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遂为兄弟国,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光看澶渊之盟本身,确实有些屈辱;但如果看这件事的初衷、目的,以及得失、利弊,就会发现它是具备积极意义的。 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盟约本身,而在于后续的应对。如果能向当初的汉、唐学习,搞不好澶渊之盟还能成为忍辱负重、知耻而后勇的典型案例;只可惜宋朝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澶渊之盟让他们"花钱买平安"的思维成了习惯,这才是真正丢人的地方。(声明:宋辽皆为我国历史,此文仅为就史论史) 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应当怎样面对周边政权的威胁?和亲、谈判,就是丢人、无能的,毫不妥协地硬碰硬才是唯一选项吗?可以看看西汉、唐朝初年的案例。 在经过内部的楚汉战争后,刘邦尝试以武力解决北方越来越强大的匈奴威胁,为此不惜亲自带着32万主力北征,可惜中了对方的诱敌之计、被对方的40万骑兵包围于平城。自知当时中原久经战火、民力疲弊,难以支撑与匈奴的消耗战,加上对方的野心仅限于求财,从此汉朝以和亲、赠送礼物、边境互市为代价与对方达成和平协议,虽然此举未能彻底杜绝匈奴的袭扰,但客观上帮助汉朝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期,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汉武帝时期才有资本发起全面的反击战,才有了后来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唐朝初年,贪得无厌的突厥也仗着兵强马壮、连年侵扰,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趁机率领十几万铁骑逼近长安。面对此等羞辱,李世民考虑到"国家未安,百姓未富",没有轻易掀起战火,而是"啖以金帛",以财物劝退对方,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期。仅仅三年后,唐军就抓住突厥天灾人祸的机会突然发动反击,创造了一战灭国的军事奇迹。 可见,汉、唐立国之初,分别面临了历史上两大统一了草原的强大游牧政权。面对敌人的威胁,两朝统治者保持了头脑清醒,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诉求形成了正确的判断,选择以和谈、赠礼这种看似屈辱的方式,换取了恢复实力的时间与空间,从而为将来战胜敌人提供了可能。 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是黑帮火并,发泄匹夫之怒并不难,难就难在能否控制情绪、用最合适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化干戈为玉帛",本身就有支持用金钱消弭战争的含义,关键就在于李世民所言:"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养威伺衅,一举可灭",懂退才能进,适当地回收拳头,是为了下一次的出击具备致命威力。 于是,立国之初分别经历了平城之围、渭水之盟羞辱的两大王朝,竟然成了古代两大标杆性的强盛时代,这并非巧合。 而在澶渊之盟前,北宋面临的问题跟汉、唐之处极为相似:北方也有个空前强大的敌人。 纵观历史,北方草原政权的崛起,往往是抓住了中原内乱的机会,匈奴、突厥如此,契丹也一样。五代十国期间,石敬瑭甚至把燕云十六州拱手送给了耶律德光,让对方更是如虎添翼,但当时的中原就真的打不过草原骑兵吗?只怕未必。 公元942年,石重贵当上后晋皇帝后,不甘心当耶律德光的"孙皇帝",愤而撕破协议。气不过的耶律德光第二年就组织了20万大军南下,双方随即展开了持续数月的拉锯战。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阳城之战中,面对晋军的绝地反击,耶律德光本人差点当场报销、吓得溜之大吉,辽国铁骑也土崩瓦解、丢盔卸甲。 后周时期,周世宗柴荣亲自率数万步骑北伐辽国,42天中,兵不血刃,连收三关三州十七县,幽州唾手可得时,柴荣突患重病、遗憾回师。 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后晋、后周,仅仅是占据了中原的政权而已,在丢失燕云十六州的情况下,他们仍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可见辽国并非不可战胜。至于后来石重贵的失败,正是因为过于注重以军事决胜负,却忽视了民力、军力疲惫的现实,被战争活生生拖垮。 北宋是什么情况? 作为周世宗的托孤大臣,赵匡胤以黄袍加身的方式夺取了政权,完全继承了后周政权改革留下的政治、军事、经济遗产,起点比石重贵、柴荣高得多,但面对辽国,他却犯下了战略错误:先南后北的军事路线。 当初周世宗柴荣在敲打后蜀、南唐之后,就集中力量往北,主要意图是鉴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计划趁着自己精力正盛、国力最猛时期,率先拿回燕云十六州、解决政权的最大威胁,随后才挥师对内。