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7日晚，周总理突然醒来，医生明白总理的最后时刻到了

　　1976年1月5日，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的周总理又陷入了昏迷之中，当时周总理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常常处于昏迷之中。
　　1月7日深夜，周总理突然醒了过来，他对医护人员说的：＂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吧，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次清醒后，周总理那消瘦苍白的面颊稍稍回暖，这让一旁的警卫员激动万分，但是一旁的医生们却默默不语，以周总理的身体情况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表现得，他们不愿意相信，周总理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
　　那么总理在最后时刻都是怎样度过的呢？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周总理总是一副忙碌的样子，他似乎永远也不知疲倦，这给他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从年轻时便是如此。为了革命事业，他常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把个人生死常常置之度外。
　　1967年2月份，周恩来再次察觉到政府工作开展仍需持续发力，因为如此众多官员的精力被过多牵扯，以至于不得不让低级职员来干行政领导工作。
　　他的睡眠时间进一步压缩，这位年近70岁高龄的老人，经常连续工作30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经常错过吃饭的时间，或者只吃一小碗粥和一些剁碎的蔬菜，这样他可以边吃饭边工作。他明显地消瘦下来。
　　后来医生发现他患有心脏病，但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工作，甚至邓颖超的亲自请求也不行。在他的心里，革命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自己的身体不值一提。
　　因此，为了尽可能地保护他的身体健康，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2月30日开始对他进行规劝，他们在他的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给你提点建议，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地请求你接受我们的恳求。
　　当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看了大字报后，她在＂改变＂两字下面划了一道红杠杠。两天后，经过与邓颖超商量，他的工作人员又写了一张＂补充建议＂，把它贴在门上的大字报旁边。他们在＂补充建议＂里要求他减少夜间工作，在做完一项工作以后，＂不要接连工作＂，对每日的工作安排，＂应该留点余地，以便处理临时急事＂；避免出席会议之后立即会见客人，以便能够＂喘息＂一下；缩短会见时间，以使人们在会见时说话简短一些。
　　第二天，为了表示对工作人员意见的重视，周恩来在大字报下面，工整地写上＂诚恳接受，要看实践＂8个字。但是，他其实根本没打算去履行。
　　3个月以后，他的侄子和侄女来看他，责备他说：＂你的行动达不到同志们的要求。＂＂你应该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否则你就不是群众的真正支持者。＂ 但周恩来却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在就健康问题与他的工作人员交换意见的那几天里，他去外面出席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抗议苏联干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的破裂迫在眉睫。
　　周恩来主张节制，他表示不应有过火行动。2月中旬，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党、政、军负责人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革命和生产问题。即便是知道自己有病在身，他依然夜以继日地为党的工作操劳着，一刻也不愿歇息。
　　1970年夏，一天早上，周恩来去出席一个会议时突然晕倒在走廊上。一小时后他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出席。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不顾周围人的劝阻，坚持说自己没事，叫了一辆车又赶去参加那个会。
　　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周恩来对一些小事也非常重视，1972年8月3日晚上，周恩来的汽车与一位骑自行车的姑娘相撞，他把她送到医院进行透视检查，后来又焦虑地打电话询问结果，还命令警察不要找那个姑娘的麻烦，姑娘擦破的衣服也得到了赔偿。第二天，周恩来又派了手下3个助手去探望那个姑娘。强撑着病体，揭开中美关系恢复正常的新纪元。
　　1969年春，在中苏边界北端冰封的乌苏里江上发生的珍宝岛战役，让周恩来和他的同僚们认识到必须恢复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渠道。
　　不久，周恩来揭开了他外交生涯中最著名的一页。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谈后双方的立场都未改变，仍然保持对立状态，这就意味着中苏关系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发展，但中美关系则应该另当别论。
