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腰佟家小东沟，原来的阿城县永远公社东华二队，土改之后到四清运动，基本上是陈德贵当队长，后来他的副手邹本发接任，一直干到生产队解体。 我们村的队长很稳定，这是这个生产队搞的比较好的一个标志。搞的不好的生产队，队长就像走马灯一样，几年一换，或者一年几换，被称为＂老大难＂队，当时的公社干部一个重要工作是＂扶班子＂，到这里去换领导班子，选队长。这样的生产队，土地侍弄得不好，粮食产量上不去，社员的收入自然可怜，到年末分红，全村很多＂涨肚＂户，就是干了一年挣的钱不够从生产队领吃粮的，还得倒找生产队钱，那些勉强不＂涨肚＂的也分不了几个钱。 这样的穷生产队都是名声在外，大姑娘纷纷外流，嫁到好的生产队，小伙子不好说媳妇。 生产队这种农村经济组织，有落后的一面，就是过分依赖领头人——生产队长。而我们的生产队正是先后有这两个有正事，有能力的当家人，一直搞的比较好，在当时的农村处于中上游水平。一个劳日十个公分一般年成都是一元四五角钱，最好的时候到过两元钱，不好的时候也掉不下一元钱。好劳力一年能挣四千多公分，一般劳力也都三千多公分，生产队比较红火、富裕，外村的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本村的姑娘嫁外村的不多，小伙子都能娶上媳妇。 因为队里有钱，冬闲的时候，请说书先生到村里说书，有时一说就是一个月，请二人转戏班子来唱戏，一唱就是十多天。很多外村的人都来听书看戏，对我们这个村子都很羡慕。 陈德贵是外来户，老家在辽宁朝阳，是个苦出身，那些年时兴忆苦思甜的时候，他说过，八岁时就给地主放羊，那时山坡子上经常能看到狼，他胆子大，不害怕。十几岁就扛活，和大人一样干活。他到我们村比较早，土改前就过来了，土改后成分是雇农，比贫农还好，土改后村里领导几经变换就到他手里了，接着就一直干了十多年。 陈德贵身材高大魁梧，有一身好力气，大眼睛，大鼻头，大嘴叉，声音洪亮，是个武将的坯子。他为人公道正派，胆子大，敢说敢管。农村种地这一套都熟烂于胸，扶犁点种，赶马车使牲口样样精通，是个好庄稼把式。他当队长这些年，人们都服气，愿意听从他的领导，一些所谓的屯大爷，高草都不敢扎刺，老实人不受欺负，屯风正，干劲高。 有一年出民工修水库，一个村出十来个劳力，一个大队五六十号人，他是带工的。回来后这些民工都说，这人胆子才大那，敢抗上，跟他出去干活，不吃亏，没人敢欺负。说是工地分任务不公平，给我们大队分的多了，这陈德贵就不让了，和量尺的干了起来，差点动了手。后来惊动了公社的带队领导，他据理力争，这个领导把量尺的批评一顿，问题解决了。虽然分任务不吃亏，但干活时却从不马虎，他虽说是带工的，可以不干活，分分工，检查检查质量就行，他却和其他民工一样摊任务，一点不少干。他领着干活喜欢分工包干，不搞大帮哄，谁也不吃亏，谁也占不到便宜。刚一开始外村有对他不了解的，也想挑挑刺，给他找点麻烦。比如他给分派完任务，就有说多了少了，好干不好干的，他二话不说，把自己分到的任务和他换，你不是说你的活多不好干吗，我来干，你还有啥说的？时间长了，就都理顺了。我们大队的活总是干得快，干得好，多次受到公社的表扬。公社带队干部说，老陈这个人虽说精明，不吃亏，但人是真能干，真认真，人家干的活挑不出毛病。 陈德贵是外地人，因此在当地的亲戚大都是从他妻子那论的，因此管他叫姐夫的人挺多，我们那里的风俗，叫姐夫，尤其是一些屯亲，都是可以开玩笑的，因此很多人都和他开玩笑。