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赣粤边油山的枪声赣粤边解放战争片段回顾

　　油山的枪声赣粤边解放战争片段回顾
　　李方
　　这鲜血染红过的土地，已是百花争艳、繁花似锦了；这战火硝烟弥漫过的山林，如今厂房星罗棋布，机声隆隆了。那雄伟奇峻的油山、帽子峰依然巍峨屹立在粤赣边界。那是我们战斗过的地方。50余年来，我怎么也忘不了这段风雨如磐的艰辛岁月。英勇倒下的壮士，永远活在我心头；峻岭中响过的密密枪声，一直震荡着我的心弦，激励后人去拼搏去斗争。隐蔽在帽子峰
　　抗战胜利后，我东江纵队部分人马奉命北撤山东烟台。为保存南方的武装斗争力量，上级决定从粤北支队精选200余人，在粤赣边分6个据点绝对隐蔽起来坚持斗争。我原是东纵小战士，在首长刘建华同志身边当警卫员。建华同志平易近人，和我们这些红小鬼打得火热。他严肃地问我：你怎么样？走还是留呢？我明确表态：首长留下我留下。建华同志深沉地说：小鬼，留下艰苦，要上山隐蔽罗！我立即答话：首长吃得苦，我也吃得苦。就这样，我们直属队70余人，在1946年夏季，悄悄地进入了粤赣边的帽子峰山区。
　　帽子峰是大庾岭的主峰，海拔1600公尺，远看真像个戴着竹笠的巨人。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人烟稀少，的确是隐蔽斗争的理想之地。当年项英、陈毅就是在这里坚持过三年游击战争。那天先遣队在荒坑打了一头野猪，我们饱吃了一顿，将剩下的野猪肉都挑着进山去，大家情绪饱满；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向前走，边走还边哼着《游击队之歌》和广东小调。我从平原到山区，一切感到惊奇新鲜。走着走着就路塞了，遍地是茅草荆棘。我们只好一边劈路一边前进。走到一条小沟边，为了不留脚印，我们便沿着水沟往前走，摔一跤爬起来，浑身湿淋淋，好不容易才到达目的地。我们终于在帽子峰南面的山中扎下了营盘，领导机关的代号叫山海关。秘密隐蔽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朱老表（赞珍）和李老表（绪龙）是老游击队员了。他们说：山鸡也得有个窝，要赶紧搭棚子。夏季雨来得猛去得快，弄不好会变成落汤鸡。大家放下行李，砍毛竹，剐杉皮，平地基，搭棚子，半天功夫营房就大体弄成了。竹瓦竹墙，竹柱竹床，竹桌竹凳，真是独具风格。
　　当晚安顿后，直属队召开大会整顿思想。黄业、刘建华同志讲了当前全国形势和党的任务，清楚地解释了坚持斗争的重大意义。他们说：我们没有跟主力部队走，是为了革命需要留下来的。我们隐蔽起来，还是为着人民的解放而斗争，我们还是一支革命队伍，还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而决不是上山当土匪。总有一天，我们要冲下山，展开斗争。大家听得很有劲，对革命前途都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当小兵的就要跟着首长走。生活艰苦，老同志年纪大，经历长，职务高，他们吃得苦，我也熬得过。在革命队伍中，官兵上下一致，有苦同当，有福同享，比在家受地主欺辱强多了。我们那时的确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劲头，精神上很快乐，脸上挂着笑容，成天乐哈哈过日子。
　　隐蔽在老林里，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给养问题。进山时每人背了两条米袋，不久，粮食就吃光了。怎么办？我们只得通过地下党组织到各地购买谷子，派10余名干部战士趁黑夜下山去，将买到的稻谷推砻脱壳，背糙米回来。几十里小路，摸黑运米，真不知走烂了多少草鞋。每人每天供应6两米，哪能吃饱肚皮呢？好在住山吃山，采杨梅、磨菇、竹笋、毛栗充饥，摘野菜度日。
　　朱老表不愧是精明能干的后勤部长，他夜间举着松明火把，领着我们去捉石拐。在溪涧活蹦乱跳像小猴子一样的石拐，火光一照，就那样乖乖蹲着不动，伸开脚仰起头活象是投降的俘虏兵。抓来石拐煮成一锅汤，每人一碗，确是营养丰富又可口的人参汤。有时什么菜也没有，只有油盐饭，每人一茶缸。建华同志体虚，哪里咽得下？望着他那清瘦的脸庞，我心里分外难受。我把珍藏的辣椒，悄悄递给他吃，建华同志总是笑嘻嘻地说：小鬼，你还会打埋伏呀！拿出来，大家尝尝味。
