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两次嘱托身后事用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再买新的太浪费了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无数优秀女性活跃于政坛之中，努力为中国女性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邓颖超。
　　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妻子，但她并没有被丈夫的光辉所掩盖，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闪耀中国。她有着现代女性的优秀品质：追求自由、真理和幸福，也有着传统女性的坚韧、良善和节俭。
　　周恩来去世时，邓颖超为他选择了最平常的骨灰盒。下葬之后，邓颖超甚至将骨灰盒带回了家中，她并不把骨灰盒当作忌讳，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具有特殊功用的盒子。
　　她决定死后就用同一个盒子盛放自己的骨灰。这个决定她曾两次嘱托自己的身后事，反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过：
　　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保证给我穿上平时穿过的那套旧衣服，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装我的骨灰。骨灰盒只是一个形式，骨灰撒掉了，骨灰盒就没用了，如果再买新的太浪费。有一个就行，这也是为国家节约一点钱。
　　她担心自己老去后神志不清，便趁清醒时将自己的愿望用纸笔记录了下来：
　　我死后有用的遗体捐赠，没用的部分直接火化撒掉。
　　邓颖超时时刻刻不忘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为了党和人民，直到最后一刻依旧不忘初心。她的生命历程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年轻的革命女斗士
　　1904年，邓颖超生于广西南宁。此时是清光绪三十年，距离清朝的灭亡尚有八年。尽管当时国门已经洞开，但民间思想依旧保守，毕竟思想的革命不是朝夕就能完成的。
　　邓颖超在回忆录中提过一些幼时的经历，比如她曾撞见封建时代的成亲礼俗，年轻的女孩被家人送上花轿，吹吹打打地嫁到了夫家。
　　那时的邓颖超就对封建妇女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她认为一旦上了花轿，女孩子的一生就结束了。因为古时有出嫁从夫的鄙陋成规，女性在嫁人以后，几乎不可能再接触到外面的世界，而邓颖超对此非常反感。
　　1919年，只有十五岁的邓颖超参加了五四运动，她同马骏等人在天津共同领导了学生运动，并组织了觉悟社。正是在这一系列爱国活动中，邓颖超认识了二十一岁的周恩来。
　　根据两人的来信记载，邓周两人并非一见钟情，但周恩来第一次见到在大会上发言的邓颖超时，确实对其有很深的印象恩来同志说我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很快，周恩来前往法国留学，邓颖超则留在天津当教员。相隔万里的两人开始了频繁地通信，邓颖超渐渐觉出周恩来信中的情意，但那时的她对感情有着自己的考量，所以她一直没有给予周恩来肯定的答复。直到1923年，他们才明确了恋爱关系，1925年两人结为连理。
　　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邓颖超表现了现代女性的进步，她没有扭扭捏捏，也没有匆忙慌乱。她冷静地观察着她与周恩来之间的情感发展，用理性判断着两人的思想差距，同时又用女性特有的柔和传达出自己的心迹。
　　邓颖超有一份独立的工作，所以她在经济上并不依赖他人。她喜欢阅读，擅长从各种经典中汲取知识和力量，是以在精神上她同样自主。她有自己的志趣和追求，周恩来不仅是她的恋人和丈夫，更是她的同志和战友。
　　对于女性来说，革命或许不仅仅是喧嚣动地的枪炮声，更多时候，这些剧烈的变化实际发生在无声之中，缓慢却深远。邓颖超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证明了这一点：生于封建末期的她，走出了那陈旧、愚昧以及落后的时代背景。
　　女性的革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颠沛流离的抗战生涯
　　1924年到1927年是国民大革命时期，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以婚后不久，周恩来就跟随蒋介石东征，打击军阀。1925年10月，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考虑到现实情况，曾学过中医的她用药流打掉了这个孩子。
　　邓颖超时年二十一岁，因为组织天津学生运动正被北洋政府通缉，满是一腔热血和壮志，心中满是革命。周恩来知晓此事后，非常生气，但邓颖超是母亲，她有决定孩子去留的权利。
　　因为这次流产，让邓颖超和周恩来就孩子的问题有了更深入地讨论。1926年下半年时，邓颖超再次怀孕，这次她决定留下孩子。为了保证一切顺利，她特意请来有经验的母亲陪伴。
　　然而天不遂人愿，因为婴儿营养过盛，个头太大，当时的医学技术无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反而导致了难产。这次难产不仅令邓颖超失去了一个孩子，更让她永远无法成为一位母亲。
　　孩子的预产期是1927年3月，而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事件。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周恩来被蒋介石政府通缉，逃亡上海。邓颖超才生产不久，正是身体虚弱之时，但是为了躲避屠杀，她和母亲辗转颠簸于广州、香港，历经艰险方才抵达上海。
