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银行查账发现周恩来名下12000英镑

　　各位猜一下，12000英镑在1967年可以兑换多少人民币？答案是82308元。
　　那如果这笔钱存30年，又会变成多少钱？答案是人民币467162。89元。
　　无论是1967年，还是1997年，这笔钱都可以称得上巨款，但是，这巨款却静静地存在一个特殊的户名下：代周总理存，多年来一直没动过。
　　为什么周总理没花过这笔钱？那这笔钱真正的主人又是谁？这笔被银行查账发现周总理名下的神秘存款，揭开了30年前的感人往事。
　　30年前的神秘巨款，周总理批示：把钱退回去
　　1997年，中国银行进行内部审计，此时，一笔神秘巨款，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这笔钱存入的时间和账户都很特殊：1967年7月8日，总额12000英镑，户名显示代周总理存。
　　原中国银行职员汤秉昆回忆：因为钱在我们营业部存着，就在我们营业部存着，一直在那儿存着，它有一个单一的帐户，这个专门帐户是终年不动的。
　　但是问题来了，这笔英镑巨款，怎么看都不像是周总理的私人财产。而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1958年前后，周总理每月的工资大约是400元，而邓颖超的工资大约是340元，夫妇两人合计740元上下，确实也不少，慢慢存也能存下一笔巨款。
　　可是，他们的工资很大一部分都拿出来接济他人了，很少花在自己身上。那十几年间，他们帮助了很多烈士家属，遗孤以及亲戚朋友，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
　　而且周总理严于律己，非常积极地履行党员的义务，对自己有个特殊的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若无急需，就交党费。
　　所以，当周总理去世的时候，他们一家也仅有5000多元的存款。
　　如果说是普通人的捐款，那就更加不可思议了：1967年，整个中国都处于动荡时期，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一般。
　　哪怕一个普通的国家干部，月收入都一般都不会超过100元。大家都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12000英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让我们回到30年前，那是1967年年中的一天。
　　周总理如往常一样，在中南海西花厅忙碌地工作着，忽然，一封没有署名的意外信件打断了他的工作：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英金一万两千镑。
　　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些陆续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但是由于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稳妥可靠。万不得已，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相信您。
　　随信还有一张12000英镑的汇票，折合人民币约82000多元。
　　周总理听完工作人员的报告，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尽管这笔钱，对于庞大的国家建设来说，确实不太多，但是对于个人而言，足以表达他们的拳拳爱国情。
　　不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笔巨款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捐献给国家。
　　于是，周总理很快就做出批示：精神可嘉，但是个人的收入交国家，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查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可惜，寻找捐款人的事情并不顺利，一来，当时的科技并没有现在那么发达，不是查个监控就能把人找出来；二来，也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最终还是没找到捐款人。
　　这笔钱，只好由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立教代为保管，等有朝一日查清楚再退还，此款即用特殊户头存在银行。
　　胡立教
　　后来，胡立教调上海工作，又委托原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中国银行行长乔培新代为保管。
　　斗转星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动荡时代终于结束，改革开放引领我们走上了好日子，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与世长辞
　　但是那12000英镑，仍然像30年前一样，静静地存在中国银行。
　　经过重重追查，真相终于浮出水面，答案就藏在中国银行内部，这笔巨额英镑的第一任主人，原来是前中国银行的员工刘本堃和妻子刘道蕊。
　　刘本堃和刘道蕊中英夫妻匿名捐助国家，尽显爱国情
