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话通史主体中国人起源及其民族形成（2）

　　(二)从中国远古人群到中华民族
　　现在黄色人种，被称为蒙古利亚种。事实上，所谓蒙古利亚种，实际是指亚洲东部民族，即东方人种。其所以被称为蒙古利亚种，主要原因是西方开始认识世界时，正是中国北方民族蒙古族崛起并征服世界的时候。通过新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证据证明，黄种人群，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中国远古人群的长期群居存在和长期累积，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东方古文化。随着中国远古人群的不断增加，在不断分散、迁移和选择适宜栖居之地的过程中，在东亚大陆境内逐步形成了若干中国人群区域。到有准确的历史记录时，中国远古人群在东亚大陆上，已经有若干原始部落和氏族存在了，到远古国家政治文明正式创始前夜，便有了几个较大的部族和若干原始部落。这些较大的部族有中原华夏部族、东部东夷部族、北方肃慎部族、西部古羌部族、南方苗蛮部族和百越部族等。由于占据地理位置的优势，其中又以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族最为强大。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认为，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这里的周边民族自然是中国远古人群中不同氏族或者部族以及其后裔。《商君书•开塞》说：＂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尽管从＂民众＂至＂立君＂是一个相当缓慢的渐进过程，但是，依靠旧石器时代的长期积累，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远古祖先有巢氏和燧人氏便首先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燧人氏之后，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伏羲氏又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文明基础。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远古人群在东亚创世纪的发展中，以华夏、东夷、古羌、苗蛮等部族为核心、共同创造了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特点的东方文化和国家文明，最终形成了今天伟大的中华民族。
　　简约地说，一万至九千年前的时候，中国已发现最早的远古人类文化。此时，木制农具耜出现，原始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八千年前的时期，中国彩陶技术和纺织技术已出现，稻谷已被广泛栽培；七千年前的时候，农业已很发达，以水稻为主，畜渔采集并重；六千年前的时候，中国进入古国文明时期。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具有万年文明史，上三千余年是中国文明的政治启蒙最新阶段，是古文化和古国发展和形成阶段；下六千余年，是中国国家政治文明正式形成、发展和成熟阶段。在上三千余年间，中国远古人群在这个阶段得到充分进化，屋居、熟食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文明进步，群居文明从自然状态开始向自我控制阶段演进。这期间，中国远古人群开始分散扩展，根据所掌握的生活和生产技术，以及所居地理环境，呈繁星点状在相互影响中不断拓展。根据《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在我国境内，北起辽河，南到珠江，都存在中国远古人群的活动遗迹。大都分布在大江大河流域及其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带。
　　王家范先生说：＂历史有三大要素：时、地、人＂。我说，历史是由历史主体、主体的活动及其活动空间所构成的。历史的主体是人，而历史的空间由历史地理和历史时间构成。历史地理是表征国家主权范围的地表，它由面积单位＂丈量＂；历史时间是事物过去客观存在的连绵不断的系统，它用一定的纪年方法如历法来表示或者＂刻度＂。因此，历史就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在连续不断的时间上活动主体活动的发展演变。简单说，历史=主体+地理+时间。显然，中国历史的主体是由中国远古人群发展而来的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整个中华民族，并共同活动在以长江黄河流域(简称江河流域)为核心区域的整个东亚自然地理区域范围内，有约万年文明史。
　　虽然，历史上的中国人(包括中国人个体、部族、氏族，甚至主体民族)主要集中在东亚自然地理范围，但也随历史发展在不断向外分散和迁移。正如汉学家费正清所说：＂蒙古人种并不仅见于东亚地区。有些北上东迁，有些进入北美(如较晚的爱斯基摩人)。……考古发现推测，东亚北部与中部的蒙古人种先民不断南迁并向外扩展入海，像大约700年前泰人从中国西南迁至今天的泰国，就是上述大迁移的一部分。＂所以，现今的中国各民族和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以及环南海国家民族绝大多数是中国远古人群的后裔，甚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面，中国远古人群的扩散区域可以推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这些地区的先民，在肤色、种植、文化等诸方面，都有很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如＂饕餮纹饰亦见于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一些国家及太平洋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生活区。这表面存在着一种环太平洋纹饰类型，而商即为其中最古老的代表。＂所以，由中国远古人群在东亚大陆发展演化而来的中华民族，同于一种，源于一脉，就如同古人所说的＂民吾同胞＂。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指出，我中华民族有三个特别的生理印记，即铲形门齿、青斑和内眦zì褶zhě。这三个印记，是其它种族所没有的。几乎可以肯定，凡带有这三个生理印记的黄种人均属我中华民族一员。