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周伯龄于1936年7月至1951年，在毛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他能经常见到毛主席，并能听到主席的教导。在周伯龄的眼里，毛主席对他们机要人员的关怀和教育是多方面的…… 在离开机要工作多年后，毛主席的音容笑貌仍旧刻在周柏龄的脑海里。他曾这样感慨地说：＂毛主席的关怀和教育让我终身难忘，成为了我日后做好工作，不断前进的动力。＂ 初见毛主席 周伯龄于1933年6月参加革命，1935年随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7月，接到组织上调命令，到保安县军委机要科工作。 来到机要科之后，首先学习汉字部首，练习写码子。由于周伯龄的文化底子差，年龄又大一些，所以学得比较慢，写码子也慢。但是周伯龄从不泄气，抓紧时间苦学苦练，学了一个多月就开始工作了。没干多久，组织上就让他担任了组长。科长叶子龙很看好他，曾经当着他的面表扬说：＂加油干，我相信你能做出好成绩来！＂ 在保安，机要科住的是石窑洞。而毛主席则住在机要科的旁边，也是石窑洞。平日里，译电员译出电报后，交由周伯龄，再通过他递交给毛主席。刚开始，周伯龄胆子小，不敢送电报。于是，他就去找科长叶子龙，让科长去送。 图 | 叶子龙和毛主席的合影 这天，叶子龙认真且严肃地说：＂你就快去吧，不要耽误时间！＂ 周伯龄说：＂我不敢去，还是你去吧。＂ 叶子龙盯着周伯龄，无奈地摇摇头，说：＂怕什么，主席又不是老虎，又不吃你。＂ 就这样，周伯龄怀着紧张的心情朝着毛主席的窑洞走去。据周伯龄回忆说： 来到主席的窑洞门前，我轻轻地喊了一声＂报告＂，毛主席听到后，马上向我招了招手，笑容可掬地让我进去。主席的慈祥和蔼，使我心中的紧张和拘束一下子全跑光了。与毛主席的相处 193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有几份紧急电报要马上处理，周伯龄便立即送交给毛主席。 毛主席边看边批注处理意见，然后对周伯龄说：＂这几件即送周副主席去办。＂接着，发哪些地区，怎样处理，主席都作了非常详细地交代。 毛主席说完，周伯龄拿上电报刚要走，主席又叫住了他。周伯龄问：＂主席，还有什么事吗？＂ 毛主席说：＂你照我说的原话，再重复一遍。＂ 周伯龄就重复了一遍，毛主席听后很高兴，笑着说：＂你照这么说，千万不要说错了。＂ 从这件小事中，周伯龄学到了很多东西。周伯龄曾这样说： 毛主席细致严谨的作风，深深地教育了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每当下面出了问题，我就首先问问自己交代清楚了没有，同时要求下面：不管干什么事，懂就是懂，千万不能装懂。后来，我和我的团队在实际工作中照毛主席这个办法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一天晚上交接班时，周伯龄发现有一份电报找不到了，他很着急，便到毛主席那里去找。毛主席说：＂好吧，我来找一找。＂ 过了一会儿，周伯龄去问毛主席找到了没有，主席说：＂还没有找到，你回到机要科再继续找找。＂ 周伯龄回去后，还是没有找到。于是，他又到别的首长那里问了一下，结果还是没有。电报找不到，周伯龄寝食难安。 就这样，都到了下半夜了，周伯龄第三次到毛主席那里去，问主席找到了没有。毛主席说：＂你走后，我又查了一遍，没有找到，你想是不是传到别人那儿去了，我这儿实在没有。我现在要休息，不要再来了。＂ 听了毛主席的话，周伯龄又着急又内疚。着急的是电报还未找到，内疚的是打搅了主席的休息，心里很不安。毕竟毛主席入睡难，是全军都知道的事情。有时候，毛主席吃两三片安眠药都睡不着，若是打扰了他休息，会很伤主席的身体的。后来，这份电报在另外一位首长那儿找到了，周伯龄就更感到打搅毛主席实在不应该。 平日里，毛主席很关心机要部门的工作。尤其是保密问题。在抗日战争中，毛主席发现＂机要保密＂还存在着一些漏洞。敌人利用多种手段窃取我党的机密要情，机要科内部也有丢失机密文电的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亲笔为机要科题词：＂保守机密，慎之又慎＂。 毛主席的题词写在一张比报纸还要大一点儿的粉连纸上，写好后，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由机要通信员送到机要科里来。 当时，毛主席的题词贴在抄报组的办公室墙上，时间一长，受潮了，抄报组的同志便按照毛主席的笔迹，精心地描写了一份，又挂上，作为永远地座右铭。多年来，主席的题词，极大地教育和鼓舞着广大机要战士严守机密，守口如瓶，出色地完成了密码通信的重要任务。 后来，周伯龄举了两件事，大家才晓得机要科的同志们的保密性到底有多强…… 图 | 项英 第一件事，在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突围出去以后牺牲了，报告这个消息的电报是周伯龄译出的，但谁也不能告诉。