　　按理说，当时应该很快就能查到捐款人是他们，毕竟就是本行职工嘛，但是他们夫妻十分低调，没有声张，所以在很久以后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他们是一对中英结合的夫妻，刘本堃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刘道蕊是不折不扣的英国人，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又怎么回国的？这又是一段曲折的故事了。
　　（一）一个正义善良的外国姑娘
　　刘道蕊，原名叫DorothyMaySmith（多利史密斯），是个出生于1918年英国伦敦的外国姑娘。她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一直留在首都工作生活。
　　直到40年代前后，二战战火蔓延到了伦敦，德国的飞机经常轰炸伦敦，多利的家被夷为平地，之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也被迫停业。
　　多利只得重新找工作，幸运的是，她在前公司的同一栋大楼里找到了工作，成为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一名外籍雇员。
　　多利刚进去伦敦分行时，她既要做柜台出纳，应付日常业务，还要为上百名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办理汇款等等。
　　平日里，多利接触了很多中国海员，也知道有些人有不良嗜好：在国民党管理的俱乐部里活动，打牌，嫖娼，染上了当时英国的坏风气。
　　为人正直的多利不愿意看到他们就这样挥霍，所以又生气，又同情他们，在交流过程中，会劝他们把辛苦挣来的工资寄回国内。
　　只要他们接受多利的劝说，这位善良的姑娘，会在权限范围内，帮他们减免一部分汇款手续费。
　　不知不觉，多利已经在中行伦敦分行工作了好几年，同事们都非常认可她的工作和为人，试问会有谁不喜欢这么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呢？
　　但偏偏还是有人讨厌甚至憎恨她的正直，因此对她下黑手。
　　那是1944年的冬天，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紧张的关头，而且由于战事连年，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帮助中国走向胜利，帮助那些抗战受害者，中行伦敦分行设立了两个募捐箱。
　　这两个募捐箱可大有不同，一个是由蒋介石的爱人设立的，名义上是中国政府的募捐箱，另一个则是红十字会的。
　　尽管多利是个外国人，但在长期的接触中，也不是完全不知道民国政府官员的那些猫腻。
　　中国政府募捐箱的钱，十有八九会被无耻之人盗走，中饱私囊，最后无法用在中国和中国人民身上。
　　多年以后，多利回忆道：我把蒋介石夫人的那只募捐箱放到了柜台底下，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我可以肯定那里的钱都得装进〔那些官员的〕腰包。我把红十会的那只募捐箱留在了柜台上面。
　　多利的行为，真的激怒了有心之人，募捐官以私藏政府募捐箱为由，要求银行经理开除多利。
　　尽管，经理知道多利的行为是正义的。但是迫于压力，还是打算辞退多利。
　　此时，另外一个同样充满正义感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多利日后的丈夫刘本堃。刘本堃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在他的帮助下，银行留下了多利，让她继续工作。
　　两个热诚的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因为这个募捐箱事件相识，相知，相爱了。刘本堃欣赏多利的善良正直，多利喜欢刘本堃的骑士精神，两个志趣相投的青年人，自然就走在一起了。
　　说完了多利的故事，相信也有人好奇，刘本堃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为什么不惜得罪募捐官，也愿意为一个外国人撑腰？
　　（二）无惧无畏的中国小伙子
　　刘本堃生于1913年的中国，比刘道蕊大5岁。1932年时，成绩突出的他，同时被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南京中央政治学院录取了。
　　最后，他决定入读清华大学经济系，为当时贫穷落后的国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然而，到了他学有所成，即将开始工作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整个国家风雨飘摇，动荡不堪。
　　而刘本堃也成为时代洪流里的一株浮萍，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祖国一起经历了这艰难的岁月。
　　一开始，刘本堃凭着扎实的知识，通过了上海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的招考，到了上海，准备参加工作。
　　但事情并不顺利，上海沦陷了，他们并没能入职，只能保留行籍，一律遣散。
　　无奈下，刘本堃只好到南京碰碰运气，可是南京也兵荒马乱，哪里能找到工作，只好又回到北京。
　　直到1939年春天，才迎来转机，他接到中国银行的通知，到上海报到，当年冬天入行当使用员，并于一年之后成为正式行员。
　　相比之下，刘本堃的入行经历要比刘道蕊艰难得多。
　　然而，艰难只是开始，1941年年底，他去了香港中行工作，结果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中行惨遭轰炸。
　　刘本堃和同事们赶紧保护银行资产，与同胞们一起向国内撤退。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回到了相对安全的大后方重庆。