　　直到1970年底，来自北方的威胁，使得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与美国恢复邦交的可能性。此外，周恩来手下的专家估计，由于国际力量的重新大组合，使得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威胁要小于苏联的威胁，周恩来反复考虑与美国进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那时的周总理的身体每况愈下，常常伴随着心绞痛和缺氧等症状，常常心律失常，工作劳累时，经常昼夜吸氧，医生为了防止突发情况，不得不在周总理的办公室设置吸氧装备，以备不时之需，医护人员轮番守候在他身边，以便随时抢救。
　　1972年2月21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走出了他的专机，置身在北京那寒冬的空气中，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当尼克松下到舷梯的一半时，站在舷梯脚前未戴帽子的周恩来便开始鼓掌表示欢迎。
　　尼克松停了一下，然后也鼓掌相报。走到舷梯下面时，尼克松向周恩来伸出了手。他后来写到，＂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胯部向前稍提，肩膀略向后移，头颈挺得笔直，整个姿势给人一种略显随便的印象，一种＂哦，是你啊！＂的态度，与尼克松过分急切的神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当他们一同乘车进入北京城时，周恩来评论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
　　尼克松相继访问中国多地，周总理强撑着病体陪同，期间与美国代表团进行会谈，常常一谈就是一天，对此美国人都对这位东方的老人表示尊重，为他的尽职尽责与精力充沛表示尊敬，实际上周总理往往是忍受着身体的不适在进行谈判。
　　美国人注意到周恩来经常吃一些白色的小药丸，他们猜想那是治高血压的药——尽管他对尼克松说，那是治支气管炎的。有一次，周恩来表示希望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能留任，以使这些谈判的果实完全得到收获。但他又补充说：＂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如果我突然死于心脏病，你们将不得不跟一个不同的对手打交道。＂
　　周恩来的健康状况确实不妙。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几天之后，周恩来的医生告诉他，他得了不治之症——癌。
　　人人都注意到总理的变化。他的一个西方问题助手在一次晚餐时说：＂周恩来的皮肤变得几乎有些透明，他工作太辛苦了。我们怎么能阻止他工作呢？＂
　　周恩来对一个来访者承认，他的医生已经禁止他坐飞机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安东尼·劳伦斯注意到，周恩来那双曾经极其生动的眼睛——＂它们活泼得像是会说话一样，现在已经变得呆滞、疲倦了。＂身在病床上，依然不忘为社会主义建设劳心劳力。
　　1974年春，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 6月和7月，他的癌症加剧，但他仍在病床上坚持工作，并继续会见外国显要，尽管他这时已不再能像过去喜欢的那样一谈就是三、五个小时。
　　7月底，他还以他特有的作风，顽强地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在招待会上，他步履艰难、劳累过度，会后他仍旧回到病床上去。几天以后，他在医院对美国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永远也不应再关上了。＂ 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某些事本可以完成却没有完成。
　　4天以后，尼日利亚的戈翁将军被告知，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手术，现在正在恢复之中。外国新闻界声称周恩来患了胃癌，但中国外交部否认了这种说法。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周恩来正在接受钴辐射治疗。
　　邓小平在12月份告诉一个来访的日本人说，周恩来已经住院６个月了，现在只通知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周恩来决定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再作最后一次拼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于1975年1月中旬开幕，这是周恩来进一步把中国引向下一发展阶段的新的政府机器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了做到这一点，周恩来不得不挣扎着进行他最后一次飞行，前往长沙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一个机组人员回忆说：＂总理显得十分消瘦，头发已经花白，步履也变得艰难，双手微微发颤，在登机时他得要人扶着。＂ 当有人问到他的病情时，他回答说：＂疾病嘛，就要和它作斗争。……一年没有坐飞机了，长期躺在医院里，现在好些了。＂ 他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使他几乎不能剥开女服务员递给他的糖。12月26日，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他的宪法草案及一些新的人事安排。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 他接着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就是以后中国一直牵肠挂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
　　新的宪法则保证农村生活的基本单位——公社将可以对更小的次级单位（生产队）实行最大限度的物质刺激，并保证自留地和副业生产的安全。这就保证了在中国的发展中采取一种混合经济的形式。
