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间，教导团被打散后，我们十几个同志组成游击队，边打游击，边找部队。 敌人到处张贴布告和通缉令，抓住红军战士就杀掉。我们东藏西躲，疲于奔命，陷入难以想象的困境。 第三天，我们这支小分队终于被搜山的敌人冲散了。我孤身一人在荒山野岭间与敌周旋。当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搜山的马匪吆喝着离去。我从山洞里钻出来，望着茫茫的天际，想着这悲壮的征程，再看看眼前荒漠的阴森，不禁仇恨满怀，悲愤填胸。 我这是头一回独自离开部队，离开了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同志们，真比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园还令人难受。夜风袭来，寒气逼入。我顿然感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人穷凶极恶的搜剿，会陷我于绝境。要想方设法去找部队，再难再险，也要活着回去。我还要继续跟着党闹革命！ 敌人每天象篦头发一样进行搜，山，情况十分险恶。一天拂晓，我爬到山底下一条黑河边上，匍匐在大石边的杂树丛里。这时，雾很浓，十几步就看不甚清楚了。我感到这个地形和这时的天气对我荫蔽比较有利，靠近大路，又是山脚，迷雾蒙蒙，敌人很可能疏忽过去。 我正在盘算下一步怎么办，不料，一个被敌人追赶的红军战士拼命地朝我躲藏的地方跑过来。虽然他从我身边跑过去，马匪却向我藏身的周围包抄过来。 我终于在一片骂娘声中被一个满腮胡子的匪兵发现了。他先是一惊，继而狂叫道： ＂在这里！＂敌人闻声，端着枪向我拢来。 ＂哈哈，你这个共产党到底也没跑掉，赶快给我出来！＂ 显然，敌人把我当成刚才从这里奔逃奔出去的红军战士了。我已经三四天没吃东西了，饥寒交迫，全身无力。 但想到能多缠住敌人一分钟，就可以使那位战友跑得更远一些，我牙根一咬，猛然站起，怒目而视．敌人把我团团围住，步步逼近，见我身上没有武器，一个老匪兵就大着胆子喊叫： ＂看你还往哪里跑。搜！＂ 几个兵痞应声上前，推推搡搡，全身上下搜个遍，把我换粮用的一点鸦片烟全翻出来了。敌人见了这东西，乐得眉开眼笑，你闻闻，他舔舔。 一个匪兵问我： ＂你是什么地方人？＂ ＂贵州人。＂其实我是福建人，但为了不暴露红军的身份，我没有直说。 ＂干什么的？＂ ＂给红军挑担子的。＂ ＂认不认得徐向前？＂ ＂没见过。＂ ＂怕不怕死？＂ ＂……＂从高台战斗后，我们就知道敌人的野蛮行径。红军战士被抓住，往往问完话后就杀掉。这次轮到自己头上了。 面对过灭绝人性的马匪兵，想到自己是为穷苦人而死，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中反倒觉得很坦然，便瞪大了眼睛回答： ＂随便。落到你们手里，反正迟早总要死。＂ ＂你不怕死，定是个共产党！＂ ＂穷人也不是孬种！＂说完，我就闭上双眼。 敌兵用枪筒在我后脑勺上戳了几下，但好一会儿也不响枪。是不是敌人故意制造恐怖，等着我惜命求饶，拿我开心取乐，再一枪把我打死？ 我很快意识到，敌人的捉弄，是对我面临生死关头的考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考验面前，绝不能变成软蛋，要象党组织教诲的那样，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乓＂地一声，枪响了。我的心一跳，思路被打断了。可是，身上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耳边只听马匪兵发出戏谑的哈哈笑声。 我睁开仇恨的眼睛凝视着这伙敌人，其中一个对我说： ＂干娃子，留下来给我们做事。＂另一个说： ＂算你走运，饶你一命。还不谢过长官不杀之恩。＂说着，过来就按我的头。 我脖子一梗，脸一侧，睬也不睬。我周身气得发抖，真恨不得手中有支驳壳枪，把他们一个一个都点了名。 我被关进一间破漏的土房。里面已经关了七个人，看上去都象是红军战士，可能和我一样，也是留下当长工的，真叫人怒火中烧。 一天捱过去，只给两顿残羹剩饭吃，不给水喝。天黑后，睡在冰冷潮湿的土地上。黑沉沉的夜沉甸甸的心，八个人默不作声，大概都在想着个人的心事。 我陷入迷茫的沉思，敌人难道真的是留下我供他们当牲口一样地驱使吗？也许他们真的认为我只不过是个挑夫。五尺高的汉子，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受这个屈辱！逃，能逃得脱吗？往哪里逃呢？ 