直到在整风的时候，王首道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项英同志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不仅有亡党亡军的危险，而且把自己的头也‘亡’了。＂这时，大家才知道项英同志牺牲了。 第二件事，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同志牺牲的消息，周伯龄早就从电报里获取了，但他还要表现出什么都不知道。过了好久，在一天傍晚散步时，一位老乡很沉重地和周伯龄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听说我们左权将军牺牲了！＂话落，周伯龄下意识表现地很难过、很惋惜，像刚听到这个消息似的。 图 | 左权 日常工作中，毛主席对机要科是非常看重的。 1939年至1942年，延安整风之前，中央各机关增加了不少知识分子，机要科也增加了一些知识青年。 这些同志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快，业务技术学得也挺好，但有少数同志不喜欢机要工作，认为这个工作没有前途。他们觉得整天和10个码子打交道，谁都能干。言外之意是他们是知识分子，搞机要工作是大材小用。 毛主席知道这些情况后，在一次机要工作人员会议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没有你们的工作，党的指示不能下达，下面的情况也上不来，我就没有什么事情干了，就只有睡大觉了。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就先知道了，这还不重要吗？＂ 毛主席说到这里，台下的听众都笑出了声。大家都很喜欢听主席教育，因为主席常常用一种幽默有趣的方式叙述，很容易让大家接受。 毛主席继续说：＂当然，你们的工作很辛苦，也很有成绩，中央是了解的，我们也是知道的，但是不能登报表扬啊。你们要做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 后来，毛主席还专门为机要部分题词：＂埋头苦干。＂ 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教育下，又经过整风，同志们的思想觉悟都有了提高。不安心工作的同志逐步克服了思想错误，安心地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了。毛主席的日常生活 毛主席有时不光是＂月下老人＂，还是＂劝架高手＂。当年，机要科的年轻人多，休息的时候，喜欢在一起打闹，有时候玩恼的还会哭鼻子。 一天早饭后，两位小同志打着玩打恼了，又哭又闹。因为毛主席每天晚上都工作到下半夜四五点，这时正在休息，他们一吵闹把主席给吵醒了。科长叶子龙知道这件事后，来到机要办公室问：＂今天谁干的好事，把毛主席吵醒了！＂ 当他知道是两位小同志打架以后，便批评了他们，还罚他们把院子打扫一遍。结果院子也没打扫好，问题也没解决。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去了机要办公室，与大家聊起了天。这时，毛主席微笑着问身边的一位同志：＂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同志回答说：＂我是陕北人……＂旁边的一位大个子抢着回答：＂他的外号叫‘富农’！＂此话一出，在场的同志们都笑出了声。 毛主席也笑着说：＂我也是‘富农’，咱们俩搭伙吧！＂听到这话，‘富农’同志不再那么脸红和难堪了。 接着，毛主席又问另一个同志：＂你是哪里人？怎么参加红军的？＂ 同志回答：＂我是山西人，自愿参加的。＂ 毛主席笑着说：＂不是抓过来的（指俘虏）？＂ 同志答：＂不是！＂ 毛主席接过话说：＂抓来的也不要紧，只要按照红军的规矩办事，都是好样的。＂ 毛主席又问了其他同志一些问题。待大家情绪放松之后，毛主席才进入正题。毛主席笑着说：＂你们年轻人好打架是不是呀？打架不是好事情，打疼了就要哭鼻子，又伤和气，又影响团结。你们这样又哭又闹，吵得我也睡不好觉，事情就难办了，以后不要再打架了。＂从这以后，再也没发生过打架的事。周伯龄心想：毛主席说服教育的办法好，光靠惩办是不行的。 毛主席是个恋旧的人，不论是对人对物。有个叫唐正元的同志，原来在毛主席身边当勤务员，后来组织调他到机要科工作，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那时，生活艰苦，各种物资都很缺乏。毛主席知道唐正元要到机要科工作，就说：＂你到那儿好好工作。我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就把这个床单子送给你铺吧。＂ 唐元正同志来到机要科以后很高兴，工作也干得很出色，他常常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我要不把工作做好，怎么能对得起他呀！