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要不是王稼祥，自己可能参加不了长征，这是怎么回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是毛主席在长征路上写下的宏伟诗篇，长征不仅是一场惊天动地革命壮举，更是一代人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不屈精神。
　　毛主席曾多次说过，要不是王稼祥，自己可能参加不了长征，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最关键的一票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我党革命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重要的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然而，这个决议过程也是充满曲折的。面对领导人的选择，大家都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使得当场陷入了一种如死水般的沉默。
　　此次会议的召开背景，我们不得不提当时中共中央的另外一位负责人博古。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年仅27岁的苏联留学生。因长时间在外留学，对农村现状不够了解，对革命战斗也是一知半解，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
　　博古
　　博古主要依靠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师李德的主意，但李德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军事指挥家。
　　在他们的领导下，红军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战略，和国军硬碰硬，打阵地战。结果就是整个苏区被国军拖得疲惫不堪。
　　不仅如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错误的指挥，使得数万红军与国军决战中，红军主力缺乏弹药，导致损失惨重。
　　在危急关头，博古和李德提出了战略转移方式，就是准备开始长征。
　　但这长征说得轻巧，8万余人的集体大搬家，庞大的队伍，偌大的目标。敌在暗，红军在明。要在这其中提防强敌环伺惊险，又要继续艰难前行。
　　此刻，危险还是降临了，当这支庞大的队伍走过湘江时，遭到桂军和中央军的合力围攻。数以千计的队伍辎重、设备、文件等全部消散殆尽，湘江这一战，红军损失兵力近半。
　　由于战斗的接连失利，广大红军领导不得怀疑这个瞎指挥的中央领导究竟带领红军走得怎样的道路。此时，改换中央领导的想法渐渐成为党的共识。
　　1935年，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根据地，敌军的炮火一时半会还未追赶上来，部队在遵义休息十余天。利用这段时间，中共展开了一次具有代表性的会议。
　　会议进行，矛盾和分歧不断，谁都不能确定，谁才适合领导红军继续前行。大会上一度沉默地如死水一般。
　　就在这长时间的沉默中，一个人拍案而起，说我支持毛主席的主张，没错，这个人就是王稼祥，他不仅支持毛主席的主张，还将毛主席推向领袖的地位。
　　在之后的回忆中，毛主席常常说，要不是王稼祥，自己参与不了长征。
　　得知大革命失败，王稼祥毅然回国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家庭条件比较富裕，因为父亲常年在外经商，王稼祥则是被奶奶带大的。奶奶出生书香世家，常常对王稼祥也是悉心教导。
　　聪明伶俐的王稼祥，在学校成绩优异，因表现突出，备受老师的喜爱。青年时期，思想前卫的他，心中抱有远大的理想，立志成为一个有志青年。
　　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总想着让王稼祥继承家业兴旺家族。其实在王稼祥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他想要投身革命的种子已经在王稼祥心中发芽。对于王稼祥的选择，作为父亲也是感到无奈的。
　　王稼祥
　　1925年，王稼祥靠着在学生中的号召力，领导同学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在这次爱国运动中，王稼祥表现出得异于常人的领导能力。
　　同年9月，王稼祥顺利加入了上海共青团，那年的冬天，王稼祥被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在这个语言拨通的国家里，对王稼祥来说，自己必须要学习新的语言。
　　在学习方面，天赋异禀的王稼祥来说不算困难，学习语言更是不在话下，很快他便掌握了俄语和英语这两门外国语言。
　　1928年王稼祥进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的2月份，入党成为一位真正共产党员。
　　在苏联学习的这段时间，王稼祥时时刻刻心系祖国，在得知国内大革命失败后，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帮助稳定国内局势。
　　1931年，回到国内的王稼祥，靠着优异突出的表现，升任为中央秘书长。随后，王稼祥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协助工作，也是在这一年，王稼祥第一次和毛主席相见。
　　有次，王稼祥转述了国际共运领袖对于中国革命的看法，谈到斯大林曾说过，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
　　毛主席要来摇头，手上下拍打着衣服口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王稼祥看了，在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从上海带来的三炮台香烟，说：唉，可惜只剩下最后两支啊！
　　毛主席接过香烟说：正好，二人分而食之吧。说完退还王稼祥一支。两人接着对上火，盯着香烟有滋有味地吸着。
　　毛主席对王稼祥说道：你是留过学，吃过洋包子的学问家，对外面的情况比较熟悉，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时候，你可以担当外交方面的任务。目前可以协助我，做些政治保卫方面的工作。
　　我刚从白区来，许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还得专门向你请教。王稼祥谦虚地回答。
　　在当时的红军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本土的。另一派是以王明、李德、博古等人为主的留苏的。
　　王稼祥的思想观念里，并没有过派别之分，他向来都实事求是。
