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三岁丧父，20岁加入中共，29岁入狱三年，出狱后直奔延安

　　1908年的一天，湖南安福县（今临澧）的一户人家大门挂满写满了字的白布，院里的人都穿着白色的粗麻布衣服来来往往。走近一看原来写满字的白布就是孝联，也就是过去家中有逝者为之写的挽联。
　　当走进大堂后看见有一个身穿粗麻布衣服的女人跪在正中间嚎啕大哭着，身旁是一个还未经世事的婴儿，头上带着三朵白棉花球的孝帽。从孝帽样式可以看出这个婴儿是个女婴，满屋墙壁上都挂满了白色挽联，来往忙碌的人没有上百，也有几十。
　　可知道在100多年前，能有这种规模为逝者操办后事的人家都算得上是富人家，祖上不是当官，就是从商。的确，这户人家是当时湖南蒋姓大家族，祖上有在清朝做过大官，尽管如今有些没落，但家中还算有钱。
　　这位逝者的名字叫蒋保黔，去世这一年刚刚32岁，大家会认为蒋保黔寿命并不长，可以说正是＂三十而立＂之年，就撒手人寰，可谓是人生悲剧。然而蒋保黔短暂的寿命却有着两个不可不说的成就。
　　第一个就是蒋保黔曾留学日本并在14岁的时候便考上了清末秀才，在那个封建旧时代能有如此经历的人也算是一大成就；第二个则是他的女儿就是后来用文章触动国人，毛泽东还曾赞扬她并创作诗句：＂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从毛泽东的赞扬诗句可以看出，蒋保黔的女儿仅用一支笔，就能顶上三千精兵，不仅是文小姐，更是武将军。能得到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的人，可谓是少之又少。
　　她的全名叫蒋玮，也许大家对蒋玮的名字会有些陌生，但她的又名，大家一定是如雷贯耳，就是丁玲。
　　丁玲出生在1904年10月，在父亲蒋保黔去世这一年，她还未满四岁。她就是前文那个未经世事，陪在跪在大堂痛哭女人身旁的女婴，而那个痛哭女人便是她的母亲丁氏。
　　丁玲的父亲死了，从此她与母亲的命运都改变了。原本可以不愁吃喝的大小姐，从此不得不跟着母亲挣扎的生活。因为在那个旧社会中，失去丈夫的女人往往都是不被待见的，就算娘家也是回不去的，从此丁母只好带着三岁的丁玲艰苦生活着。
　　蒋家也因为蒋保黔的离世，以往来人络绎不绝的门庭，也已经门可罗雀，可谓非常凄凉。丁玲与母亲更是是受尽歧视，这种童年经历，让丁玲过了数十年后依然没有忘记。
　　晚年的丁玲曾说过＂寂寞的童年帮助我深刻的领会二十世纪初封建社会里人们的悲惨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从这可以看出，父亲的突然离世给当时年幼的丁玲留下了多么苦痛的阴影，也因此造就了她后来能在苦痛中坚强生存下去的精神。
　　由于丁父的过早离世，并未给丁玲留下太多直接的印象，她所了解的父亲大多是别人嘴里说出来的和自己想象出来的。
　　丁玲曾在自传《我的自白》中写到：＂父亲的面目，我都记不清楚，可是，从他遗留的东西，我能窥出他的性情，他的举动。家中吃饭，非常热闹，每次开饭，都是好几桌。家中时常向外挑战，或任性购物。我还听说父亲有一天叫工人整日做马鞍子的绣工，而他自己不会骑马，等做好后，他请旁人骑，自己在后面跟着跑。＂
　　从这可以看出丁玲的父亲虽然身为富家子弟，但却十分平易近人。而且丁玲与父亲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丁玲祖父去世时，丁父也刚刚三岁。也就是从三岁开始，丁父便一直被关在书房中与他的老师们一起生活。
　　1931年的丁玲
　　然而这却没有耽误丁父蒋保黔的刻苦学习，丁父曾留学日本接受新学思想，并且还考中清末秀才。不过后来由于家族没落，无法支撑其留学费用，丁父只好回乡。
　　由于在很小的时候没有了家人的照顾，丁父身体一直很虚弱。所谓久病成医，丁父自己慢慢地学着开药方，回乡后还开了一家药店，为乡人诊病开方。乡里只要有人生病来请丁父，不管多么晚是否下雨，他都是随即就走，并且丁父开药方还会代乡人计算经济，方圆百余里人人都说他好。
　　从这些丁父生前所为可以看出，丁父与丁玲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但骨子里却从来不失一股韧劲，而且心地十分善良。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个柔弱的父亲于1908年5月病逝，年仅32岁。
　　这一年丁玲刚刚三周岁，年幼的丁玲并未来及接受父亲的教育，只是继承了父亲留给女儿的天赋与聪慧。不过与丁父相比，丁玲的母亲可谓是她人生的第一位导师。
　　丁玲的母亲佘曼贞出身不算富裕，但与当时大部分家庭来比也算是小家碧玉，书香家庭。嫁到蒋家后，丁母一直都未走出家门，只是过着与旧时代大部分女性一样的生活相夫教子。
　　丁玲与母亲佘曼贞
　　然而在丁父早逝后，丁母带着丁玲受尽族人歧视，从未出过家门的她决定带着年幼的丁玲走出家门，并且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也是从这个时候，丁母从一个旧式三从四德的妇女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新时代女性。
