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参谋长和副职到底谁大？

　　1943年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从湖北恩施抵达云南昆明，再往楚雄开设司令部，毕竟远征军最先接受美械，如此大抓军权的活怎可落入他人之手，军中头号嫡系嘛。问题是陈诚走了，谁来接替战区职务呢？杂牌二级上将孙连仲，被保举出任第六战区代理战区司令长官（1944年转正）。
　　（孙连仲）
　　孙连仲较早投到陈诚门下，所以也是原西北军将领中，能够被老蒋认可的寥寥几人之一（还一个得算刘汝明），加之抗战初期作战努力，否则不可能准其出任大多数为中央军的第六战区军事主官。六战区驻防鄂西、湘西和川东，直接拱卫着重庆大后方，位置堪称极为重要，著名的＂常德会战＂期间，战场最高指挥官就是孙连仲。
　　但是你以为孙连仲就能够说了算了吗？非也，真正在六战区掌握实权的，连副司令长官吴奇伟、黄琪翔都不行，而是参谋长郭忏中将，土木系＂四大金刚＂之末。原因很简单，代司令长官是杂牌、两个副司令长官也是粤系，只有郭忏才是真正的嫡系和心腹，陈诚就算去了云南，也不可能真正在六战区放权。
　　（郭忏）
　　所以孙连仲在1943年5月爆发的＂鄂西会战＂中表现很一般，先是对横山勇的判断有误，另外就是各级部队长仍然唯郭忏马首是瞻，会战初期简直是一团糟。无奈之下，老蒋只好急调陈诚临时赶回恩施指挥作战，这才渐有起色，而到了10月间的＂常德会战＂时期，尽管孙连仲对日军动向的判断基本靠谱，各级部队长还是不那么听招呼。
　　至于吴奇伟和黄琪翔两位副司令长官，对作战基本插不上手，实际上，许多杂牌出身的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副总司令、乃至于副军长副师长，都属于＂虚职＂，那就是将领的级别和资历较高，又不能让他们掌握兵权，所以纷纷安排副职＂供起来＂。当时各战区有一堆副司令长官，有的可能大家都没听过，原因就是存在感太低。
　　无独有偶，在相临的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前战斗序列是：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王陵基、杨森和罗卓英，参谋长是吴逸志。那么薛岳以下谁的实权最大？别被《长沙保卫战》带沟里去，真正有实权的既非挂三颗星的两个川军将领（均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也不是薛岳的密友吴逸志中将，而是陆军中将罗卓英。
　　因为罗卓英是土木系＂四大金刚＂之首，是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远比另外几个人更得老蒋和陈诚的信任，他不能出任司令长官，无非是衔级不够（战区主官至少是中将加上将衔）和打仗不如薛岳而已。某种意义上，罗卓英就是陈诚在第九战区的影子，监军一般的存在，也是中央军嫡系部队的带头大哥，因为严格来说，薛岳和吴逸志都属于杂牌的粤军系统。
　　（罗卓英）
　　仅仅两个战区的情况就不尽相同，说明什么问题？那就是军事主官以外，副职和参谋长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不能简单地比＂谁大＂，而是要分为两个频道去判断和分析：第一，就衔级来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副职高于参谋长，一旦其他部队主官出缺、或者本部主官伤亡，继承军事指挥权的基本都是副职。
　　所以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命令电中，特意说明＂职如战死，以罗副司令长官接任＂，而不可能是自己的心腹吴逸志，因为那不符合程序，也不是那俩川军大佬，因为他们指挥不了中央军。从另外一个层面说，参谋军官虽然多谋，但不一定善断，未必是军事主官的合适人选，这一点就不展开说明了，懂得自然懂。
　　（吴逸志）
　　第二，就权力来说，则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是要看参谋长是否为嫡系、是否为主官亲信等等，如果条件都满足，则在军事主官没有变动的情况下，参谋长是非常有实权的，对副职只维持表面上的尊重。如果副职还是前文所说的＂虚职＂，那就更不用说了，比如郭忏虽然不太会打仗，但是六战区的人事、财政和装备分配权，通通把持在手里，孙连仲也无可奈何。
　　当然，这是由国民政府军队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那就是中央军嫡系、旁系和杂牌的派系纷杂，以及老蒋和手下＂任人唯亲＂造成的，比如刘峙抗战后期出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就是奔着接班去的，连李宗仁都拿他没有办法，何况桂系出身的参谋长徐祖贻呢？果然，1945年初刘峙就转正了，李宗仁被明升暗降削去了兵权。
　　（黄琪翔）
　　我军则是军政双首长制度，所以在军事主官、副职和参谋长之间，还存在政委这一职务，关于军政主官之间的关系，之前也有说明，不赘述了。战争年代，作战为第一要务，因此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是最重要的三个位置，副职的存在感并不高，比如二野的刘邓李、四野的林罗刘等等首长，在各类电文中多有体现。