总之，拥有相同起源、共同语言和文化传统、内部处于不断流动交流的共同地理范围内的人群共同体，就是一个民族。通常，他们在原始部落的不断交流中形成，最终走向一个政治单位，即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汉族，初名＂华夏＂，后＂因汉代年祚之久，兵力之强，与他族接触之繁，故汉之朝代名遂兼用为种族名，于是华夏之名遂再变。自此以后汉虽灭亡，然汉族之名称历代不改沿用至今。＂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居住地逐步向外延伸而稳步壮大。除汉族外，在中国历史上，其他部族或独立发展或与其他部族(包括华夏部族)相互融合和分化，又出现了出若干旺族，如匈奴、鲜卑、羌、丁零、突厥、高丽、回纥、吐蕃、契丹、党项、蒙古、女真(满)、维吾尔、回、苗、越等，有的在融合中消失了，有的则在分化中保存了下来，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支。现在，很多人面对如此众多的民族称谓，怀疑她们的同宗事实。事实上，从北方民族的更替和兴衰历史中，我们也能看出其民族种源的一致性。她们的氏族或者部落或者民族名称，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名称一样，不论其民族称谓如何，始终都是中华远古人群发展演化而来的，万变不离其＂宗＂。如＂魏晋南北朝时代，胡族建国的国名有采取夏与周的，而北魏的拓拔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宇文氏则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今日的汉族，则大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四川北部的羌族，则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这不是一个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而是一个中国各民族除极少数白种、棕种加入外的＂同宗同祖和起源同一＂问题。
　　中国早在七朝时代就有一个著名的处置犯人的政策：即＂流宥＂政策。从那时起，在中原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犯罪的人，多被流放到边鄙之地，即中原政权统治地界之边。这些人，实际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的开路先锋、拓荒者。这些人，大多与那些自由外迁拓荒边区的民众一起，开辟天地，共同生活，逐步与中原民众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相异，最后发展的结果就是形成不同的群体。这些不同的群体，有的最终回归中原，有的则长期居边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尧帝时，＂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商汤灭夏，夏桀子淳维北遁，变为＂荤粥＂，后演变为匈奴。匈奴如此，朝鲜也然。中华部分边族就是这样慢慢演变而来。因此，这些民族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出自主体民族自身政策引导的结果，他们并非出自不同异族。除了一个＂流宥＂政策，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岁币＂政策也对民族融合和分化产生过较大影响。除此以外，历史上部分野心家的分裂倾向也是民族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民族的分化是中国人群主动或被动分散外迁的结果，主体民族的膨胀和融合，促使其他民族不断外迁，最终与其居住地域形成特殊紧密的依存关系。中国人群的民族分化和扩展过程存在以下特点：第一、分化出来的民族，居于中原主族的边缘地区；第二、分化出来的民族，主要成分包括竞争失败而外迁者、因生活所迫自愿拓荒者和因犯罪流放边疆者；第三、分化出来的民族，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求得更好得生活条件，往往臣服中原而内迁，中原政权进而占据边族地区，又一批人又主动或被动分散迁移到更远的地区。第四、处于边区的民族，并非永久为一种民族，随各民族的兴衰而有所不同。在东北、漠北、西域、西南等地区尤其明显。第五、处于边区的民族，文化总是较低，生活水平也远不如中原。因此，受中原主流文化的轻视，中原人往往蔑称边族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轻视也是民族矛盾的根源。
　　在中国民族分化、融合、纷争和迁徙过程中，中国政治疆土也随之变化。从最初的江河流域(实际应包含青藏高原地区)逐步发展到东北平原、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西域、中南半岛以及东南海岛。不仅于此，中国人群的发展与外迁，除主居中国传统自然地理范围之外，还逐步向大陆深处、边缘以及半岛、边岛和海岛迁移，在大陆民族之外，又产生了内陆民族、半岛民族、边岛民族和海岛民族。例如，在七朝时代帝舜时期，有个叫石户地方的一个农民，因不满舜帝恃力逞强而＂夫负妻负子以入于海，去之终生不反。＂今天的半岛民族就是分别居住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上的朝、韩、越、缅、泰等族，今天的边岛民族就是紧靠中国大陆和半岛周围的岛国民族，包括日本、菲律宾、马来、印尼等民族，今天的海岛民族是指远离中国大陆居于太平洋西部的大洋洲等地土族。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的诸民族，统一于中国旗下就成为＂中华民族＂。而深入大陆深处的中、西亚华裔民族以及通过水、陆两路迁移到美洲的华裔印第安民族，则逐步成为当地的土著民族。除此以外，正如民族史家林惠祥所说，也有白种和棕种民族融合于其中。远的如北方的俄罗斯族、中亚外来异族；近者如香港、澳门遗留下来的非＂土著居民＂西欧白种民族，包括英格兰、葡萄牙、印度等地迁移来的真正外族；除此之外，还包括自然地理范围边缘地区的棕种人的后裔。中华民族具有＂厚德载物＂的巨大包容性，对于极少数的外来民族或者不能归并到已有民族中去，但随着时间的迁移，他们终将像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样，逐步消失在中华民族之中，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一部分。
　　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变化，近代民族史家林惠祥提出的九条＂公例＂很有见地，虽不完全如其说，然中国民族发展大势，也大抵如此。兹列于后。