　　在和毛主席的接触中，王稼祥深刻地感受到毛主席在军事领域上的优势，随着到中央根据地工作，与毛主席的接触也是逐渐频繁，王稼祥的思想也深受毛主席的影响。
　　在这期间，王稼祥一直都在观察、总结。他发现凡是按照毛主席的主张去办的，总能执行有效。凡是按李德、博古等人的主张去做的，往往都是适得其反。
　　因此，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中国革命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应该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像博古、李德这样脱离中国国情所进行的革命是没有希望的，注定是要失败的。
　　王稼祥听了毛主席的一番话，更加坚定支持毛主席的战略主张，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对毛主席思想极其拥护。
　　那时的毛主席41岁，出身农村，对农村深入了解，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正是适合领导红军走正确革命道路。王稼祥对毛主席的支持，除了关键的一票，还在其他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经惊险，带回季米特洛夫重要指示
　　王稼祥曾写信给毛主席说：我这一身负伤带病，历经艰难险阻，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其实我想始终坚持工作。
　　1933年，在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领导在江西谷冈村召开工作会议、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不料，当周恩来上台讲话时，外面响起了防空号。王稼祥首先迅速组织同志们疏散隐蔽。后来，敌机炮火强烈轰炸。
　　周恩来大声叫道：稼祥，卧倒！快卧倒！而在强大的炮火声下，王稼祥并没有听到周恩来的大声呼喊。疏散完同志准备转身隐蔽时，一颗炸弹就在身边的不远处爆炸起来，王稼祥不幸被击中，整个人倒在血泊中。
　　此刻王稼祥身负重伤，周恩来萧向荣等人立即请求军委卫生部前来救护。经过及时的救治，发现王稼祥的腹中含有很多块炸碎弹片。
　　王稼祥强忍着剧痛，让电动磁体吸出弹片来。而存留在身体深处的碎片则无法取出。
　　之后便将王稼祥转院至瑞金后方医院，经过诊治，发现伤势严重。弹片从下腹打进，把结肠打穿了，弹片嵌在肠骨上，结肠穿孔会感染，必须6小时内进行手术，否则将会发生弥漫性腹膜炎风险。
　　于是，在战争的环境和医疗不充分的情况下，王稼祥进行了一次手术。但这次手术使得伤情根本无法治愈，这给王稼祥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身负重病的王稼祥，丝毫不影响他继续工作，王稼祥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同时，也在顽强地同伤病斗争。
　　1934年2月，王稼祥终于病倒了，这才完全放下手中的工作，一直到长征的开始，是用上担架抬上的长征之路。
　　1935年11月，在直罗战役后，王稼祥到达瓦窑堡，不料伤口复发，肠子穿孔，得了罕见的败血症，高烧40度。不得不住进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连中央的会议也无法参加。
　　1936年，鉴于王稼祥的病情不能再拖下去了，中央决定让王稼祥前往苏联治疗。
　　1937年，王稼祥到莫斯科，被送进医院开刀治疗。王稼祥受伤4年多来，终于在这次手术中将腹部的炸弹碎片，清除出来。此后王稼祥便在南俄养伤。
　　1938年，休养得差不多的王稼祥要求返回祖国。回国前，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进行了一次交谈，说：应该支持毛主席为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接收到这样重要的指示，王稼祥更加迫不及待想把这个消息带回国。可是在这条回国的路上却充满艰难险阻。
　　苏联派过来的飞机到达乌鲁木齐后，便不能再送了。于是，八路军派了一个车队到达乌鲁木齐来接他和军用的物资。
　　当车经过兰州时，他们被当地一群土匪拦截，险些暴露了秘密。再后来，快到延安的时候，因司机长时间行车疲惫不堪，车一下子翻到了山沟里，还好王稼祥挂在一个树上，这才保住了性命。
　　历经千辛万苦，王稼祥终于到了延安。他在中共政治会议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对于确立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稼祥与外交事业的缘分
　　1949年3月14日，大会刚刚闭幕2天，毛主席便约了王稼祥到自己的住处，说要重要的事情谈。
　　老朋友一见面，毛主席开门见山地对王稼祥说会议开完，你不必回沈阳去了现在有个重任交付与你。经过大家地一致赞同，中央想让你出任苏联大使，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王稼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答应了接受中央分配的这项工作任务，同时成为第一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因为王稼祥所任职的驻外大使馆，是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第一个大使馆，之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取。
　　这样的一份从零开始的工作，充满挑战，外交事业重中之中，也是未来外交事业的基石。从4月份开始，王稼祥就开始大量的收集查阅资料，很快组织使馆人员学习外交业务。
　　尤其是在国外，涉及的礼节、礼宾程序是非常重要的，他曾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负责人为使馆的工作人员，讲授有关外交礼节、外交文书和法律条约方面的课程。
　　我们不禁将回忆拉回建国前夕，毛主席曾私底下问王稼祥：新中国成立后有两个职位，你愿意当驻苏大使，还是当中宣部长？
　　王稼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此后在王稼祥10余年对外联络工作中，即是谦逊平等，又坚持独立自主，为此他还定下了一道方针策略，并且身体力行地执行。可以说，王稼祥担任中联部长的60年代，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能识的千里马，千里马拥有特殊的人才。毛主席与王稼祥我们不得不说是知音。毛主席曾多次提到：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的会议上，他投了至关重要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