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要出洋了，贴身侍从口中的末代皇帝（三十四）

　　大批清朝皇族子弟，纷纷离开北京的破落王府，北上投奔溥仪来了。在盐仓改造的宫廷里，在后修的中西合璧式同德殿内，他们享受着特殊待遇。
　　为了恢复爱新觉罗的祖业和大清的江山，溥仪通过送出去留学等方式，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一批批皇族子弟，准备让他们充当属于自己的军队的骨干。
　　为了同样的目的，溥仪于1937年在内廷成立读书班，继续网罗皇族子弟入班学习，为出国留学作准备。读书班初建，由载涛从北京各王府找了一些人，大连恭王府、旅顺肃王府也有人来。还从护军中吸收了溥俭和毓嵣两个。记得读书班在同德殿开班前，溥仪叫我去把溥俭和毓嵣找来。我去时正碰上毓嵣站在护军饭堂门外，吹着口哨玩呢!遂叫他找来溥俭。我正式向他们两人传达了溥仪的＂圣旨＂，并把他们领到溥仪处，他们从此成了读书班的学员。在这之前，他们是我手下的护军士兵；在这之后，他们成了比我高一等的内廷学生。
　　开始时读书班比较正规，溥仪请来了中文、英文、物理和化学四位教员，按部就班地上课。据说有一次吉冈安直质问溥仪：＂日本语的学习的不愿意，陛下的是不是?＂溥仪闻言马上外请一位日文教员。
　　随着伪满政局日益复杂化，溥仪越来越苦闷，便经常传内廷学生们陪餐。后来干脆不愿单独用膳了，天天找毓嵒、毓嵣、毓嶦等几个侄子来陪。人们知道：溥仪作息无规律，传膳无准时。叫内廷学生们来陪时，倘正上课即传旨＂放学＂；倘未及上课即告＂本日停课＂。学生们不仅陪溥仪吃饭，还要伺候他喝茶吃药、散步聊天。读书班就这样逐渐变质，由念书为主变为伺候溥仪为主了。但不论怎样变化，作为皇族子弟的读书班成员，都是内廷中的特权阶层，在吃、喝、穿、戴、玩、乐等各个方面都享受特殊待遇，与内廷其他人员有明显的区别。前边曾提及，连受罚捱打也要分开：学生捱打时先把门闩上，由学生打学生，随侍以下即不得参预，亦不得站在门外偷看。
　　记得当年读书班的学生，每人都戴一种帽花，据说是溥仪亲自设计并派人在外边订做的。其形状就像个小棒槌，周围还环绕若干小圆柱。取回那天我正在溥仪跟前，感到帽花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又订做了一堆，便张嘴向溥仪请求道：＂老爷子!赏给奴才一个戴戴，行不行啊?＂
　　＂不行!＂那天溥仪很有耐心，他拒绝我的请求后还解释一番：＂你瞧瞧，当中这个小棒槌表示将来大清占据的地位，周围的小圆柱表示拥护大清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力量。因为你的出身和身份还不能构成一种拥护大清的力量，所以让你戴了，叫别人看见是很不好的。＂
　　原来溥仪还是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看待我们。怪不得他把吴天培开除后就不再委派正式的奏事官，遇有奏事事项即临时安排。凡属重要活动，如溥仪例行会见关东军司令官，均派毓嵒为临时奏事官，表示对皇族子弟的特殊信任。
　　在皇族内部也有远近、嫡庶之分。据我所知，庄王府后人、伪满宫内府近侍处典守科长溥绍第三子毓恩，就受到溥仪的歧视。后来逃亡之前，毓恩曾跪在缉熙楼后门之外，求溥仪带上他走，溥仪不但不带，连见也不见就命人把他轰走了。再拿溥仪自己家里的人来说，因为他和二弟、二妹、三妹属嫡出，同父同母，而四弟及四妹、五妹、六妹和七妹属庶出，同父异母，这嫡庶之间在关系上，便让人看着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其他人尚看不明显，四妹常受到溥仪等人的取笑或奚落，外人见了颇有不平之感。
