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实行首长分工负责制，在拟订作战方案，下达作战文书虽然加上政委名字，更多体现集体领导的意愿，作战文书一旦下达，就是代表本级指挥下级各部队，署名军事主官，政委和参谋长三人。 在讨论作战方案时，更多体现集体领导，反复研究比较，形成正确的决议，在极端情况下，意见统一不了，还是更多尊重军事主官的意见。作战文书一旦下达，各级指挥员必须无条件执行，包括政委和参谋长，保证集中统一领导！ 1948年10月2日，北平地下党获悉的有关敌人调动情报，辗转到达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手中，其实这份情报并不算很详细，大概意思是傅作义在老蒋的压力下，已经同意向山海关外派出援兵，第一批海运葫芦岛的包括新五军及独立第95师。而究竟后续还会有多少部队出动，尚未有准确消息，这就是导致林彪战役决心发生动摇的＂华北敌人增兵四个师＂的出处。 此时已经是10月2日的黄昏时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专列刚刚停靠在郑家屯车站，晚饭后参谋长刘亚楼请求开车继续前进，被林彪所阻。在辽沈战役最初的战略构想中，东北野战军主力只需要＂包打锦州＂和阻击沈阳之敌的增援，因为考虑到敌人内部的矛盾、傅作义的狡猾程度、以及我华北军区两个兵团的牵制，我方判断华北之敌大举增援锦州的可能性很小。 东野也正是在这样的构想下完成了兵力展开，能够向葫芦岛方向派出的阻击力量有限（关于东野的详细兵力部署，之前有专文介绍）。现在华北敌人大举增援，而且情报只说是＂首批四个师＂，后面到底有多少个军多少个师前来，还是未知数。所以一向用兵谨慎的林彪确实有些犹豫了，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准备的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 于是司令员陷入长考，这一考就是几个小时，一直考到晚上10点，林彪终于有了大军回撤打长春的念头，因为在他看来目前的不利因素压倒了有利因素。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喊来刘亚楼口述了一封给西柏坡的急电，提出了继续打锦州和挥师打长春的两个方案，请军委定夺，但是字里行间，明显倾向于回打长春，最后一段电报原文是： 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去电署名为林罗刘，但是只有参谋长刘亚楼在场，而且当时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既然署名林罗刘，参谋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电文交送政委罗容桓阅，罗政委当时也没有表态，所以这封电报作为＂特急电＂就这样发出去了。发完电报后，野司的专列并未原地等候回电，而是升火出发，继续开往辽西前线。 从组织程序上说，自从1942年取消所有军政问题的＂政委最终决定权＂以后，军事主官在作战行动上是享有全权的。而且林彪的职务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前委书记，是毫无争议的＂一把手＂，所以一旦他在作战层面下定最后的决心，东北的其他军政领导，确实无权进行干涉和改变。 罗荣桓也是如此，作为东野政委，他在大政方针上一贯比较尊重林彪，在作战的具体问题上也基本不干预，而且是尽量地配合工作。但是这封急电发出后，罗荣桓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妥，因为辽沈战役事关解放东北、加快解放战争进程的大决战，攻锦的全盘计划已报请军委批准，甚至东北野战军的南线攻势也已打响，此时改变战役决心，那不是闹着玩的。 一方面，是回师打长春违背了军委和主席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大军展开之后再组织回撤，既容易出现混乱也影响士气，所以罗荣桓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于是喊来刘亚楼，两个人先统一意见后，再联袂去找林彪。其实林彪也比较矛盾，还在自己的车箱里反复思考，而政委和参谋长的到来和劝说，最终使他思路清晰起来。 林彪表示前封电报确实不合适，想叫参谋追回来，但是电文已经发出，于是罗荣桓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我们重新起草一个电报，说明仍然要打锦州＂。林彪同意，于是三个人共同拟定了一封新的电报稿，当列车在10月3日凌晨到达彰武县西北30公里的冯家窝棚时，停车发报，电报全部发完已经是上午9时。 所以你看，在重大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到军委命令和全国战局的问题上，即便司令员下定了战役决心，如果政委和参谋长（其实主要是政委，参谋长是作战部署具体执行者）与司令员的意见有严重分歧，政委还是能够影响司令员决定的。比如在这次郑家屯的电报事件中，林彪明显是最后妥协了，这也是我军双首长制度的优势所在。 不过要注意三点，其一是郑家屯事件属于特例，因为它涉及的不单是东北野战军内部怎么实施作战的问题，而是经过军委批准后的辽沈战役作战计划、事关全国大战略的战役决心。在如此大的问题上，即便林彪一意孤行，军委也是不会批准的，所以主席接阅第一封特急电后，雷霆大怒，连续于10月3日的15时和17时发出两封电报，当然是批评林彪的。 直到接阅林罗刘的第二封特急电，主席才高兴地回电：＂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涉及全国战局和军委指示的大型战役，林彪仍然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政委基本不会干预，参谋长也只管按命令部署执行，轻易不会发生三个人意见严重相左的情况。如果政委或者参谋长越过司令员直接向军委提出不同意见，也是有违组织原则的，印象中华野参谋长陈士榘这么做过，结果肯定不愉快。 其二是在几大野战军中，尽管是由司令员全权处理军事和作战问题，但是政委确实有＂监军＂的意思，如果不设专职政委，说明军委的高度信任，比如西北野战军的彭老总和华东野战军的陈老总，那都是司令员政委一肩挑，不可能出现司令员、政委意见不同的局面吧？但是东北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那是有专职政委的。 其三是指挥权集中的问题，兵法上说：＂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这句话在电视剧《少帅》、《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多有引用，意思是不能令出多门，作战核心班子如果各吹各的调，非乱不可，所以古语有云：谋议可咨于众人，可决断必须归于一将！因此，在军委确定战略方针以后，各野战军司令员（包括代司令员，关键是前委书记）对作战事宜，是拥有全权的。 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上级总的指导方针，各野战军、各兵团、各纵队的司令员都是军事上的决断者，政委和参谋长轻易不会去干预，哪怕有不同意见也得遵令执行。但是如果司令员在作战中没有认真贯彻上级的方针，政委是有责任也有权力进行劝说的，如果实在无法达成一致，通常的做法是各自电告上级，请求上级裁决和指示。 