　　记得有一次在林子里捉野蜂吃，那真是有趣，忽然有人发现一个树洞窝，喊了起来：有蜜糖吃啰！我闻声跑去，只见野蜂嗡嗡在头顶上乱飞。有个外号叫山牛的伙伴可有蛮劲，爬上树用手去掏，掏了两脸盆野蜂蜜。他脸上手上都被野蜂蜇了，红肿得像猪头，当时也没有药只擦了一脸黄泥桨。看到这怪模样，战士们哄堂大笑。可是我们分得一茶缸蜜糖水，吃得心里甜甜滋滋的时候，再见到山牛哥，谁心里也都会增添一分敬意。
　　（解放后的李方，由曾康提供）
　　那时直属队指导员编写了首歌，歌词是：爬过好多山，涉过好多水，我们在艰苦中行进。东升的太阳象征我们的前途，青山竹林成了我们的家乡，小鸟歌唱，唱出我们的希望。六两米，口盅饭，烂帽破衣不出奇，为了民主也心甘。同志们前进吧，胜利的曙光就在我们前头。
　　我们靠志气、勇气战胜了生活中的难关，更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学政治、学文化的活动，大森林成了我们的大学校。隐蔽期间，我们系统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员的理想》等理论著作；朱老表还给我们讲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讲陈毅的斗争故事，并以他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教育我们要坚定信心，看到光明，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部队发给了我们每人一本油印的文化课本，刘建华同志送给我一支自来水笔。这书与笔成了我的宝贝。我勤奋学文化，在竹桌上、背包上练习写字识字，日积月累地，我提高了文化水平。当时，我挎着首长的公文包，发现包里有一本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虽然还读不大懂，我却特别喜爱这本论著，利用空隙时间一页页抄下来读。建华同志看了很高兴，再三鼓励我要学好革命理论，才能当好革命战士。
　　学军事是我们当年的必修课。老战士给我们讲兵器知识、军事理论、射击原理，教我们怎样利用地形地物，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学的是怎样使用快慢机。上课结合操练，在山地里摸爬滚打，要求真严，我们常常是累出一身汗水。我当时就只一个想法，不吃大苦，打不好仗，不练就真本事，打不下天下。
　　那时学文化、学军事还进行阶段性评模，大家推选我当了模范警卫员呢！
　　7月，我们的电台收到了新华社的消息，了解到外界的斗争形势。上级号召解放区的军民要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有一天，首长派我和曾春磷去执行紧急任务，送一封信到油山去。我们两个警卫员接到命令便立即出发，不料曾春磷在途中突然生病，发高烧昏倒在地。病得这么重，怎么办？
　　我把小曾安排在一个纸棚里，找到当地群众，替他寻药医治，忙了一天，于是我独自一人往前赶路，遥遥200多里路程，我不分白昼黑夜拼命奔跑，也不怕蛇，也不怕鬼。累了就钻进枯草堆里、野坟地边睡一觉；醒来时见一群野猪在远处竹林里刨着竹根，嗷嗷直叫，真是吓人，我赶紧拍屁股走人。尤其是夜间走着走着就迷了路，茂密的茅草窝里，蓦地窜出一条山牛，一对眼珠象两个火球，吓得我毛骨悚然，只得蹲下动也不动。待山牛跑远了，我才打起飞脚向前奔去。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把首长的信件送到了目的地。
　　在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红彤彤的太阳照着山峦、峡谷，溪间流水叮咚，我心里也特别兴奋喜悦。我想：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就要打响了，我们隐蔽几个月了，总算熬出了头！出击邓坊
　　为配合解放区的正面战场，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上级决定公开恢复武装斗争。我们在建华、戴耀同志的领导下打着人民义勇大队的旗号，积极展开了反三征暴行（即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活动。