平时看着也是嘻嘻哈哈的没什么脾气，但人们都知道这是个厉害角色，真急眼了谁也不惯着。我和他年龄差很多，熟悉他的时候，他也有五十来了，没见他和谁急过眼，我真不相信他有什么脾气。但那一次我真正的看到过一次，真看到了他的厉害。 那是一个秋天，我们家扒炕，要出去找宿，我就到生产队的更官房子去住。更官房子住着老更官，是生产队里喂马的，那个屋子又是个豆腐坊。天刚亮，豆腐浆过包的时候，陈德贵来了，坐在炕上一脸严肃。后来我才知道，说是村里有个人天天去豆腐坊喝豆酱，有时还喝豆腐脑。村里开的豆腐坊，要是全村人都来白喝豆浆，那就不用做豆腐了，因此队里有规定不许喝豆浆，大家也都很自觉。但这个人不守规矩，自己觉得没人敢管，就总来占便宜。这个人在村里没谁敢惹，说是打仗下黑手，狠。我见过一次他和一个人打架，绰起铁锹就劈，被人拉开了。这个主来喝豆浆，豆腐匠也不好意思说他，他就喝顺嘴了。陈德贵听说之后，就很生气，再加上这小子平时也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陈德贵看不惯他，那天就是特意去找他。豆腐浆过完包，就有了一大缸豆浆，再点上卤水，就变成豆腐脑。这时这小子来了，拿着碗就到缸里去舀豆浆，满屋是水蒸气，他进屋也没看到有外人，到了缸跟前，一眼看到了陈德贵，觉得很尴尬，担又不能露怯，就硬着头皮去舀，嘴里打着圆场说，队长来的这么早，先来一碗吧。陈德贵也不说话，上去把碗抢过来就扔了出去，厉声说：＂这豆腐坊是你们家开的，天天来得啥喝啥？以后再也不许来喝，再发现就罚你！＂ 这小子在村里没受过这个屈，就骂了起来，然后就动手了。就见他拿起过包用的豆腐夹子抡起来就打，嘴里喊着当时流行的吓唬人的话：我他妈的损坏了你！只见陈德贵胳膊一扬，一把就捋过豆腐夹子，扔在一边，两人就打到一起，从屋里打到外面，我出去时就见陈德贵把那小子骑在胯下，脱下一只鞋，用鞋底子打那小子的脑瓜子。那时候都穿家做布鞋，鞋底子是纳的结结实实的千层底，他的脚又大，鞋有小一尺长，也是挺有分量的。啪啪啪打的非常响，几下子就把那小子打蒙了。这时来的人多了，给拉开了。从那以后，那小子再也不去豆腐坊喝豆浆了，人也老实多了。 我真没想到五十来岁的陈德贵还那么有力气，有火性。 陈德贵是个经济脑瓜，不但要把村里的一百多晌地种好，还总想着挣钱，其中一项挣钱的门路就是出副业车，拉脚。这就要有好马匹。他的老家辽宁朝阳就是草原，马匹比较便宜。他就领着几个人回老家去买马，一次买了五匹马，就从朝阳赶着回黑龙江。他回来时说过大凌河时一匹马从摆渡的船上掉到河里，他也掉了下去，多亏会点水，才没淹死，拽着马龙头过了河。到长春时在马路上还有一匹马被汽车碰了一下，他就留下一个人在长春的兽医院给马治疗，他把其余的马赶了回来。这时别的生产队的就看这马好，就要买，出的价比买的价高不少，一看挣钱，就都卖了，又去朝阳买马，这次多买了几匹，回去除了自己生产队用，又卖了几匹，那次倒腾马给生产队挣了不少钱。 后来搞四清运动，他倒卖牲畜，成了问题。说他买马的过程中自己还买了几身羊皮袄，回来卖了也赚钱了，这也是资本主义尾巴，挨了批斗，退了赔，队长就给他拿了下来。他也乐得清闲，顺手就把生产队交给他培养的副手，此人叫邹本发，也是一个当队长的好手，陈德贵虽然下去了，生产队还是搞的挺好，一直到分田到户大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