　　1943年，刘本堃又被付以重任，这次是远渡重洋，前往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了。
　　说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不得不说一下它的历史价值：它是中行三大海外机构之一，管理的范围不仅有英国本土业务，还囊括了整个欧洲与非洲大陆的银行业务。
　　就算在战争时期，中行依旧在坚持营业，因为它是中国政府特许的唯一一家国际汇兑银行。
　　刘本堃的赴英之旅，走走停停足足有半年之久，不仅旅途劳累，更时常有战火袭击的危险。最惊险的一次是他乘坐的货船，在出地中海的时候，差点遭到飞机轰炸。
　　无论是刘本堃还是刘道蕊，两人都是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有切身的体会，自然对家国大事都有格外深刻的见解。
　　刘道蕊
　　所以，当刘本堃看到多利不惜得罪募捐官，都想保护那些筹集给中国的捐款时，他自然而然、发自内心地想要帮助多利，感谢她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出力。
　　捐款箱风波结束后的日子里，他们携手并进，一起在中行伦敦分行勤恳工作，过着相对安定的日子。
　　刘本堃在英国的时候，依然时常关注祖国的命运。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硝烟再起，这让他为祖国的前途感到非常担忧。
　　在此过程中，刘本堃开始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慢慢明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未来，这可直接影响着他后来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
　　在高兴之余，远在伦敦分行的中行人，都要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在英国承认新中国之前，到底是倒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回归祖国的怀抱？
　　而且，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掌握着大量的外汇，这笔资金对国家经济恢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长期关注祖国情况的刘本堃，当然是要求回归祖国，坚决拥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他联合银行副经理楼福卿等进步员工，团结一致，经过曲折的斗争，并于1950年初宣布起义！他们联系上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接受总行的领导，保护银行以及资产，等待接收。
　　最终成功避免了国家财产的损失。因为这个明智的决定，刘本堃中行总行任命为襄理，事业上更进一步了。
　　命运交织的两人，同甘共苦一起回国
　　1949年，相恋5年的刘本堃和多利在伦敦举行了婚礼，结为夫妻。而后，多利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刘道蕊。
　　刘本堃他们的起义结束后，中行伦敦分行的工作逐渐稳定，夫妇两人的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
　　战后的欧洲经济恢复得很快，加上他们在中行勤勤恳恳地工作，业务能力出色，他们的收入都有提升，还在伦敦买了公寓和汽车。
　　安居乐业，刘本堃已经做到了，但是还有一个希望，他一直没能实现，那就是落叶归根。
　　当时，刘本堃已经离开祖国十年有余了，他的家人都在国内，只能通过书信往来，没法亲眼回去看看他们。
　　而且通过平时的了解，刘本堃知道国内正在开展如火如荼的生产建设，他是多么想回去祖国，亲历这历史性的时刻。
　　终于，到了1953年，组织安排刘本堃回到祖国观光。回到伦敦后，他把所见所闻告诉了同事，告诉他们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鼓舞大家一起在海外多为祖国奋斗。
　　这一次回国，让刘本堃下定决心，他郑重地和妻子商量：他想回中国去，为建设他心爱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道蕊心中不是没有过顾虑，正如前面所说，他们已经安居乐业，孩子都快要上学了，在英国有这么稳定的生活，现在才放下这一切，回去刚刚新生的国家，值得吗？
　　而事实证明，这值得！因为刘道蕊长期和刘本堃在一起，自然也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让她产生了深深的向往。
　　而且，她爱着她的丈夫，爱着这个品格高尚，充满智慧的有志青年，在长期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刘道蕊深知中国人落叶归根的爱国情怀，所以她支持她丈夫的决定。
　　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能和刘本堃一起回国，她在1957年的时候，放弃了她的英国国籍，要求加入中国国籍。
　　这在当时看来，简直天荒夜谈，连移民局的工作人员都不愿意相信，怎么会有人愿意这样做？他们还劝刘道蕊慎重考虑。在刘道蕊一再坚持下，他们才肯帮她办理改籍手续。
　　梦绕故乡月，心飞故园楼，在两人一再努力之下，1967年初，中行总行终于同意他们回国工作生活，圆了他们的心愿。