　　周恩来这时在接受中国专家治疗的同时，也接受外国专家的治疗。1975年2月，他又动了一次手术。他后来对医生说，他们应该去中国南方的云南省对锡矿工人中的矽肺病发生率作更多的调查，而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尽管他已经病入膏肓。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总理想到的还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不让他的理发师来为他理发刮脸，因为这会使他们彼此心里都不好受。实际上，周恩来虽然住在医院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经常去看望他，告诉他各种情况。他感叹道：＂恐怕我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1975年11月的一天，周恩来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首都市中心的北京饭店，他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但他是在休息吗？不是！他还有一些刚从公文包里拿出来的文件要看！
　　1975年12月31日，他仍在医院。那天的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写的两首诗，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花了不少时间来听人朗诵这两首诗。一首是《重上井冈山》，20年代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游击根据地。这首诗是以这样两句结尾的：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第二首诗是关于中苏关系的形象化比喻，挖苦了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它的结尾是＂试看天地翻覆。＂据说周恩来在弥留之际，由于病痛而不能入睡，他突然挣扎着说出＂诗词＂两个字来。
　　病床边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指毛主席的那两首诗。因此，他们轮流读这两首诗给他听。听到第二首诗的最后一句时，周恩来大声地笑了起来——这是他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能笑出声来。
　　再后来，周总理已经不能自由进食了，他一点也吃不进去东西，有时吃一点，也会吐出来，周围的医护人员都急得不知该怎么办。而周总理则一个人默默的忍受着疼痛，他那扭曲和颤抖的身体让人难以直视，陪护人员常常流下难受的泪水。
　　影视资料
　　1976年1月5日凌晨，为了减轻周总理的痛苦，周总理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尽管手术对病情没有任何益处，但是能为总理减轻一分病痛就减轻一分。
　　医务人员给周总理做完手术后，他一直气若游丝，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在京领导都来探望，总理却一直没有醒来。医务人员24小时在一旁待命，随时准备进行抢救。
　　直到1月7日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苍白的面颊竟然微微转暖。他缓缓地睁开双眼，认出了守在一边的吴阶平医生，他气若游丝地说道：＂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吧，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总理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为了国家熬尽最后一滴血的周总理，在生命的终点想到的依然是他人！
　　听到这句话后，医护人员们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周总理就是这样一个无私无畏的人。照顾总理这段时间，即便身体再痛苦，总理都是一声不吭，有一次，因为实在太痛了，他问医生：＂太痛了，我能哼两声吗？＂ 值班医生听后泪水淌满了脸颊：＂总理，你难受就叫吧。＂但是总理始终未曾呻吟过。这就是我们敬爱的总理啊。
　　话说完后，周总理就一直看着门口，值班医生问他：＂总理啊，你有事吗？你是不是找大姐？大姐已经走了。＂
　　周总理摇了摇头，他就一直这样看着门口，到了凌晨还未曾睡去，守在一旁的警卫员们都以为总理的病要好起来了，激动地流下了开心的泪水，吴阶平却一直紧锁眉头，没有一点欢喜，他害怕这是民间所说的回光返照。
　　吴阶平等医护人员们一刻也不敢松懈，他们心如刀绞地守候在总理周边，每隔一段时间，就过来查看一下总理的情况，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1月8日早会后，张佐良医生走进周总理的病房，看到他安静地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脸色发青，口唇毫无血色，一旁地仪器滴滴地响着，脉搏虽然有数值，但是却软绵无力。
　　这让张佐良很担心，当即告知所有专家，吴阶平等人迅速赶到进行抢救，张佐良俯下身子问：＂总理，您的气管被痰液卡住了，我们要对您进行气管插管，您同意吗？＂
　　双眼紧闭的周总理竟然睁开了眼睛，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医护人员随即迅速展开行动，争分夺秒抢救着周总理的生命，但是总理的脉搏却不见丝毫起色，最终，抢救工作停止，周总理与世长辞。
　　不知是谁扯开嗓子大声哭道：＂总理啊，总理，你就这么离开了我们……＂ 随即响起了一片哭泣声，随后赶来的邓颖超也未见到总理最后一面，只是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深情的一吻，哀伤地说：＂恩来，你走了……＂
　　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45个年头了，西花厅的海棠花花开花又落，当年那个看花的背影已经再也看不到了，45年，如今这盛世如你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