　　因为一路流离，子宫不能够收缩恢复，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在正年轻的23岁之时，邓颖超就被告知可能再也无法生育。这个打击不可谓说不沉重。但是为了革命，邓颖超将现实生生扛下，她用工作充实、激励着自己。
　　1928年到1937年，邓颖超的足迹遍布上海、莫斯科和江西。1934年长征时，邓颖超和周恩来双双患病，这使得本就艰难的路途变得更加多舛。但尽管身体状况糟糕，邓颖超依旧在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感染他人，让身边的人相信长征的意义，让他们能看到未来的希望。
　　女性的坚韧如静水深流。在战火纷飞，动乱不休的年代，浮荡不定的不仅仅是环境，更是人心。一团乱麻的社会让人难以理清线索，黑暗中虽有萤火，却也不过是聊胜于无。
　　人们需要精神的支柱，才能平安度过那段时光，而像邓颖超这样沉着坚定的女性，无疑如一盏明灯。虽然力量有限，却依旧能有所辐射，尽可能地带给更多人温暖。
　　抗日战争时期，邓颖超的个人安全勉强得到了保证。她的主要活动范围并不在前线战区，而是在后方进行工作，为妇女权益的保障作出了积极贡献。1938年5月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就是邓颖超参与起草的。
　　在抗战过程中，女子也要参加军事训练。邓颖超要求女子接替男子担负后方的警戒勤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不仅男性可以保家卫国，女性也能够学习专业的军事和科技知识，为保卫祖国和同胞奉献自己的力量。
　　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
　　女性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战时后勤准备工作中的女性身影数不胜数。她们在艰苦环境中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优先筹备前线物资，将大我置于小我之上，甘于奉献，乐天坚强，而这些美好品质正是来自像邓颖超这样的模范女性。一生的奉献
　　邓颖超在入党时就曾立下将一生奉献给妇女工作的誓言，而她也诚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份诺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邓颖超当选了全国妇联第一届副主席。1950年，她负责起草我国第一部正式的《婚姻法》，法条中明确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亦准予离婚。这与近期实行的离婚冷静期形成了鲜明对比。
　　邓颖超认为：从客观条件而言，女性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拟定法条时应当注意这一点，如此法律才有人情。情与法并非二元对立，它们应当相辅相成，毕竟法律建设的本心是为了保护弱者。
　　新中国成立初始，整体文盲率超过80，其中女性文盲率远超男性，如何教育妇女自然成为了邓颖超时常挂念在心的课题。
　　首先，她们需要一所新式学校。1949年5月，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将原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职业学校改建为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开设了缝艺班、商科班等。10月时，学校再次改建，成为中华全国妇女干部学校，即中华女子学院的前身。
　　从学校名称的变化不难看出，邓颖超等人的教育理念逐渐从重视技术变为技术思想并重。因为曾经生活在封建时代，邓颖超非常清楚女性思想的镣铐不仅来自于社会，更是来自于女性自身，而后者的束缚更为深刻。
　　为了开阔妇女的思想视野，邓颖超积极主张女子参政。她认为一个国家妇女参政的权利以及机会的多少，可以直接反映出男女的平等程度，从而表现出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广度与深度。
　　中国古代女性虽具有参政意识，但在父权社会的打压下，这种意识始终没能开花结果，只有几次短暂的成熟，比如秦国的宣太后，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宋代的刘娥等等。直到今天，中国女性的参政比例依旧不太乐观，女性的参政意识仍然需要长期的培养。
　　邓颖超的诸多可贵之处之一在于她的思想能够与时俱进。她对社会的观察细致入微，所以能在第一时间意识到女性需求。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农业技术的改革令生产力大幅度提升，邓颖超立刻号召妇女努力学习相关技术知识，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着女性教育事业的发展，邓颖超注意到教师团队的重要性，于是又大力支持师范教育。只要教育的火种不灭，那么每个身处其中的中国女性都将成为火炬手，自由和智慧之火便能代代相承。
　　2021年，1957年出生的张桂梅被授予时代楷模的称号。她在大山中守护着每一位年轻女性，点亮她们的人生梦想。毫无疑问，张桂梅校长正是这些火炬手之一，她给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的女性带去了希望。
　　这想来必是邓颖超愿意看到的景象。为国操劳一生的她，并不在乎自己的身后事有多么隆重华丽，事实上，她只需要恩来同志用过的一方普通骨灰盒即可。因为还有比铺张豪华之外更绚烂的事情让每一位中国女性都能拥有璀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