　　丁父去世第二年，丁母便带着四岁的丁玲报名加入到常德女子师范学院学习，并且将丁玲送进师范学院幼稚班。直到读完一年级后，1912年丁母又转身投入到湖南女子第一师范学院就读，丁玲则继续读二年级。
　　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还有很多人的思想十分守旧，认为丁母不在家好好带孩子，孤身去学校学习，视其为＂不遵妇道＂。但丁母并未被这些闲言杂语所影响，经过了数年的学习进修，丁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桃源县女子小学任职监学。
　　1914年，丁玲也随即入主该女子小学就读。从这可以看出，丁母为了能让丁玲更加安心的学习，身为一个弱女子则在不断地打破世俗偏见，终于成为学校的监学，从而可以陪在女儿身边引导丁玲。
　　就这样从1909年丁玲刚念幼稚园，一直到1918年15岁的丁玲从小学毕业考入到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才离开了母亲的陪伴，踏上了独自求学的道路。
　　我们从丁玲年幼时的读学轨迹来看，丁母的求学奋斗过程就是丁玲整个童年时期的经历。所以说丁母作为丁玲的人生第一位导师，不仅给了丁玲物质上的帮助，在精神上的指引更是有着巨大的影响，也塑造了丁玲最初人格。
　　由于丁母带着丁玲出走家门曾得到过舅父的帮助，因此在很小的时候丁玲便与舅父家表哥定了娃娃亲。后来在丁玲从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后，此时刚刚17岁的丁玲就要面临回家成亲。
　　试想一下如果丁玲真的遵守婚约回家成亲，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经典之作。然而也正是因为丁母的支持，十八岁的丁玲勇敢的与表哥解除婚约，与另一女伴王剑虹奔赴上海继续求学，这一年是1922年。
　　丁玲与王剑虹
　　其实丁玲并不是突然决定要到上海的，而是在她心中早已有倾向革命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晚年的丁玲曾亲口说过。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丁玲受到其母的熏陶与影响，很小的时候就确立了一个明确意向，那就是做一个革命活动家。
　　也正因如此，在1922年选择与表哥解除婚约后的丁玲，便与女伴王剑虹跑到上海，报名到当时陈独秀革命者创办的平民女校进修学习。也是在上海上学期间，丁玲与王剑虹遇到了中共党员翟秋白。
　　后来在一段时间的相处中，王剑虹与翟秋白产生了感情，并且结合在一起。一个是人生挚友，一个是导师，丁玲只好在两人热恋之时选择自己离开，孤身一人返回到常德陪伴母亲度过一段时间，又只身赶往了北平。
　　1924年，丁玲在北平与人生第一个男人相遇，便是青年编辑胡也频。后来也就是在北平，他们在革命党人潘汉年的指引下，正式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期间，丁玲与胡也频创作了很多令人难忘的革命著作。丁玲所主编的《北斗》报刊，无数次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丑陋面目，不断地唤醒国人的意识，因此也让国民党特务恨得咬牙切齿。
　　后来在1931年，丁玲丈夫胡也频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杀害。丁玲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送回常德交由母亲代养，自己继续投入到与敌特的战斗中。不断地在《北斗》报刊中揭露国民党面目，就这样丁玲也成为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抓捕目标。
　　后来在1933年5月14日，由于叛徒周光亚的出卖，中统特务总部上海区长马绍武带领一伙特务乘坐小轿车直奔丁玲当时在上海昆山花园路的住址。不而此时丁玲正在与中共上海市文委书记潘梓年商讨有关革命板报《北斗》出版的事宜。
　　特务头子马绍武认为抓到＂大鱼＂了，便马上让特务将他们二人架起，并且喊来叛徒周光亚指认确定后，便将丁玲与潘梓年带上轿车押走。而后马绍武并未立即撤退，而是吩咐其他数名特务留在房间，等着看会不会再有其他人＂落网＂。
　　这也是中统特务惯用伎俩。就这样留守的特务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果然有人敲响了屋门。而敲门人正是革命烈士应修人，应修人是1925年便加入到中共，先后曾在广州黄埔军校和武汉国民政府工作。后来于1927年赴苏留学，回国后曾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秘书处油印科工作，并刻得一手好字，后又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宣传部部长，可谓是资格很深的老革命。
　　现存北斗刊物
　　而在丁玲被捕的这一天，应修人来到丁玲住所就是因为租界里英美烟草公司在事先没有通知工人的情况下，关闭了坐落在杨树浦的烟草厂，因此许多工人一夜之间面临着无饭可吃的境界。