　　批准下来之后，刘本堃马上准备归国的事情：他们把多年积累下来的家产半卖半送，连那套生活多年的公寓也以12000英镑低价出售，那只有市场价的23，就是为了赶紧变现，尽快回国。
　　带着多年的积蓄以及美好的憧憬，夫妻二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成立基金会，巨款终于发挥作用
　　回国后的刘本堃和刘道蕊，继续在中国银行工作，尽管生活没有在英国那么安稳，甚至过得不那么如意，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初心，一如既往地踏实工作。
　　当生活稳定下来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计划了一项秘密的行动。
　　还记得他们变卖公寓的那12000英镑吗？他们计划着把这笔钱捐给国家，为国家的建设奉献出自己的一点心意。
　　可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这么一大笔钱，要怎么捐，捐给谁？这可把他们难住了。
　　再三思量，他们决定把钱寄给最可靠的周总理，希望通过周总理，把这笔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果然，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周总理并没有乱用这笔钱，而是静静地打算找回它的主人，等待它的主人光明正大地处置这笔巨款。
　　而这一等，就是几十年过去了。
　　在这个时间里，他们夫妻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获得了不俗的成就。刘道蕊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等等。
　　而两位老人最终都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刘本堃在197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道蕊在1985年也加入中国共产党。
　　时间到了1988年，经过多方打听求证，大家总算知道那笔巨额英镑的捐赠者，原来就是身边的刘本堃和刘道蕊。
　　陈慕华同志批示，遵照周总理生前指示精神，将款退还本人。刘老夫妇坚决不收。
　　又到了1994年，步入老年的刘本堃生病住院了，乔培新老行长建议，要不借这次他们正是用钱之际，给刘本堃再做做思想工作，让他取回这笔资金？
　　但是，两位长者还是不愿意收，他们认为，这笔钱应该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在多方协调之下，他们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决定将捐款奉献给中国银行，成立刘本堃基金，用于奖励优秀的青年员工。
　　这样，这一笔巨额捐款，终于用在了最实在的地方。
　　基金会成立以后，有记者采访两位老人，他问道，明明这笔巨款可以改善两位的生活条件，为什么你们还是坚持捐出来呢？
　　两位睿智的长者是这样回答的：
　　钱，在某种意义上能表明一个人的‘身价’，但不能体现一个人所创造的价值。一个人如果将个人所得全部用于享受，就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真正意义。
　　我们捐赠了这点钱，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能够接受奖励的人才是值得庆贺的。
　　青年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中国的伟大要靠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努力和奋斗。
　　能够为年轻有为的青年人更上一层楼提供一点帮助和鼓励，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他们的回答充满了温度，尽管岁月流逝，历尽波折，但是依然没有失去青年时那种炙热的爱国之情，激励着当代年轻人奋起直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
　　1998年，刘本堃老先生逝世，留下了刘道蕊和儿子，而儿子又在香港工作，不能时常在老人身边。
　　每当有人问她想不想念孩子，她都这样回答：
　　他们都想接我去香港生活，但我一生都爱着这片土地，这里有我所爱的人和我的事业，我不能离开。
　　尽管刘道蕊老奶奶不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是她有着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用她的话来说：中国是我们的家，我是中国人。
　　结语：
　　纵观刘本堃和刘道蕊的一生，都是和祖国、和共产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情，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光芒，他们执着于追求，执着于信仰。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正如前辈们，哪怕遇到更多的艰难险阻，心中有国家，有信念，再多的困难都能克服。
　　他们的精神和故事也将鼓舞着我们新一代年轻人，不断奋进。
　　参考文献：
　　《50年前，中国银行的一对活雷锋惊动了周总理》
　　《悠悠中国心中国银行刘本堃优秀青年奖背后的故事杨世海》
　　《一对中英夫妻的中国心与中行情记中国银行刘本堃优秀青年奖基金捐赠者刘本堃、刘道蕊夫妇杨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