如果军情紧急请示不及，那就得先按照＂前委书记＂的指示来执行，林彪就是东野前委书记，而中野的前委书记是邓政委。 这就是＂前委书记＂的重要性，所以人民解放军在重大战役的联合作战中，都成立了总前委，比如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时，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前委书记仍然是林彪，再比如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遂行淮海战役时，总前委书记则仍然是邓政委，刘司令员、陈司令员和粟代司令员，只是总前委的委员。 罗荣桓政委不是东野前委书记，但却是井冈山下来的曾经参加秋收起义的干部，深得信任，主席曾用十句话概括罗荣桓的品格：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他逝世后，主席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这么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句：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我个人理解： 中国不论政府或者军队，都是集体决策。但政委管人。 政委是军队的第一主官，提现党指挥枪，不论战时或者和平时期，都有重大决策权。 司令员主管军事，负责军事训练，负责战斗的总事实，军队一旦进入战斗，司令员具体指挥，各级政工进入辅助状态。 参谋长具体部署。 作战部长具体实施。 打仗时司令和政委、参谋长意见不一致时会集体研究决定，不存在司令员妥协的问题。具体来看: 军队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职务不同分工不同。比如司令员分管部队训练作战管理建设，政治委员分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人事管理、政治保卫等工作，参谋长在司令员领导下具体抓部队军事训练和作战，完成首长交代的任务和落实首长指示。 具体到有作战任务或者正在进行战斗过程中，任何一项决策都需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执行，党委领导、民主决策、个别酝酿、会议决定，不是个人说了算。一项错误的决定都是致命的。因此不存在意见不合时司令员会妥协这种问题。 举个例子，在朝鲜战争中，彭德怀为了抓紧实施第三次战役、扩大战果，欲急于推进战线至三七线。但此时后方战线拉得太长，后勤保障困难，战士所带干粮只能捱过两日。为了防止第一、二次战役中后勤保障跟不上导致的问题再次发生，时任分管后勤的副司令员洪学智力荐加强后勤保障能力之后在实施，最终彭德怀总司令员听从了洪学智的意见。 由此可见，战争瞬息息万变，稍有不慎会导致不同的结局，需要集体研究会商决定，而不是谁官大谁谁了算，因为战争是残酷的，炮弹是不认人的。 这问题是外行提的问题，理论上没有必要回答，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 因为，我军实行的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其最高领导权在党中央。各级部队实行的是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所有的＂大事＂必须上会研究，讨论，形成决议。 作战问题也就是题主所说的打仗问题是部队的重大问题，也必须＂上会＂研究。 具体是：下级部队在接到上级下达的作战命令之后，应该由党委书记（通常是政委）主持召开党委会研究所属部队行动方案，兵力部署，特殊情况处置等，经充分讨论后，表决形成决议，会后按形成的决议认真抓好落实。 若作战时间紧迫，来不及召开会议，应该由书记副书记（也就是司令员政委）通气商议后，形成初步意向，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命令，迅速展开行动。 在作战过程中，司令员政委应该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和本级党委的决议抓好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属于军事工作的事谊，由军事主官处置，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谊，由政治主官处置，其处置结果正确与否，必须在战后向本级党委和上级党委负责。 再就是，司令员，政委，参谋长不是平级首长，不可能出现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意见不统一的问题。因为，参谋长属于司令部门主官，作战中应按照司令员和政委的指示执行。同时，作为党委委员参与本级党委的集体领导，按照党委的分工抓好部门工作落实，并向党委负责。 最后决断权在政委。 和平时期，司令员给政委一些面子，两人商量着来。另外政委不一定是党委书记[狗头]战争时期，枪炮一响：全团都得听老子的[狗头] 没啥意见一致不一致的，指挥作战上就是要听从司令员的命令。再者政委本身也是配合司令员工作的，参谋长更是要配合司令员指挥，1号首长就是1号，实在出现问题的话当时也要服从1号命令，任务结束后再报上级党委首长酌情处理。 平时集体领导，党委表决。主官管作战训练，政委管人事党务后勤与地方关系。 如出现任何紧急情况，政委才有最后的决定权。1930年颁布的《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政委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政委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的权力但须立即将情况上报，在得上级机关正式指示前，须按政委决定执行。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的权力。 1938年12月，第八路军总部颁布《政治委员暂行条例》，规定军事行政与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担更重大的责任。但军事指挥员违反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的时候，政治委员有权停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但同时必须上报。在上级机关下达命令前执行政治委员的命令，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的申诉权。 1942年9月后进行修订，发生军事指挥员与政委的争执，除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外，政治委员最后拍板。也就是越到营连的基层，军事主官的临机处置权越大。 但师旅以上的编制部队，出现紧急避险的情况并不多，即便作战方面也是有既定计划，须贯彻发扬军事民主，集体领导，政委最后拍板。 作战指挥司令的事，没多少政委的事，参谋长负责提供作战参考意见并负责执行，副司令一个负责后勤保障，其他的一般会下派去加强下级部队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