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宋庆龄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为什么中途怒气冲冲地离

　　1976年1月9日的清晨，宋庆龄听到一则消息：周恩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于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宋庆龄悲痛万分，她感叹道：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少了一个好帮手啊！。
　　虽然她早知道周总理的身体大不如前，可能也做好了挚友逝世的准备，但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所有的思想准备都溃不成军。
　　当时已经83岁高龄的宋庆龄本就多病缠身，得知这个消息后在家里整整哭了两天。
　　而后她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了周总理的追悼会，但是还没等追悼会结束，她就在众人疑惑的眼神中离开了现场。时至今日，如果我们想了解背后的真相，就要先了解周总理和宋庆龄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初次相见彼此赏识
　　宋庆龄的父亲是商人，所以她从小就家境殷实，并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父亲宋嘉树先生非常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并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随着和孙中山先生接触得越来越多，宋庆龄和孙中山两人相知相恋，二人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正式结婚。
　　宋庆龄和周总理的初次见面，还要从1924年周总理留学回国说起。
　　当时周总理被党组织分配到黄埔军校，他的工作能力和优秀表现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认可，孙中山经常在宋庆龄面前提到他。
　　因而同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宋庆龄十分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人竟能得到丈夫如此的赏识？并且十分希望自己可以见上一面。
　　后来一次机缘巧合，在孙中山先生的介绍，宋庆龄终于和周总理正式见面，并且被周总理的气质和革命信念所打动，而周总理也很欣赏宋庆龄的才华和胆识。
　　有一次黄埔军校举办活动，周总理还特意邀请宋庆龄给学生们演讲。
　　演讲非常成功，会场燃烧着浓浓的爱国情怀，学生们深受感染，热情高涨。
　　至此，宋庆龄和周总理的友谊有了坚实的基础。革命同志志同道合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不久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害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宋庆龄对此不仅有愤怒，更是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忧心忡忡。
　　这时，周总理等人发动了南昌起义，宋庆龄当即通过媒体表示自己坚决支持南昌起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宋庆龄还曾公开谴责蒋介石的剿共行为，并对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强烈肯定和支持。
　　宋庆龄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令蒋介石感到如芒刺背。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找到宋庆龄，说自己想去陕北考察，请求她帮忙。
　　她立即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讲明事情原委，并请求他帮忙安排。
　　最后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几经周折终于将斯诺安全顺利地送到陕北，这才有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让全世界对共产党的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后来，淞沪会战爆发，周总理了解情况后十分担心宋庆龄的安全，并连忙致电宋庆龄，请她火速撤离上海。
　　离开上海之后，宋庆龄一直为前线战士筹集弹药、药品以及粮食等物资，为我党的前线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太平洋战争时期，周总理又让香港负责人保护宋庆龄撤离。
　　到达重庆后，恰好碰到同在重庆工作的周总理，两人一起奋斗，一起商讨国家大事，友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固。
　　后来周总理需要离开重庆，宋庆龄还特意为他践行。
　　临行前，周总理面对客厅里的两株稻穗感慨道：以后革命胜利了，一定将这两株稻穗印在国徽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地位不被世界上很多国家承认。
　　因此，周总理便想通过创办刊物来加大宣传，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由于周总理和宋庆龄经常一起议事，他就将这个想法告知了宋庆龄，两人一拍即合。
　　1952年1月，新中国唯一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正式创建。
　　因为这个刊物对塑造新中国形象有重大意义，所以周总理和宋庆龄两人对于刊物内容的整体走向进行严格把关。
　　同时，宋庆龄总共为《中国建设》无偿写了几十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也正是多年的合作，彼此之间既亲切又敬佩，从革命同志到人生挚友，周总理和宋庆龄之间的情谊一直在加深，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从未改变。噩耗传来悲痛难忍
　　然而命运没有善待周总理，1972年5月，周总理被确诊膀胱癌，然而得知这一消息后，作为挚友的宋庆龄却从未探望过。
　　因为宋庆龄觉得，周总理的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了，如果她去的话，周总理又要劳心伤神地招待她，既然如此，那自己便不去了，还能让周总理多休息一下。
　　虽然少了探望，但是宋庆龄对周总理的关心都反映在了行动上。
　　和一些表面关心，但是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相比，宋庆龄的这些举动更显得弥足珍贵，也反映出宋庆龄和周总理深厚的革命友谊。
　　比如，宋庆龄会让人特意捞鱼送到周总理那里，也会在得知周总理病情加重时，急忙派人将自己刚攒的鸽子蛋送过去。
　　然而，刚攒的鸽子蛋还没送到，周总理就与世长辞了。
　　得知消息的宋庆龄悲痛十分，所以即便自己的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也要坚持要去送周总理最后一程。再至伤心地，愤怒离场
　　1976年1月11日，宋庆龄抵京，由于孙中山先生也在北京逝世，所以她一直视北京为伤心地。
　　然而为了送挚友最后一程，她还是在两个养女的搀扶下来到了周总理的遗体前，看着自己多年的挚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悲伤再次笼罩了她。
　　这个往日在大众面前举止优雅，大方得体的老人失声痛哭了起来，很多观者也被这一幕触动得痛哭流涕。
　　然而就在这悲伤氛围到了顶点的时候，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了起来：怎么还带了两个人？这算是什么做派？
　　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在那个只有哭声的环境里，这两句话格外的刺耳。
　　出于对周总理的尊重，宋庆龄选择了忍耐，她不想打扰挚友与这世界的告别。
　　然而几天后，她再次听到了类似的言语。
　　由于上次目睹了周总理的遗体后，宋庆龄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受到了影响，虽然很多人都百般劝说让她不要去，但宋庆龄依旧坚持自己要去送好友最后一程。
　　1月15日下午1点，宋庆龄踏着沉重的步伐出发了，街道上也到处都是去往人民大会堂送总理最后一程的群众，有的人含悲饮泣，也有的人早已声泪俱下。
　　一路上，宋庆龄强忍着泪水。
　　追悼会于下午3点正式开始，几分钟过去后，宋庆龄从本该肃穆的人群中再次听到了刺耳的声音：说她是总理帮的人，不是什么好人。
　　总理帮三个字让宋庆龄生气到了极点！
　　自己和周总理一向反感拉帮结派，即使都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即使身体都大不如前，也坚守在革命最前线燃烧着自己，兢兢业业。
　　然而就是这样的鞠躬尽瘁，换来的却是别人这样的冷言冷语，因此一怒之下她不顾还没结束的追悼会，径直离开了现场。
　　宋庆龄之所以如此生气，不仅是因为自己被人误解，更是因为自己的挚友一辈子投身革命事业，为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呕心沥血，身后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如此揣测，她为自己的挚友感到伤心。
　　周总理追悼会结束后，宋庆龄离开北京回到故居闭门谢客。
　　后来，宋庆龄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怀念周恩来总理》，文章中不仅高度赞扬周总理对新中国的贡献，还表达了自己对周总理的缅怀和惋惜之情。结语：
　　在国家的危难时刻，深明大义的人士都会放下党派之争、个人利益，同仇敌忾，因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家国大义的篇章需要我们共同书写。
　　周总理和宋庆龄都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同的革命目标促使他们彼此尊重，彼此合作，面对强敌不退缩，这对好友为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于宋庆龄在周总理追悼会上愤然离场，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那些挑拨离间之人，自己和周总理之间的革命友谊不容人恶意揣度，周总理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功不可没，也定会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