　　溥仪访日
　　1935年3月下旬，溥仪告诉我说，他不久将赴日拜访天皇，让我和夏礼英二以摄影师身份随行，并让我马上把电影摄影机和照相器材准备好。
　　第二天，遵照伪宫内府的通知，我和访日随行人员一起，在宫中临时布置的房间内，接受由日本医生负责的身体检查。记得把全身各器官都查到了，末了检查嗓子，使用压舌板仔细查看，查完给一些漱口药水。也不知查出什么毛病，当时对我可否赴日未下结论，过了两天又查了一次嗓子，才同意我扈从访日。凡确定赴日的人员都必须使用日本医生给的漱口药水，每日数次，连溥仪也不能例外。
　　接着给体检合格的人量体做衣，说是每人两身制服、一件雨衣，等通知去试穿时一看，制服上、下身都是黑色的，＂雨衣＂最出奇：原来是件薄薄的黑呢斗篷，虽说高雅却不是避雨的工具。我还傻里傻气地因此诘问承制工匠：＂不是说做雨衣吗?＂
　　＂就这件!＂
　　看他的态度一定在心里骂我：＂不知好歹!＂
　　另外，还给每人发了一顶黑色呢帽、两副雪白的手套。全部穿戴起来，着实很威风。
　　行前又给每人送一本书，书名为《访日必携》，我大致翻了一下，里面写着某日到某地，有何举动，实际就是访日活动日程。
　　1935年4月2日溥仪启跸。根据分工我在宫内拍摄溥仪走出勤民楼并登上卤簿的场面，拍完赶快驱车前往火车站与夏礼英二会合，他负责拍摄溥仪进站的场面。等我赶到时，夏礼还在站外采景呢!
　　＂你应进入站内把机器对准入口处，以便拍摄皇上进站的正面场景。＂
　　＂人家不准进站呀!＂夏礼显然是气急败坏的，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溥仪的卤簿已经抵达，我们赶快在站外对付拍下溥仪进站的场面，然后也跟着送行的大臣和军官们进入站内。
　　作为溥仪的随行摄影师，本来是有特殊标志的，我和夏礼都戴着藏青色有花臂章，有了这个似可通行无阻，不料连车站都不准先进，夏礼还是个日本人呢!可见关东军宪兵队对这次出访的警戒实在森严。
　　溥仪的专用车厢挂在列车的末尾，专车的玻璃特殊，两面都是大块玻璃，而堵头则是圆形玻璃窗，比一般车厢显得明亮宽敞。
　　我虽然以摄影师身份随行，毕竟还是溥仪的随侍，开车后没有摄影任务了，便上专车去伺候，问溥仪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这次随行的侍从还有严桐江、多连元和周博仁等。
　　从长春到大连每站都有＂欢迎、欢送＂的人们，大站人多些，小站人少些，他们举着小旗，高呼＂万岁＂，似乎并不是被胁迫来的。列车并不停下，溥仪只在窗前摆摆手以示答礼。在大连下车后我和夏礼本想抢在溥仪前头以便拍照，却没有办到，只好跟在后面，直到入港登舰。这时礼炮轰鸣，溥仪挺胸昂首大步前进，显得气宇轩昂。
　　所有赴日人员都有对应的接待员，称作＂接伴员＂。负责接待我和夏礼的是一名日本宪兵，在军舰抵达横滨下船后才见到的。我们应该上哪儿，不应该上哪儿，全听接伴员的指挥。
　　军舰前部有一间大厅，其中也有若干单独的小房间，溥仪就住在那里，我们住在附近的房间。
　　当晚，海上风平浪静，在哗哗翻动的海水中，军舰平稳前进。我和夏礼无事，便早早睡下了。第二天清晨我跑到甲板上看海，因为是第一次乘舰远航，好奇之心不可遏制。我发现围绕我们所乘的军舰，前后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舰只，一打听才知道：大的是炮舰，小的是驱逐舰，正在执行护航任务。
　　按舰上规矩，每日五餐。平日每天两顿饭，溥仪也一样，现在硬要增加三顿，实在不习惯。舰上为了便于溥仪在进餐时观看海上风光，特意用帆布在甲板上搭起临时饭厅，开饭时奏乐助兴。溥仪虽然承受不了日进五餐的＂优待＂，却必须届时＂幸临＂，比划比划，做做样子，因为那毕竟是日本军人订下的规矩。
　　溥仪访日座舰