＂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周伯龄和机要科从保安迁到延安。有一次，南方的朋友给毛主席送来4只鸭子，警卫员接到后就精心喂养起来，打算养肥一点再给毛主席吃。 有一天，毛主席看到警卫员喂鸭子，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后，立即告诉警卫员不要再喂了，并让警卫员赶快送给机要科的同志们去吃。据周伯龄回忆说： ＂那天，我们收到了4只鸭子，又用夜餐费买了几斤肉，大伙在一起会了一次餐。毛主席处处关心我们，同志们从内心感激毛主席，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好。＂ 1938年春天，毛主席写《论持久战》时，天气很冷。那时候也没有暖气，是用木炭烧火盆取暖。毛主席把脚放在火盆旁边，全神贯注地写书。 当他感到脚有些烫了，才发现棉鞋烧着了。后来，毛主席的警卫员把这只棉鞋请老乡帮忙补一补。老乡问道：＂这是谁的棉鞋，烧成这个样子？＂ 警卫员说：＂是毛主席的。＂ 老乡一听就叫了起来：＂那你们为什么不给咱毛主席买双新鞋？＂ 警卫员耐心地说：＂毛主席不让买新的，把这只补一补，还可以穿一个冬天，不然就浪费了。＂ 毛主席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也很严格。毛岸英同志从苏联留学后回到延安，毛主席要他到杨家岭的中宣部工作，并写了一封介绍信。在信上说，毛岸英不要搞特殊照顾，要严格要求，并明确指出，要他吃大灶。 图 | 毛主席和毛岸英的合影 管总务的同志觉得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怕生活不习惯，还是让他吃中灶好。于是，管总务的领导就派人向毛主席说：＂总务主任请求让毛岸英同志吃中灶。＂毛主席当即就不同意，并说：＂还是吃大灶好，要锻炼嘛！＂ 毛主席心里时时关心群众。据周伯龄回忆说： ＂在延安看戏的时候，毛主席从来不坐第一排，而是和群众坐在一起。开演前，他向周围的同志问长问短，问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身体和生活怎么样等等。戏快开演了，他还转身来问问后面的同志：‘我个子高，妨碍你看戏吗？’＂ 这些事情虽小，却反映了毛主席为别人着想的好品质。 1949年秋，中央领导由香山搬到城里，管总务的同志要给毛主席准备新沙发，毛主席知道后批评道：＂谁叫你们准备新沙发，我这个沙发再坐三五年没问题。现在战争刚结束，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苦。我们办一切事情都要从全国人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 毛主席的话，深深地教育着周伯龄。周伯龄与毛主席同逛庙会 农历9月9日重阳节，周伯龄等人陪同毛主席去逛了庙会。 当时，庙会上挤满了朴实勤劳的农民。老汉、老婆婆，也有青年男女和娃娃们，都穿着各色各样的新衣裳。有的在买东西，有的在看山西梆子戏，每个人都带着快乐的心情。 下午，毛主席骑着马来到了这个庙会上。毛主席从无数的石阶上一步步地走上来，和老乡们一样，站在戏台前面的人群中，看山西梆子戏。 毛主席没来之前，地方领导们早在戏台前面摆着桌子和几把椅子，桌上还准备着茶水。地方领导们一连请了毛主席几次，他都诚恳、和蔼地谢绝了。毛主席还笑盈盈地说：＂站着看一样！老乡们不是都也站着吗？站起来很好！＂ 周伯龄记忆很清楚。当时，毛主席同平时的穿着是一样的。穿着那件洗褪了色的补着补丁的旧棉衣，浮着笑容，脸庞显得饱满一些，精神奕奕。 毛主席对山西梆子戏好像很有兴趣，可是由于口音关系，他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就不断地问站在他旁边的老乡。老乡也很和气地详细告诉他。此时，一位本地的干部领导看到这种情形，就主动过去给毛主席当翻译。就这样，这位干部领导一句一句地向毛主席讲，毛主席越听越高兴。一出戏完了之后，毛主席还在鼓掌。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见戏已经演完了，他就慢慢地走了出去。同老乡们一样，坐在石阶上休息，并和他们拉话。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都围了过来，有的看不上就往前挤，有的歪着头细细的看了又看。周伯龄以前从没有见到过这么热闹的场景，所以记忆是相当深刻的。 尔后，话唠的差不多了，天色也不早了，毛主席就同老乡们告别，慢慢地往山下走。 老乡们都拥在他后面送他，他一边下石头台阶，一边回头向老乡们招手告别，老乡们一直等他骑着马走了，看不见了，才散开。 周伯龄说：＂后来，他听到老百姓们在讨论毛主席，他们说毛主席和他们拉话，问了他们好多事情，没有一点儿大官的架子，又和气，又亲热，同普通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