侃给她担任私人秘书，随她一起在美国四处活动。孔令侃利用这种政治上的机会，同美国各大资本家交往，并高薪聘请几个和独占资本关系密切的美国人从中穿针引线，其中就有美国金融寡头驻华盛顿的代理人约翰逊。
　　在约翰逊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孔令侃很快和很多美国大厂商签订了合同，从而取得了各大厂商在华的特别经销权。这就为他后来建立的具有买办性质的＂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孔令侃回国后，利用孔家的钱财和影响，再加上他在美国建立的各种关系，迅速建立了＂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的业务属商业性质，范围很广，美国老板能提供什么，什么能赚大钱，就经销什么。
　　扬子公司创办初期盛极一时，可以归结为三点：
　　一是孔家的雄厚财力支持和政治上的影响。
　　二是宋美龄的撑腰。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曾经显赫一时，却没为蒋介石生得一男半女。由于蒋介石前妻所生的蒋经国、蒋纬国已经渐渐成人，她急需在自己的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来与之抗衡，以维护自己在蒋家的地位。
　　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得子最早且财丁两旺的只有大姐宋霭龄。因此宋美龄很早就把孔家的几个子女视为己出，对他们百般宠爱，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宋美龄对孔令侃＂情有独钟＂，并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
　　三是美国人的合作。美国大资本家想借孔宋家族的势力，控制中国市场，所以就把重托寄在了孔令侃身上。
　　有了这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扬子公司很快成为上海滩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3、打虎行动始末
　　1948年8月，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加上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
　　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物价波动更剧，原因是大部分商人都囤积居奇。对此，蒋介石很是恼火，命令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实行经济检查，严禁囤积居奇。宣铁吾接令后，派人调查，查出在上海囤积物资的都是些大亨，而且多是跟杜月笙有关的人，其中就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宣铁吾怕得罪杜月笙，便向蒋介石请辞。
　　蒋介石了解到宣铁吾辞职的原因后，没有批准，决定派蒋经国到上海协助经济管制督导生产。到上海后，蒋经国雷厉风行，实行经济检查，调查登记物资，强行压抑物价。他想借此打几个＂老虎＂达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并首先向杜月笙做一个姿态。没想到老奸巨猾的杜月笙反过来将了蒋经国一军。杜月笙在蒋经国召开的物资登记动员会上突然提出派人检查扬子公司。蒋经国明知杜在利用蒋孔两家痛痒相关的特殊关系，在骑虎难下之的情况下，只得答应。
　　经查，扬子公司果真囤积了不少货物，蒋经国立即派人查封了扬子仓库。宋美龄与孔氏家族不仅是血缘近亲，宋美龄更有不少资产登记在孔令侃、孔令杰兄弟名下，扬子公司有多少大宗买卖是借重宋美龄的权势地位做成的，这些有很多恐怕连蒋介石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掀了扬子公司，等于掀了孔宋财团，宋美龄如何能坐视不管。她立刻打电话给东北葫芦岛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为辽沈会战的锦州战役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接到夫人的电话，还是丢下战事，飞回南京偕夫人转道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刻召来蒋经国痛斥一番，蒋经国虽据理力争，但无奈国民政府与孔宋家族的关系太深，这是不容改变与变化的事实，当场蒋介石命令扬子公司立刻恢复运营，就连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给放了。宋美龄带孔令侃回南京后不久，便安排他乘飞机到中国香港，再飞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扬子公司从此搬到了美国迈阿密海滩。
　　恢复扬子公司的消息传出没多久，上海物价便开始飞涨了，金圆券也都开始大量抛出市面，人们又开始非法囤积物品，上海经济市场逐渐失控。上海失控，牵动全国，哄抢、闹事、歇业、倒闭、示威游行层出不穷，再加上国民党在内战中一连串的失利，国民政府的情势雪上加霜，翁文灏内阁宣布倒台，并撤换了主张币改、主持起草＂一个法令、三个办法＂的财政部长王云五，接着限价令取消，黄金白银外币恢复持有，财货登记申报无人提起，金圆券威信扫地，国民政府只有加倍大量印制钞票来弥补这个大烂洞。
　　宋美龄的放＂虎＂归山，给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以致命一击，蒋经国深感有心＂改革＂，无力回天，愤而辞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职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商人可恨，但是党内的政客更可恨。＂他认为，＂蒋家王朝＂就是被这批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推向灭亡之路的。蒋经国后来对朋友说：＂上海经管的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
　　受此打击，蒋经国把自己关在房门内谁也不见，整日以酒浇愁，最后拖到1948年11月1日发表了一篇声明，在声明中表示：＂在70天的工作中，非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而加深了上海市民的痛苦。＂＂蒋青天＂终于于5天后黯然离沪，返回杭州的寓所，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就此不光彩地落幕。
　　上海《大公报》在当时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打虎赞》的社论，其文云:
　　＂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猪突沸黄浦……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对蒋经国而言，＂打虎运动＂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比起当时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陷入的困境，王朝政权岌岌可危，这才是蒋经国需要担心的＂大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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