　　1946年10月间的一天，部队驻扎在大水坑附近的一个山村里。侦察员老刘，是南雄县人，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他详细地向首长汇报了侦察邓坊圩的有关情况。建华同志边听边点头，皱着眉思索着。掌握敌情之后，首长便立即决定首战邓坊。
　　邓坊位于油山西南面的山脚下，是通往南雄的必经之路，乡长是个女的。我们出击邓坊，对南雄大余一路影响甚大，另外对邓坊乡地形较熟，群众基础较好，取胜把握也较大。
　　命令传开，战士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也争着参战，要求打突击，向建华同志磨了一阵又一阵。最后，他只好放我出去锻炼锻炼。这样突击队由黄祥、杨汉和小鬼班等10余人组成，真够威武神气了。出发前，爆破手张玉仔试验了雷管；机枪班的战士们把机枪擦得亮亮的。大家在紧张地准备战斗。队伍走到离邓坊15公里的一个半山腰上，建华同志作了战前动员，戴耀同志作了战斗部署。然后，我们便悄悄地摸下山去。
　　邓坊是个不大的圩镇，乡公所设在一所旧庙里，住有自卫队30余人；离乡公所80米远有一座3层炮楼，炮楼有一个班的敌人警戒，架有机枪，女乡长李少芬就住在炮楼上。圩镇设防甚严，周围的3道门，都用木柱栓死；清晨开门，天黑就闭门下锁不准通行。我们炸药不多，强攻不利。侦察员老刘却摸到了乡公所的西面有一个厕所，粪池可通向圩外。他白天已暗暗地把覆盖粪池的松板撬开了，夜间领着大家侧着身子钻过粪池进入圩内。
　　我们朝大庙摸索前进。突击队员一个个精神抖擞，严密监视着黑洞洞的庙门，掩护着爆破手的行动。暴破手张玉仔机智灵活，英勇善战。他早准备好了几根树叉，一接近目标，便用树叉将炸药包顶住在庙墙一米高的地方，用火柴点燃了引线。轰隆一声爆炸，庙墙倒塌下来，压倒了十多个敌人，庙内哇哇喊叫，混乱一片；突击队乘机冲了进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乖乖投降。那个敌自卫队长带着两三个自卫队员爬楼窜瓦梁，企图逃命。我们也跟着上去，在屋瓦上追击。追到屋檐边，敌人不敢往下跳，我们追逼在后，大喊缴枪不杀敌人只得弃枪就擒了。大庙的战斗基本上结束了，自卫队全被歼灭，缴枪20余支，真是旗开得胜。
　　（网络配图）
　　接着，我们便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的炮楼了。炮楼建筑坚固，又居高临下，有机枪防守，炮楼外围还有一道矮墙，一时难以强攻。班长罗棠率领战士冲到围墙下，炸开了一道缺口，正想接近炮楼，敌人用机枪扫射，顿时，罗棠和小战士严坤都受了伤。女卫生员李桂英、叶素云冒死把他们抢救出来。围攻炮楼近一小时，仍无法攻下，天色渐亮，不宜久战，戴耀命令撤退。战士们满腔怒火，指着炮楼大骂：你们顽固到底没有好下场！你们打伤了我们的人，以后找你们算总账！李少芬你听着，我们决不会罢休！
　　几天以后，邓坊女乡长李少芬惧于我军再攻打她，赶紧派人来联系，说只要游击队不打她，她愿意和我方谈判、淡判地点约定在离南雄10余里的珠玑乡长甘桥。这时，刘建华同志挺身而出亲自出面去谈判。我们几个人跟着建华同志，傍晚出发，冒着绵绵细雨，手里拿着手枪，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急急行进，夜间11点左右，才到达谈判地点。
　　向导引我们走进了一座漂亮雅致的屋子里，走进楼上一个房间。室内点着煤油灯。建华同志落下雨伞，李少芬满脸堆着笑容、见面便连连赔不是，说伤了我们的人，实在对不起。女乡长只有30余岁，中等个子，剪着短发，开口闭口文绉绝的，颇懂点文墨，见着我们客客气气斟茶让坐。建华同志开门见山给她讲明我党政策，说：只要你不与人民为敌，能将国民党当局布置的事敷衍对付，并及时报告我们，你仍旧可以当你的乡长。她听了连连点头答应。建华同志坐在椅子上，从容自如，边谈话、边喝茶。我站在他身后，握着手检。心里却十分紧张，谁知这狐狸婆安的什么心呢。谈完后，我们立即离开长甘桥，安全返回了驻地。女乡长怕得要命，事后还给我们送来了一挺捷克式机枪作为对被打伤的两个游击战士的赔礼。
　　这次出击邓坊，消息很快在山里山外传开了。敌人分外紧张。帽子峰和油山的老百姓一个个都咧嘴大笑，奔走相告：红军打回来了，国民党要完蛋了！
