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土崩瓦解，整个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可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战场上却出现骇人听闻的豫湘桂大溃退，短短8个月内，相继丢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格者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国民党统治区沸腾，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回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官员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革命热情高涨，众志成城，到处呈现出蓬勃向上、无往不胜的可喜景象。 在此之前，红色廷安早已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令人神往的地方，许多人都急切想来探秘，但一次次都被国民党严拒于门外。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来的封锁政策，很多人受到蒙蔽，以致中外记者团来到解放区之前，对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1944年夏，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前往延安等地采访。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参观，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举行招待宴为参观团洗尘。 这是对蒋介石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敌后根据地的一次重大突破，记者团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新开的窑洞里，环境简洁。 6月12日，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畅谈了国内外局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到底的主张。 几个西方记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爱泼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福尔曼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很严肃的记者，英国路透社记者、多兰多《明星》周刊和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与国民党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中国通讯》和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沙纳汉神父则对共产主义抱有敌视态度。但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受到了毛泽东一视同仁的欢迎。 记者们在欢迎仪式上就提出了连珠炮般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迅速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 并在致辞中进行了阐述：一是国共谈判，毛泽东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但具体的商谈还无可奉告。二是关于第二战场。毛泽东认为没有第二战场的开辟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它会直接影响欧洲，也会影响太平洋和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重点谈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他说，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统一。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政治上需要言论、出版、集会与结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民主。这是当时的真正要求，要求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最后说：＂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中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互相交换意见。＂ 毛泽东侃侃而谈，令记者们倾倒，他敏锐的眼光、缜密的思维、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更让记者们着迷。 这当然包括其中的美军观察员成员谢伟思。 毛主席与谢伟思有过多次彻夜长谈，谢伟思先后向美军总部发回50多封备忘录和电报。他写道：＂人们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普遍使用尊敬的口吻…但这些人其实都非常平易近人，我们完全不需要对他们低声下气。＂＂对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批评…地方局势也不紧张…没有感觉到任何束缚和压迫…没有失败主义…没有乞丐，也没有赤贫的迹象…党和人民彻底团结。＂ 谢伟思认为延安的主张＂是单纯的民主…形式上和精神上，美国味大于苏联味＂。 他向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建议，美国应着手计划向共产党提供武器和设备。 谢伟思的报告在美国颇具影响力。为感谢毛主席对美军观察组给予的支持，罗斯福向中共赠送了一张机密的航线图。毛泽东则委托包瑞德回赠了一张《中国解放军形势图》，告知美军飞行员万一被击落可以到哪里寻求解放区军民的庇护。 在重庆时，谢伟思与国民党领导人有过广泛接触;到延安后，他与中共领导人也进行了很多接触，使他对二者有了十分明显的对比：中共领导人都十分坦诚直率和平易近人，而重庆的官场里充斥着腐朽和等级制。 1945年3月8日，谢伟思第二次来到延安，考察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在延安，他又数度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总有一天美国会认识到，只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是进行这场战争、加快中国民主进程或保证远东战后安定的最佳途径。＂毛泽东还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赠给谢伟思。谢伟思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了重庆和华盛顿。 1945年4月1日下午，谢伟思应邀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彻夜长谈，周恩来和朱德在场，董必武后来也加入。这是他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涉及国共、中美、中苏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以往的历次谈话。4月4日，谢伟思离开延安，他的离去，切断了美国与中共之间仅剩的联系。 不想风云突变，1945年4月，谢伟思返回美国后旋即遭遇诬陷与迫害。他先是因为美亚事件被捕，后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成为美国＂失去中国＂的替罪羊。国务卿艾奇逊迅速将他开除。毛泽东得知此消息后，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认为逮捕谢伟思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并声明＂如果美国当局决心支持中国的反动派，那他将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应有的教训＂。 直到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才作出对谢伟思的无罪判决。同年9月，谢伟思重新回到国务院工作，但已不受重用，后被派往德国波恩，又受到国防部的异议，最后被派到英国利物浦当总领事。眼看受到各种排挤，三年任期满后谢伟思决定提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