我翻来转去，思前想后，渐渐从乱麻一样的思路里理出一个头绪来：只要敌人不打死我，我就要顽强地活下去。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只要有机会，我就要逃跑，去找党，去找部队。长工也好，牛马也罢，我要咬紧牙关度过这场劫难。 第二天，我脱下一件破单褂，换了一顿饱饭吃。两天后，敌人把我们押到甘肃省的张掖县。 转移到张掖县之后，并没有叫我们服什么苦役，倒是经常不断传来马匪杀害我红军阶级兄弟的噩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使人的心里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我再一次感到，这回离革命到底的日子不远了。 既然死是不可避免了，就更用不着贪生怕死。只是这样束手待毙，实在死得太冤枉。我只想，如在临死之前，抓住一个马匪同归于尽，也算对革命作出最后一点贡献了。 一天晚上，敌人把我们叫出去。我以为这下该轮到自己头上了。从难友的脸上看，虽然表情不尽相同，但大概都意识到这一点了。 大家默不作声，缓缓地在黑夜的街上走着。我们被一根绳索串着，无法逃脱。路上，墙角，连块大点的能够砸死敌人的石头也没有。看来，只有赤手空拳拼命了。 我正这样想着，马匪兵已经把我们带进一座大院子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向我们吆喝： ＂我们的长官负伤了，你们老老实实抬担架，跟老子把长官送到西宁去。谁不抬，就枪毙，不老实，就抽你！＂ 听了这话，紧绷着的神经松驰下来。噢！这次不是被拉出去砍头，马匪头目被我军打伤了，这就说明红军还在战斗，没被消灭，而且可能就在这一带活动。 想到这里，心中又产生逃跑找部队的念头，不由得长长舒了口气。 沉重的担架压在肩上，我们排成单行在通往青海省的大路上吃力地走着，稍不注意，皮鞭和枪托就落在背上。 一个生病的难友，经不住长途跋涉的折磨， 昏倒在地。灭绝人性的马匪竟然二话不说，挥刀就砍，将他残酷地杀害了。 望着倒在血泊中的烈士，仇恨填满我的胸膛。一定要报仇的强烈愿望，使我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一个共产党人，不怕身陷魔掌，关键是要保持革命的气节，不可动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意志。 从张掖经民乐，进入青海省境内，正向俄博行进的途中，我腹痛发，作。开始是隐隐作痛，后来，疼痛加剧，肚子象刀绞一般，两脚也越来越软弱无力，肩上的担架仿佛一下子加重了千斤。 我刚要停下步来，敌人冲过来就是一枪托。我眼前立时映出了前几天那位倒下去的难友被野蛮杀害的 状。我不能重复这种无谓的牺牲，我要保存自己。我硬是顶着难忍的疼痛，踉跄着走到住宿的地方。 到了西宁，关了五六天，敌人又把我们用绳索一串，押解到兰州。这时虽交四月，但却毫无春意。 兰州城厢，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寒风肆虐，一片凋零。国民党九十九师驻在这里。我们到后来才渐渐知道，敌人把被俘的红军都集中到这里甄别，查党员，查干部，查出来就砍头、活埋。 我清楚地意识到，又一次生死的严峻考验摆在面前。 敌人的威逼利诱，在红军战士身上，显得是那样的无能为力。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不是没有，但敌人从这有限的叛徒身上捞到的油水毕竟也极其有限。 他们黔驴技穷，最后只好决定把大批红军俘虏遣返原籍。敌人的屠刀和金钱没能暴露我的身份，于是也给我照了相，发了路费，押解着登上还乡的路程。 和我同时遣返的有九十多人， 大多是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的。一离开兰州，我心里就开始盘算，送回老家去，这不是离开虎口又进狼窝吗？那里的地主、 ＂铲共团＂能放过我这个＂赤色分子＂吗？再者，路途险阻，迢迢万里，只恐走不出这西北高原，就会冻饿而亡。 想要活， 只有一条路：逃。只有回到党的队伍里，才谈得上杀敌报仇闹革命。 我打定了逃跑的主意，每天都注意寻找机会，同时还用心物色伙伴。 在这批遣送的俘虏当中，有一个我在教导团认识的战士，他是江西兴国人，当过技术书记，他的双脚冻掉了八个趾头，走路很吃力，我就搀扶他，打尖、住宿时，也尽可能照顾他。他见我在困难中关心帮助他，很感谢我，渐渐地表示了对我的信任，愿意跟我闲谈。 一次，我有意识地扯到今后前途这个话题，他流露了回家比再去干红军好的思想。看来，他对革命绝望了。这在当时的恶劣条件下，也很难免。