　　砂子岭伏击
　　部队向敌反击后，连打了几个胜仗，壮大了兵力，扩大了影响。粤赣边的敌人恨得要命，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妄图置我军于死地。
　　为了生存和斗争，我军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战术，组织了许多小分队，沿公路路线设立流动税站，截拦货车，公开向富商大老板征收战争经费，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坚决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我们熟悉地形，先埋伏在路边，等货车一到，突然跳将上来，一打手势，司机不得不停车。检查货物之后，立即要老板缴现款纳税，并给税单，证明已经过了税，可畅通到韶关。有的货商当时没有带现金，我们便记下了车牌号，由司机担保，打个欠条，也可放行。运货的司机和我们混熟了，还常常帮我们从城里代购学习和生活用品呢！敌人得知我们竟敢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收税活动，十分恼怒，便严加防守，派一、二个排的兵力，沿公路线巡逻。我们自有对付的办法，见巡逻兵来了，便埋伏不动；匪兵一过，又活跃起来，拦车收税，照样进行。敌人十分狡猾，后来派人埋伏在货车内，想袭击我们税站人员。可司机害怕枪弹射击，愿替我们通风报信，事先约好，按喇叭为号。如车上有兵，他会按一长三短声喇叭，以示危险。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收税工作干得红红火火，既顺利又安全。
　　敌人不甘心失败，使出了新花招：组成货车队，几十辆车同时开出，并增派一连兵力，前后守护。这一来，可真不好对付。为了挫败他们的武装押运计划，领导机关收到南雄地下党同志送来的情报后，立即研究对策，决定由戴耀同志带队打一场伏击战，狠狠惩罚一下敌人，支援税站工作。
　　这是1947年元月下旬的事了。戴耀等领导同志，先选择了从南雄珠玑到里东中间的砂子岭一段公路设立埋伏。这段公路两边是丘陵地，还有一块块种烟梯田，前后山弯盘旋山间公路有斜坡，有利堵截车辆。那天，我们队伍在天亮之前进入了伏击区，占领了路旁的小山头，居高临下，单等敌人送上门来。
　　（网络配图）
　　蒙蒙的山雾消散了，亮出了一片明朗的天。埋伏在山头的战士们，一个个情绪激昂，眼睁睁望着起伏的公路线。直等到8点钟，远处南雄方向传来了一阵隆隆的车轮声，低低的喇叭声，一长串货车耀武扬威开过来了。敌人确实狡猾多端，车队前头有一个排的兵力开路，中间放了一个排的力量，后面又有一个排兵力。可他们作梦也没想到，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手心里。前面的4辆车摇摇晃晃爬上了坡，然后一转弯开过去了。我军早计划好了，要去头舍尾，袭击中间的货车。当第五辆货车爬完了坡，正准备向下滑走的时刻，枪声响了，震惊山岳。埋伏在小山头的机枪手，朝着货车头密密扫射。敌人混乱了，哇哇大叫，从车上跳下来，负隅抵抗，拼命乱放枪。
　　这时有一辆车的油箱被打穿了，火烟升腾，呼呼燃烧，在山间冲起了一股浓烟。敌人吓慌了，抱头逃命。几十辆货车就这样瘫痪在公路上，前进不得，后退无路。那敌兵妄想阻挡我突击队的进攻。我心中十分冒火，提起快慢机对准匪兵射击，不料打了一轮快枪后，撞针断了，急得满头大汗。我一听到指挥员下令冲杀，从身上摸出一枚手榴弹，朝前奔去。突击队突入车队之中，击溃顽抗之敌。后面几辆货车和兵车，听到枪声大作，掉头溜之大吉，奔回南雄县城告丧去了。
　　这次伏击战使敌人伤亡惨重，机车报废，货物损坏不少。为防备南雄县城派兵增援，我军立即撤出战斗，战士们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返回驻地，一路上大家还纵情地唱着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此后，商人老板就不要国民党军队护送了。他们说：我们宁愿出点钱交税，保住生命财产安全，还可以做买卖。司机也反对国民党派兵护送，凡国民党军队上车，他们就不开车。国民党当局也无办法。经过斗争，我们税站的同志照样在公路线上收税，保障部队的给养。下山征款
