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南方我党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抗战时期我党隐蔽战线的辉煌战绩
　　（连载十一）
　　金建军
　　（3）、南委机关被破坏，南方党组织遭受重创[26]
　　1942年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看守人员疏忽，忍痛丢下刚满九个月的婴儿，越窗逃出庄祖芳的宅院。翌日凌晨，特务发现后十分震惊，但又不能公开通缉，唯恐走漏消息达不到破坏南委的目的，只得下令秘密追捕。谢育才夫妇一路上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历经艰辛，行程1000多里，历时24天，终于在5月22日到达闽南平和县长乐地区的下洋村，见到张全福和负责南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刘永生。谢育才向他们汇报了江西省委已遭破坏的情况，刘永生让他连夜写个书面报告。次日，刘永生将报告交给了南委书记方方。
　　方方得到谢育才的报告后指示：立即将谢育才转移监护起来，继续审查，弄清情况；南委电台准备转移，加强警戒。并于5月24日给在曲江的郭潜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让他取消与江西的联系，立即撤退。
　　郭潜于4月离开南委，5月初到广西桂林领取了南方局汇给南委的经费10万元，于5月26日回到曲江。他虽然收到24日南委发来的电报，但未及时将密码译出，并无撤离准备。而此时庄祖芳等特务和叛徒早已在交通站周围布下密探。当郭潜回到曲江，在露天茶社喝茶时，即被中统人员发现追踪。当晚，郭潜和交通员曾平外出吃饭时，遭到包围逮捕，郭潜随即叛变。
　　郭潜叛变当晚就引领特务破坏了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和交通员被捕。次日凌晨，又引领特务到曲江市郊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家中，抓走李大林夫妇、弟妹、译电员、保姆共7人。当郭潜和特务从李大林家出来路经五里亭车站附近时，正好遇到刚从东江老隆回来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饶卫华，就这样，饶卫华也被捕了。5月30日，又由郭潜引领，将撤退到乐昌的廖承志逮捕。
　　1942年6月初，中统特务在郭潜的引领下，直扑南委机关所在地粤东大埔，企图破坏南委机关。由于南委已从谢育才的报告中知道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并对粤北形势有所警惕。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作出应变计划。除电示郭潜立即撤退外，主要是：通知大埔角的南委机关干部立即转移到百候隐蔽待命；彻底清理文件；加强电台保卫，准备疏散转移；确定主要干部撤退路线和地点。当时安排张文彬经兴梅到东江曾生部，涂振农经饶平去潮汕，方方则先转移百候，指挥整个机关转移撤退，情况如有变化即向福建转移。南委虽然采取了上述应变措施，制定了疏散转移方案，规定了主要干部撤退路线，但显得仓促紧迫，而且在转移过程中又没有严格按照撤退路线走，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6月6日，中统一帮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到达大埔县高坡镇。此前一天，原定经饶平走山路转移潮汕的涂振农，却临时改道拟经高坡镇乘船顺韩江而下去潮汕，也到了高坡镇。6月6日中午，涂振农在高坡镇轮船码头等候南下的轮船时，恰巧与乘船去高坡的郭潜等相遇，因而被逮捕，后也叛变了。郭潜等叛徒、特务又立即从码头奔向高坡镇，包围了真真照相馆，而真真照相馆的楼上就是南委高坡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杜国宗被捕。当天中午，高坡镇一批学生因到真真照相馆取照片也被扣留，该校校长黄道生前去交涉，被郭潜认出是区委书记，因此也被捕。同日下午，张文彬亦到达高坡，并派人到交通站取款。郭潜认识张文彬的笔迹，遂派特务到旅店逮捕了张文彬和护送张文彬的百候小学教员、中共党员邱鸿耀。当晚，武装特务在郭潜引领下，逼迫涂振农的交通员王亚华带路，又扑向距离高坡镇50里的南委机关主要据点大埔角。7日凌晨，便分头包围了南委机关联络点天成商号和方方在新村的驻地。新村的群众因受过党的教育，警惕性高，发现情况立即鸣锣吹号，点起火把，大呼＂土匪来了！＂特务不明虚实，仓皇退去。对南委机关另一驻地墩背，郭潜害怕有武装保卫，没敢再去，只在天成商号抓了店员曾友深便急忙退回高坡镇。当晚，武装特务便押着张文彬、涂振农、杜国宗和邱鸿耀乘船离开了高坡镇。至此，因郭潜叛变对南委机关造成的破坏暂时停止。可是，破坏事件并未到此为止。
　　中统特务袭击南委机关后一个月，郭潜又带领特务到桂林，破坏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1942年7月9日，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桂林市委书记兼省工委妇女部部长罗文坤、市委委员张丽贞，南委交通员张海萍以及梁耀宝、黎赫等6人被捕。梁耀宝被捕后叛变，供出其所掌握的组织和党员。张丽贞被捕后从狱中写信给表姐，将梁耀宝叛变的事通知省工委书记钱兴，让他迅速离开桂林。钱兴得知后，转移到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寓所，研究组织撤退转移工作。11日下午，彭维之在家中被捕，钱兴得房东掩护脱险撤到灵川，这就是广西的＂七九事件＂。从7月9日到9月1日，国民党中统特务在桂林市内和郊区的临桂、临川县逮捕了中共党员34名、群众多人，梁耀宝所知的中共地下组织全部被破坏。
　　在郭潜等人的威胁利诱下，彭维之于1943年1月上旬叛变，供出其所掌握的300多名党员名单。特务据此在玉林、南宁等地进行了大逮捕。自13日起在玉林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30多人，群众20多人；14日午夜至15日，在南宁地区共逮捕中共党员70余人，群众30多人（即一一·五事件）。以上三次事件，被捕的中共党员130多人，群众60多人，广西省工委及桂林市委、南宁市委、武鸣县委和北流、横县、玉林、龙州等特支等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自1941年7月谢育才被捕，至1943年广西南宁的＂一一·五＂事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于叛徒出卖，江西省党组织悉数被破坏，南委和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领导机关及下属组织受到严重损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