　　频频震响的礼炮给溥仪带来了兴致，他让我立即准备，把舰上生活拍摄下来。我和夏礼遂与舰方联系，架设灯伞灯具，采定景观，溥仪也摆好了种种姿势，即通电开拍。起初照明光线甚好，谁知一动摄影机，灯光全灭。我以为电线出了毛病，一检查，所有灯泡都有一个圆洞，原来舰上使用直流电源，而我们携带的灯具只适应交流电源，所以才爆了。溥仪很觉扫兴，＂舰上生活＂也没能纪录下来，幸运的是他并未因为我和夏礼的疏忽而伸手打人，这里或许有夏礼的面子，夏礼是接近溥仪并受到信任的少数日本人之一。
　　登舰第三天，吉冈突然出现在溥仪眼前，刚好我也在场，就听吉冈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皇帝陛下＂说，海上风暴即将来临，请陛下不要担心，因为这艘军舰性能先进，＂可以占两个风头＂，所以能减轻摇摆的程度。
　　吉冈的预报颇为准确，当天下午大风渐起，愈刮愈凶，军舰摇摆的幅度也越来越大。溥仪开始晕船，起初还挺得住，很快就难以忍耐了。他倒卧在床上对痰盂呕吐不止，侍医也只能瞪眼看着。舰上的长官们商量一气，决定给溥仪搬搬家，他原来的居室接近船头，现搬到军舰中部，这里较两端平稳些。溥仪晕船，我们伺候的人跟着遭罪，白天还好说，忙乎一阵就是了，晚上太难过。因为舰上到处都是吊铺，我们进来出去的，直腰走路办不到，哈腰走路也难：一是军舰摇晃，二是我们也晕船，只能挺着，深一脚浅一脚地为＂皇帝陛下＂做这样，干那样。
　　毕竟年轻，我居然还有心上甲板上望风光，见到前后护航的舰只在海浪中出没感觉有趣。当海浪支起的时候，连船底也能露出海面；海浪落下，则船头随之扎向水中，船尾却露了出来；等船头再起时，能看见挺大的铁锚露出水面，就像军舰的大铁鼻子，兜上来的海水则顺着两只＂鼻孔＂流落返海，这海风海浪真是惊险又凶险。
　　我取了照相机，想把这海上奇观摄入镜头，于是从中部向船头方向走去，打算找个好的拍摄角度。
　　＂不许看!＂
　　在发出严厉口令的地方，我看到日本水兵正在炮位前演习，他们一会儿把炮口冲天，一会儿又拉平，恶劣天气倒成了演习的好机会。日本军队演习向来是保密的，我不敢耽搁，拎了照相机返回船舱。
　　至4月5日下午，风停了，浪也静了，这里已经接近日本。溥仪的晕船现象渐渐消失，我的头脑却忽悠起来了。傍晚，舰上的人来邀请溥仪于次日清晨观看海上日出，我多想跟着看看啊!结果沉沉地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太阳已经老高了。听看了日出的人说，先是海面由黑转红，接着太阳一蹦一蹦地从海水下面往上窜，十分壮观。我后悔失去了机会。
　　4月6日上午八时半许，军舰在礼炮声中驶抵横滨港。我和夏礼打算抢先下船以便准备拍摄溥仪离舰登陆的场面，但我们的行动又被制止了。这时，代表天皇前来迎接的秩父宫雍仁
　　已登舰，并陪同溥仪下船。欢迎仪式结束后，才许可我们这些人下船。
　　我远远地望见横滨码头上矗立着高大的标志，像是一面钢铁的墙壁。这时，忽听有人喊：＂李先生!李先生!＂在这异国他乡，还有人认识我吗?顺着声音看去，真有一个熟人：原来是在天津静园住过的＂白帽＂。他颇为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告诉说，下船后我和夏礼随他活动就行，因为他就是我们两人的＂接伴员＂。原来日方很注意安排那些＂曾有旧交＂的人来监视我们。
　　随即从横滨乘火车前往东京，沿途也有很多日本人手摇太阳旗和＂满洲国＂五色旗＂欢迎、欢送＂。我还发现日本农民把山坡上的荒地都开垦了，这里一小块圆的，那里一小块方的，还有三角的、扁长的……
　　从登上日本国土起，我们便不能自由行动了，连溥仪在东京车站与裕仁天皇会面握手的场面，都没让我们这些人靠前，后来溥仪告诉我说，他和裕仁握手时闹了笑话。这笑话够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