　　1948年初，五岭地区的武装斗争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敌人慌了手脚，调遣正规部队，配合地方反动势力，向我赣粤边游击队发起进攻。我军弹药缺乏，为保存实力，不得不从平原退回崇山密林地区。此时，我队从南雄的南亩地区调至赣南信丰、大余、南康一带开展工作。在这残酷的斗争岁月里，为求得自下而上发展，粉碎敌军封锁，我们时常化装下山，向土豪劣绅征粮索款，制服一个又一个地头蛇。
　　一次，我同小分队来到油山脚下离长江圩1。5公里的墩子上小村。有位姓兰的老汉带着孙子住在那儿。小屋靠着章江河边，屋后一片甘蔗田。老汉在田边放鸭子。我早认识他，知道他是穷苦人，便大胆去接近他，教育他。他的孙子外号叫兰上海佬，和我们混熟了，提供了许多有用情报。以后我们下山活动时，多数是在兰家吃饭、住宿。若长江圩来了匪兵，我们便躲进蔗田，地上摊几把禾草，照样睡大觉，平安无事。
　　从兰家我们了解到九水乡保长彭恭寅是个老头，家不富，人不坏。有天傍晚，我们便闯人他的家中，给他讲明政策说明来意，要他认清前途，多为我军做事。这老头开始害怕后来便被我们争取过来了。据我们了解，大余县府军事科长彭琢如，老家就住在他这个村。我们决定向这位彭科长索款，写好条子，盖上大印，要彭保长送去。他硬着头皮送了去，要彭科长家缴纳军粮200担谷子，可折成光洋缴现款。彭保长回来，哆哆嗦嗦说：他当官的家里诉苦，说没这么多钱。这下可惹火了我，当即告诉彭保长快去传话，容许他家分期付款；若要抗拒，我们游击队便会进城去要他彭科长的脑袋。彭科长家里十分害怕，只好乖乖地向我军如数缴齐了款子。
　　附近长江圩边的马园里，有个大地主郭某，为非作歹坑害民众，是当地的一霸。我们也冒着危险，黑夜闯入他家中，硬逼着他家缴谷子200担，郭家也不得不服从。
　　后来，我们还了解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沈发藻的老家就在大余县新城区章江边的沈屋。沈屋建有庄园，是官僚地主，我们作了侦察，了解他家的主要成员早已逃往赣州、南昌了，庄园里还有管家和勤杂人员。
　　沈发藻故居
　　我领着小分队由九水乡的彭保长带路，趁黑摸到沈府门前，急急敲门。谁呀？屋内点起灯，传出声音。我们大声回话：快开门，司令长官派来的！这一说，沈家才打开大门。我们猛地冲了进去，掏出手枪，对准管家，大喝一声：不许动！那家伙见我们来势凶猛，当即吓软了脚，哭着说：请饶命，司令官和老太爷都都不在家聚集在客厅里的一伙人，多是管家、长工及妇女。
　　我当众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我们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你们的沈司令却与人民为敌，作恶在外，今天我们要沈家向我军缴纳军费500担谷子，限你们3天之内，折成光洋送到峡江口边的山凹里来。我边说，通讯员沈孝财马上掏出早已写好的条子，塞在管家手中。我见那管家接过盖了鲜红大印的纸条，双手发抖，我指着他并警告他说：我们游击队说话算数，交了，没事；不交，小心脑袋。要想捣鬼，我们决不客气！说完，我们大步走出沈府。沈府被迫分期分批交了款。
　　后来，沈府的一个亲信组织了一个便衣特务连，全副美式装备，窜入新城、池江一带，在长江圩附近四处搜查，专和我游击队作对，抓不到我游击队员就暗暗地杀害了为我军出过力的彭保长和兰上海佬，疯狂进行反扑。即使在那样残酷的斗争时期，人心所向往的还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共产党。人民盼望早日消灭反动派，获得新生和解放！
　　杨柳坑突围
　　1949年春末，山地杜鹃红艳艳。一天深夜，我们小分队5人在大余、长江圩一带收款归来，回到杨柳坑的老落脚点段屋，住在张财生老伯的家里。张财生40多岁，高个子，有一张瘦长的脸。这位饱经风霜的农民，没有儿女，身边只有一个侄儿子，靠租田打柴度日，为人十分厚道，对游击队十分热情。见我们乐哈哈走进屋，便赶紧替我们烧水洗脸脚，并煮一锅青菜粥。我们又饿又困，吃了个饱，便到楼下的厢房里架起门板睡觉。
　　不料，拂晓前，敌人一连兵力包围了山庄，村里响起了阵阵狗叫声。张财生老伯估计情况不妙，连忙进厢房推醒我，说：队长，有事，狗叫，怕是白狗子来了。我猛地醒来，叫起沈孝财、刘明华、叶才明和郭耀飞4人。屋外漆黑如墨，传来脚步声和敲门声。张大伯轻声说：跟我来，快上楼去。他动作迅速，领着我们爬上楼，打开通往屋外的楼门，叫我们快跑。这时，楼下响起了槌门声音，敌人在喊：快开门！张大伯知道匪兵就在门口了，他慢腾腾摸下楼去，与来搜查的敌人周旋。