又经过两次交谈，他认识上没什么转变，我对他只好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一天，我们这群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犹如叫化子一般的俘虏来到了会宁。在穿过县城街心的时候，我又看准机会，趁押送我们的匪兵不注意时，把流落在会宁街头的朱良才同志拉进了遣送队。 敌人是一县一县传递转押的，交接并不认真，这倒给了我一个启发，看来遇到机会逃跑，敌人也不会很快发觉的。 尽管饥饿、疲惫象魔鬼般地缠着我，但争取活着回到部队，回到党的怀抱的信念支撑着我，使我经受住了一路上的种种磨难。 那个技术书记也许是出于好心，也许是奚落我异想天开，总是说： ＂不要当傻子了，苦头还没吃够吗？你想找部队、找党，可是，党又在哪里呢？革命何年何月才能胜利呢？＂ 我和朱良才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党在我心中，只要心中想着党，立场不离开党，就一定能找到党。只要党还在，红军战士就杀不光，革命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大约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来到西平凉县城二十多里的蒿店。这是一个小镇，四面都是山，大路从镇中穿过。敌人把我们关在镇北面一间老乡的房子里。 走了一天，疲惫不堪，吃了点东西，大家就东倒西歪地蜷缩着靠墙躺下，有的人在睡梦中还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我虽然又累又困，但因有逃跑的心事，一时难以入睡，期待着逃出牢笼的机会。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就在乱哄哄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四人借上厕所之机，跑出了小镇，一直向北跑去……新的转折，新的希望，新的斗争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回到红军战士的行列，回到党的怀抱。当我们到达援西军司令部，见到任弼时同志、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等亲人的时候，在敌人残酷折磨和凌辱面前，从没掉过一滴的眼泪，竟不能自己地夺眶而出。 从被俘到死里逃生，两个月里饱尝了辛酸苦辣，只因党象一束阳光照亮我的心，才使我熬过了重重苦难，如今回到亲人身边，积在心中的千言万语，我只拣了最要紧的一句倾诉出来：党为劳苦大众谋解放，我要跟党永远闹革命。 李宽和(1913——2001）福建清流县长校人，1930年6月参加红军，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副官处战士、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员、中央红军某部团总支书记、中央苏区党校党小组组长、营教导员、团组织干事、红军西路军特务团俱乐部主任。参加了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永兴支队支队长、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平津支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第五团政治委员、津南支队支队长、第一一五师工作团主任、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冀鲁边军区某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副司令员、师卫生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省通化市市立医院政治委员、中国医科大学政治委员、中共兴山市市长、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军需部第三局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57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5月28日在长沙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