　　于是工人们便引爆了罢工运动，当时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应修人便亲自来到烟草厂了解详情，并指导罢工斗争，当天便连夜起草了传单《援助英美烟厂罢工工友》，第二天也就是丁玲被捕当天，应修人带着草稿来到丁玲住所准备商议出版事宜。
　　就在应修人被特务拽入屋内后，特务们立即对其进行搜身，查明身份。然而年少曾学过武的应修人并未束手就擒，而是反抗起来，并且与特务们搏斗起来。但由于特务太多，应修人体力不支。
　　特务头子还十分阴险的说：＂还不束手就擒。＂应修人眼看着就要被制服，他并没屈服，反而说了一句：＂我就是死也不会向你们这些反动派屈服。＂转身应修人便在特务的眼前从四楼窗口跃出，不幸在坠落中被利物割伤，落地后便没了气息，应修人牺牲时刚刚33岁。
　　也正是应修人的壮举，使得特务中的一位李姓特务深受感染。在其他特务还未反应过来之际，他马上逃离了现场，很快便寻无踪迹了。也正是这个李姓特务的逃出，才让丁玲秘密被捕的消息透漏出来，让全国上下得知。
　　当时丁玲已经是著名的女作家，并且还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的＂左翼联盟＂作家中的领军一员。当丁玲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有很多社会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很快便引起了社会上下的震动。而且当时中统特务抓捕地点是位于上海租界内，很快事情便闹大了。
　　中统特务和国民党当局意识到事情的严峻性，在种种证据前依然一口咬定并没有抓捕丁玲与潘梓年。后来在强大压力下，中统特务才不得不承认只抓捕了潘梓年的事情。而对于丁玲，他们依然表示并没有抓捕。
　　潘梓年
　　此时社会上对于丁玲的行踪已经是扑所迷离，更有很多人认为＂丁玲已死＂，与此同时，与丁玲相关的回忆纪念文章则大量出现。而事实是，丁玲此时已经让敌特押到了南京，并且由多名特务把守，此时的丁玲已经没有了自由。
　　这一关就是三年，这三年间敌特为了劝降丁玲，还将她与已经叛变的前男友冯达关在一起，希望能影响丁玲。而丁玲在已经知道冯达已经叛变的情况下，还要与其同居一室，以夫妻相处，这简直是一种煎熬。
　　更令人气愤的是，敌特还不时的放出谣言来污蔑丁玲已经背叛中共，早已自首，叛变的消息。而编造这一切谣言的则是大特务丁默邨。丁玲在面对如此谣言之下，甚至想过要自杀，但都是冯达救了她。
　　左为大汉奸丁默邨右为影视剧角色
　　这期间，只要有特务来劝降丁玲，她都会大骂道：＂叛徒，特务，你不配与我说话，滚，还不快滚！＂如果有的特务比较抗骂留下来继续劝降，丁玲则还会说道：＂这里怎么多了一只赖皮狗，怎么这么丑，哪来的赖皮狗放屁。＂
　　后来，丁玲为了能早日脱离监禁、回归革命，便逐渐地改变态度，从而让特务认为自己是可以感化的人。她为了迷惑住特务，委屈与冯达重归于好，并且生下一个女儿。后来，丁玲还接来了母亲和儿子，给特务们留下＂要安生过日子＂的假象。
　　每天的伪装与隐藏，让丁玲的心时时刻刻都在滴血，但她已经没有选择，因为摆在她面前的只有迷惑和麻痹敌人，才有可能逃出魔掌，重回党的怀抱。
　　直到1936年夏天，冯达突然病重，丁玲便以冯达病重心情郁闷为由，试探的向特务头子提出要去北平散散心。这也是丁玲迷惑特务的最后一步，因为此时丁玲已经和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不过这次她并没有逃跑，而是准时回来，为的就是给特务一个不会逃跑，要跑早跑了的错觉。
　　从北平归来不久后，丁玲又以患病需要去沪看日医为由，申请前往上海。有了上一次的铺垫，这一次丁玲又被再次批准，就在这次赶往上海的路上，通过中共的安排，丁玲终于脱离了敌特的监视。
　　潘汉年
　　就在中共党员潘汉年的安排下，丁玲与另一位地下党同志改名换姓，经过国民党重重关卡，终于到达了西安。一路上丁玲忍受着抛子弃母的悲痛，使他最终坚持下来的就是伟大的革命意志！
　　到达西安后，潘汉年建议她到国外留学，但丁玲却给予了拒绝，并且表示自己刚从国民党特务囚禁中出来，就想到自己最亲的人那里去，而这个人就是党组织。丁玲一再表示：＂陕北就是家， 她只想去陕北。＂
　　就这样，丁玲在西安停留了两周后，便又长途跋涉经过重重难关，来到了她心心向往的延安。此时丁玲的事迹早已在延安传开，当她到达延安后便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中共的领导人都非常热情地招待了这位勇敢的女作家。
　　丁玲与母亲
　　而延安的一切都让丁玲感到新鲜快乐，延安的精神更是震撼了她，她曾在著作中写到：＂我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偻，没想到竟这样的漂亮，我便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那，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年之力的青年。＂
　　可以看出，到达延安后的丁玲心情是十分的喜悦，因为她终于找到了最亲的家人。
　　毛泽东还曾赋《临江仙》一首，来称赞丁玲的勇敢无畏的精神，内容是：＂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