　　我们从后楼门跳出来，伏在一条沟里，只要越过前面的晒谷坪就可以上山了，可当时晒谷坪上一片人影堵住了从后面上山的路口。当时来不及想其他了，只想要打出去，我叫郭耀飞摔出一枚手榴弹炸开后再趁机冲出去。小郭扔出一枚俄国造的手雷，哪知炸不响，落到敌人中间，只听得敌人乱叫：哎哟，乃介佬丢介石头，差力子打爆脑刹壳！这时，敌人的机枪响了，我对着敌人放了3枪。等敌人的机枪声一停，我们便往外冲杀，跳进一个小菜园，飞快爬上了后山。
　　山上有哨兵，我地形熟，走横排，从半山腰穿行，跑出600多米，才算脱了险。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左边腰间在流血，负了伤。回头一看，更大吃一惊，天哪！4个战士都冲散了不见人影。天亮了，敌人还在四处搜查，并在村子里杀猪、抢劫、糟蹋老百姓。我蹲在林子里，包扎好伤口，埋好公文包，心想若被敌人搜查到时，就拼命一搏；同时，一直观察着村子内外的动静。等敌人退走了，我悄悄溜进村，不料相熟的乡亲一看见我，都露出十分诧异的神情，真把我弄懵了。这是怎么回事？
　　（李安，曾康提供）
　　张大伯跑前来对我说：李队长怎么回来了，打死你们一个人，头都给白狗子割走了。从衣服上辨认，都说是你死了。这一说，我眼泪就流出来了。肯定是沈仔，我的好伙伴沈孝财同志遇难了。我急步跑去看，正是他流着血，躺在地上。沈仔，南雄县人，才18岁，是出色的通讯员，中等个子，打仗英勇机智，长形的脸蛋上老是堆着笑容，小嘴巴不多说话，却时常哼着山歌。我们亲如兄弟，同床睡，共穿衣，体形差不多。难怪老乡误以为是我。我肃立在沈仔烈士遗体边，心头万分痛苦，瞧他脚上那只新胶鞋，走南闯北，消灭白狗子可才穿了几天新鞋，便为革命在赣南的土地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哭着跪在地上，向死难烈士致哀！
　　老乡们见我哭个不停，把我拉起，看我赤着脚，又送给我一双布鞋穿叫我快走。我哪里能走，说什么也得把战友埋葬好。老乡们说：李队长，这后事我们会料理好，你快走，怕白狗子还会搜查。老乡们说得在理。我只好含着悲痛离开了段屋，走出了杨柳坑。
　　我返回部队驻地上坪村，正好战友郭耀飞、刘明华和叶才明也安全回来了。大家在一起，才弄清了沈仔牺牲的经过。原来，我们5人从张大伯楼上往下跳后，沈仔见手雷炸不响，怕大家冲不出来，就自动留在后边牵制敌人，让其他同志好冲出去。他利用水沟作掩护，向白狗子开了枪。敌人发现有人，便用机枪疯狂的扫射，郭耀飞和叶才明俩人在山沟拐弯的地方向另一个方向冲出去。他们边走边打，才冒险冲出包围圈，在村外等了一会，不见我和沈仔，估计我们打仗都很勇猛，不会出事，就登山返回部队。只有沈仔在和敌人作战中，背上中了两枪，倒在血泊之中。万恶的敌人，残忍地砍下了他的头，并捡了一只胶鞋，回县城请功领赏。
　　我们4人站在高地上，面对油山脚下杨柳坑的方向，默默悼念着牺牲的战友。我们的好伙伴，为了人民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我们立志要继承他的遗志，去走他没有走完的路程，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战斗！
　　李安
　　李方，男，1928年1月生，香港新界沙头角人。1945年1月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历任小队长、警卫员、中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赣南支队信余康大队队长。全国解放后，曾任赣州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定南县武装部长，广昌县武装部长，于都县武装部长，赣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解放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的独立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