简单来说,就是先难后易,先外后内。否则的话,只要他愿意,消灭各个割据政权简直易如反掌。 但赵匡胤却采取赵普的战略,与柴荣反其道而行之,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结果如同柴荣所料,基本统一中原后,军人士气疲敝、进取心消磨殆尽,只想着凭借战功享受富贵、生儿育女,缺少与辽国硬碰硬的欲望;同时,初步统一的南方人心不稳,反而对北宋形成了掣肘。 因此,在立国之初,为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北宋与北方的辽国战争不断,但成绩实在乏善可陈。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即公元979年),赵光义在拿下北汉之后不经休整,突然北伐幽州,打了辽国一个措手不及;但在回过神后,辽景宗派遣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前去救援,宋军在高粱河外惨败,赵光义本人坐着驴车逃过一劫。 公元986年,赵光义卷土重来,趁着辽景宗驾崩、辽圣宗立足未稳的形势再次北伐,但随着辽国萧太后带着辽圣宗亲征,岐沟关之战,宋军再次大败,大将杨业甚至被生擒。此战后,宋、辽之战的天平彻底倒向辽国,宋朝失去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只能转为防守。 于是,到了1004年,辽国萧太后组织起全部精锐南征,契丹铁骑在一马平川的黄河流域尽情驰骋,"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可谓势如破竹、摧枯拉朽。 这种局面,与当初汉、唐立国之初的形势相比,其实更加危急。北宋朝廷里,主张撤退(逃跑)的占了大多数,毕竟除了黄河外,都城开封再也没有天然屏障,契丹铁骑一旦渡河,北宋朝廷几乎完全沦为鱼肉。于是,他们有的主张南迁金陵,有的建议西幸巴蜀,宋真宗也不禁慌了神。 好在经寇准的劝说,宋真宗决定孤注一掷、御驾亲征。随着北宋君臣渡过黄河、进入澶州,宋军士气大振,竟然在防御战中射杀了辽军大将萧挞览(萧太后的亲戚);对于辽国而言,此时不仅军心受挫,同时还因长驱直入,导致战线过长、粮草难以为继,萧太后便主动提出了和议。 因此,后世很多人认为,当时的宋军有希望反败为胜,答应和谈实属投降派的行为。杨业之子杨延昭也建议:"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即趁着辽军疲惫、关门打狗,甚至有希望拿回燕云地区;至于寇准,则盘算着逼迫辽国,让他们"称臣,且献幽州地"。 但宋真宗之所以选择与辽国议和,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自己亲征本来就是孤注一掷、兵行险着,宋军仗着人数众多、城坚壁厚,扭转形势实属侥幸,至于在旷野中持续对攻,结局不可控; 其二,想当初的高梁河、岐沟关之战,宋军也是先赢后输,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同时,当时的北宋内患重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加上西北地区也并不太平,宋朝若与辽国坚持打个你死我活,结果只会两败俱伤、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说不定会重蹈当初石重贵的覆辙; 其三,此次亲征是有代价的:宋真宗"尽以军事委准,准承制专决",即让前线军事大权悉数归于寇准之手,这显然违背北宋的立国宗旨——重外轻内、重文轻武。一旦寇准因战功名望水涨船高,怎能让宋真宗放心?更何况,当时已经出现了寇准要拥兵自重的谣言。 总而言之,豁出全部身家跟辽国拼了,胜率极低、风险极高,于是宋真宗便与辽国签定了"澶渊之盟":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约为兄弟,每年向辽纳岁币绢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 光看上述条件,宋朝看似确实吃亏了,但据当时的大臣核算:"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赐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相比较以往双方连年交战的消耗,这点岁币实在是太合算了,更不论那些牺牲的将士的性命。 澶渊之盟达成后,宋辽两国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期,宋朝得到了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整顿内部问题的大好机会,就像当初的汉、唐一样。可惜的是,开头相似,结尾却完全不同。 相对于立志雪耻、励精图治的汉唐君臣,宋朝却滋生了小富即安、苟延残喘的氛围,在重文轻武思想的指导下,"用金钱换取和平"逐渐成了北宋君臣对外的潜规则,宋神宗、王安石的变法阻力重重、昙花一现,在不断地对外苟合中,北宋迎来了靖康之难,但即使如此仍不思振作,最终只能走向惨痛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