　　第一、中国民族之成分甚复杂，黄种中之各族大半有之，白种黑种也有一小部分。
　　第二、中国之民族虽多，然有日趋混合而成一族之势。
　　第三、中国诸民族系以一系为主干而其他诸系依次加入之，加入后其名称即消灭而只用主干系之名。
　　第四、中国民族之同化次序如波澜状，一起一落。初两个民族以上相接触时，战征会盟，扰攘一时，终于混合同化而归于平静。迨旧民族同化方毕，新民族又来临，于是又扰攘一时，复归同化。如此一波一波继续而已。
　　第五、中国之主干系即华夏系，其初亦非大族，由屡次加入异族之成分而逐次扩大其内容。
　　第六、华夏每扩大一次即改变其原质一次，故后代与前代名同而实异，今日之华夏系非复明代之华夏系，明代之华夏系亦非复唐代之华夏系，唐代之华夏系亦非复汉代之华夏系，汉代之华夏系亦非复太古之华夏系。为求名称正确至少应用二种名称，以华夏系指古之华夏系，以汉族指今之华夏系。
　　第七、今日之汉族所含成分尽有匈奴、肃慎、东胡、突厥等本书所举诸系，唯各系成分有多有少，如东胡、肃慎多而羌、藏少。故今日之汉族实为各族所共同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系之纯种，而排斥其它各系。
　　第八、其他各族亦皆含有别系之成分，然大抵不如华夏系所含之复杂，如蒙古或含有匈奴、东胡、突厥之血统。
　　第九、中国诸民族除特别情形者外，今后之大势，似日趋于汉化一途。
　　林惠祥说，中国诸民族＂日趋于汉化一途＂，是从汉族融合了很多少数民族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之缘故，这当然是主流。但是，从民族称谓和个数上论，今天比之古代民族尤多更是事实。举西南民族发展为例，今天的西南民族共计有20多个，主要分布在藏、蜀、渝、贵、滇、桂、粤、琼等八省、市、区境内。这些民族之来源和发展，自然复杂且曲折。据《史记•西南夷传》记载，在先秦时期的西南部落＂皆氐类也＂，即大多数属于氐羌系统的部落。氐羌本为一个群体。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迁徙往来无常＂的游牧生活。正如前面反复提到的，黄帝华夏族原来和羌族是同一个族群，后来黄帝族进入中原地区，而同族的羌人的一部分仍留在西北，后西南。据《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竹书纪年》：＂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生颛顼与若水(今雅砻江)，……颛顼之子鲧，生禹于石纽。＂说明夏族为黄帝族之后裔不断繁衍而形成的，且为羌族中的一部分。
　　黄帝族、夏族、周族的大多数人在中原融合为华夏族系之时，另一些羌族人仍居住在今甘青高原，过着游牧生活，并向陕、豫移动，在春秋诸侯的排挤中，有的被融合，有的到处流散。其中一部分就向西南流徙。《后汉书•西羌传》载，寝献公初立(前384年)，欲复穆公(前659—621年，曾霸西戎)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huán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西(今川西昌)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今甘文县)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今甘武都)羌是也。西南民族之祖先，还有一来源：即越族。《史记》记载，初居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越族，是夏朝第四个帝王少康之后，后分化融合为两支：一支迁江浙为越国，后于战国时期为楚国所灭；一支迁荆楚之地，是为扬越，后再南迁两广地区，是为百越。百越主族被秦始皇的军队消灭，据其地置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百越边族，迁今越南北部者为骆越，秦末南海龙川令赵佗曾自称＂南越王＂；迁今云贵桂三省区交界地区者为夜郎；迁今云南者为滇越。西南民族的第三个来源是蚩尤之后。《尚书•吕刑》记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足见蚩尤为苗之先祖。《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尧之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史记•吴起传》记载：＂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今鄱阳湖)。＂可见，扬越之民族必杂苗裔。西南民族的第四个来源是古＂濮＂族。濮族和百越一起，始居楚之西南，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氐羌、越、苗、濮四大古族，在迁移过程中，逐步融合和分化，演化出若干民族称谓来。到汉晋时代，出自氐羌系统的有昆明族、叟族、摩沙族等，出自百越系统的有僚、夜郎等，出自百濮系统的有苞满(布朗)、闽濮、濮等。经过隋唐宋、元明清的迁徙和演化，终至今日，西南逐步形成了苗族、傣族、崩龙族、佤族、土家族、白族、哈尼族、傈傈族、阿昌族、壮族、回族、独龙族、怒族等20多种民族。
　　以上西南民族迁徙和分化演变趋势，似乎与前面讲到的中国人基因迁移图谱大抵一致。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7页。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30页。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一版，第27页。
　　《魏书•卷一•序纪》以鲜卑族为黄帝少子昌意之后，＂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又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拔，故以为氏。＂《周书•文帝纪》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原注。
　　王仲孚，＂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一文。
　　《史记•五帝本纪》。
　　《史记•匈奴列传》。
　　《吕氏春秋•离俗览》。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一版，第39-40页。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一版，第9页。所举诸系包括：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摇系、罗缅系、僰掸系等16大系以及白种和黑种。-引者注。
　　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