　　但实际上，副司令员们的资历普遍要高于参谋长，比如华北军区的副司令员徐帅、三野的副司令员粟大将、包括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吕正操上将、周保中等等。这里面也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是组织上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任命，在司令员确定后综合考虑后的副职人选，第二也有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比如一野副司令员、起义将领赵寿山。
　　（薛岳和吴逸志）
　　因此就衔级来说，我军的副职普遍要高于参谋长，四大野战军的参谋长，在1955年年授衔时最高仅为上将，比如李达、陈士榘、刘亚楼等等，一野参谋长阎揆要还是中将，而野战军副司令员授衔者，至少也为上将，这就是差距。那么战争年代，副职和参谋长到底谁的权力更大呢？其实很简单，看＂前委排名＂即可。
　　举个例子，第四野战军前委（由东北野战军前委改组而成）以林彪为前委书记，前委委员名单为：林彪、罗荣桓、谭政、萧克、陶铸、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等八人，这个排名就可以解释一切问题，因为我们的宗旨是＂党指挥枪＂，部队里面党的＂前敌委员会＂才是最重要的决策机关，可以发现，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实际排名最后，尽管在作战期间他的份量更重些。
　　但是这个份量，其实是＂专业领域＂的权力范围，跟党内排名不是一回事，战争期间，参谋长是代表司令员下达作战命令，那么前委排序在刘亚楼之前的肖劲光、程子华和肖克等司令员，也必须执行命令，这是不含糊的。但是在其他领域，另外几名前委委员的份量，就要高于刘参谋长了，所以不可以简单地评论＂谁更大＂。
　　到了和平年代，没有了那些复杂的因素，参谋长的权限就要低于副职了，基本的晋升顺序就是参谋长、副职、军政主官，比如在各集团军内部，军长、政委和副军长基本都是少将衔，而参谋长是有可能出现＂大校＂的，不经过副职这一级别，也很少有参谋长直接提拔为军事主官的，和平时期的原则是＂按部就班＂。
　　不过得说明一下，我们讨论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都存在特例，不能以个别现象来推翻普遍标准。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解放战争时期的各大野战军首长1955年的授衔情况。
　　比如，第一野战军，彭德怀是司令员兼任政委，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建国后彭德怀授予元帅，副司令员张宗逊是上将，而参谋长阎揆要只是中将。
　　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是司令员，邓小平是政治委员，张际春是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是参谋长。建国后刘伯承授予元帅，邓小平虽然没有授衔，也是元帅级别。张际春由于已经不在军中工作，也没有授衔，李达是上将。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是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是谭震林，参谋长是张震。授衔时陈毅是元帅，粟裕是大将之首，谭震林因为不在军中没有授衔，级别也是大将，张震是中将。
　　第四野战军，四野司令员是林彪，政治委员是罗荣桓，第一参谋长是萧克。林彪，罗荣桓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萧克被授予上将军衔（列第一）。四野没有副司令员。
　　由上面这些都可以看出军中的副职（不管是副政委还是副军事主官）级别要高于参谋长，即使是政治部主任都要高于参谋长，比如一野的政治部主任是甘泗淇被授予了上将，而一野的参谋长阎揆要才是中将。
　　所以在战争时期，参谋长的级别是没有副政委或者副军事主官高的，比如师参谋长没有副师长高，团参谋长没有副团长高，但是现在的规定参谋长和副职级别是一样的，师参谋长就是副师级。
　　所以题目中问的，比较难回答，参谋长出现的时间很久了，17世纪中叶，法国路易十四的军队中首先出现了参谋长这一职务，其后不少国家相继效仿。民国时期军阀或者国军也有参谋长，但是参谋长明显的低于副职，类似于古代打仗主帅的军师。
　　我军一开始对于参谋长的定位也是低于副职的，并且只有团以上才有参谋长，像营级的话，没有必要设参谋长的。
　　建国后，参谋长的级别慢慢的定了下来，就是和副职一样大，但是部队中的一二号首长是军事主官和政委，三号首长一般是副军事主官，绝对不会是参谋长。
　　在战争中，参谋长会给军事主官出谋划策，可能会影响大的决策，但是就军中地位而论，参谋长是不会高于副职的。
　　部队参谋长和部队副职行政级别是同级，但副职是部队的领导，而参谋长是司令部的首长，前者是协助部队军事首长工作，并按党委分工在党委和军事首长的领导下分管军事训练或后勤保障或装备技术工作。参谋长在部队党委和軍事首长及分管军事训练的领导下，负责司令部的全面工作。参谋长在指挥部队作战发布命令时，往往与軍事首长、政治委员一起署名，按照军事首长的命令指示，指挥部队行军打仗，而部队副职起协助性、保障性的工作，不能直接指挥部队作战。在軍事首长调离或生命离岗或牺牲时，一般由参谋长直接晋升为部队军事首长。
　　参娒不带长，放屁都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