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反转易势，与她们政治模式上的各自变换

　　早期的汉朝，相对于北方匈奴民族实在是很憋屈的。
　　先是开国皇帝刘邦，差点在＂白登之围 ＂中被干掉；随后，又是几代皇帝，都不得不将自己的＂公主＂送到匈奴去＂和亲 ＂。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遭受着匈奴人依然不断的侵扰和挑衅，并没有因为做出了那样屈辱的低姿态，就得到了安宁。
　　但是，从汉武帝开始，双方的关系就发生了反转易势，汉朝逐渐地占据了主动。
　　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汉朝将士，屡次深入大漠，连续不断地给予匈奴人以沉重的打击，以至造成匈奴内部的分裂。
　　到东汉时期，匈奴人就完全败北，一部分降服于汉朝，一部分远走他乡了。
　　那么，汉朝与匈奴之间的这种反转易势，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汉朝和匈奴，其实都是黄种人，甚至是属于分离不远的同一条血脉。
　　匈奴单于自称是夏朝王室的后裔，汉朝方面也是承认的。
　　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汉朝与匈奴之间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在于地理位置上，汉朝在南，匈奴在北。
　　这导致汉朝属于农耕民族，匈奴属于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的特点，就是人人都会骑马，个个都是战士。
　　在冷兵器时代，他们相对于农耕民族，具有天然的战术性的优势。
　　但是，战术性的优势，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优势。
　　决定性的优势，在于战略。
　　相对紧凑的政治结构模式，能够统合一个社会包括军事能力在内的力量诸元，造成在各个方面都是1+1>2的指挥效果，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相对敌方民族在战略上的斗争优势。
　　这才是决定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最后决出胜负的根本原因。
　　汉武帝时代及其之后的汉朝，就是相对于匈奴在政治模式上，具有高出两个层次的中央集权能力，能够从战略的层面，对匈奴民族实施碾压。
　　而一旦在战略上有了实施碾压的能力，那么，战术上的优势和劣势，就是可以发生相对互转的。
　　这才是匈奴人最后败北，一部分降服于汉朝，一部分远走他乡的根本原因。
　　不过，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朝，也不是天然地就具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优势的，不然，早期的汉朝，也不会相对于匈奴，显得那么憋屈了。
　　汉朝作为中原农耕民族所拥有的中央集权，其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在最初的神农氏时代，中原农耕民族就没有中央集权，而是实行的＂断鳌足以立四极 ＂的政治模式。
　　所谓的＂断鳌足以立四极 ＂，就是当时的天下有四大部族，四大部族收敛各自的脾气——断鳌足 ，建立各自的政权——立四极 ，大家都尊重神农氏的神权，在神农氏的神权下和睦共处。
　　但是，人性，是＂以自我为中心 ＂的。
　　这样的政治模式，是以神权的软实力 ，来约束人性的＂以自我为中心 ＂。
　　她经不起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人性的催发，最后，终于在生产力发展所催发的人性大爆发中，垮掉了。
　　于是，就有了黄帝的第一轮中央集权。
　　黄帝的中央集权不是神权，而是政权。
　　她是以政权的硬实力 ，去约束各个地方势力遵守规矩，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
　　而黄帝的中央集权，因为是历史上的第一轮中央集权，所以，在集权的程度上，相对还是十分有限的。
　　当时的地方势力的独立性，相对还是十分强大的。
　　这一点，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就可以品味出来。
　　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是＂南至于江；登熊、湘 ＂，而颛顼则是＂南至于交趾 ＂。
　　这个意思，是黄帝往南，只到达了长江流域，最远只是到了湖南；而颛顼往南，则是最远到达了今天的越南。
　　那么，为什么颛顼往南，会比黄帝走得更远呢？
　　这就是因为，作为黄帝时代的一个地方势力，颛顼的地盘，本来就是在南方。
　　他在南方自己的地盘上，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而黄帝则不行。
　　黄帝在颛顼的地盘上，是要服从颛顼的安排的。
　　颛顼想让他看哪里，他就看哪里；颛顼不想让他看到的地方，他就不能去看。
　　这就是所谓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
　　这种中央集权模式的层次，其实就和后来的，与汉朝作对的匈奴人的中央集权模式，是差不多的。
　　匈奴的单于，名义上是他们匈奴各部族的最高领袖，但是，他只不过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加上各部族也有相互团结的需要，而勉强地号令各部族而已。
　　他没有绝对的权力，去指挥和调动匈奴各部；更没有绝对的能力，去向他所领导的各个部族征税。
　　黄帝时代的中央集权，也是没有办法向当时的各个地方势力征税的。
　　黄帝就只是凭着自己的德行，多为大家做事，换来大家都尊重他的苦心，不给他为天下人谋利捣乱而已。
　　包括整个五帝时代，都是这种本质，都是这样的政治模式。
　　因为五帝时代的这种政治模式，造成中央政权能力不足，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无能为力，严重地危害了大家的生存基础，损害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弊端极大，所以，大家不得不由此进行理性的思考，从而导致最后，大家结束了五帝时代，进化为拥护大禹，建立起以＂五服制度＂为基础的夏朝。
　　夏朝的＂五服制度＂，就是一种中央财税制度，它确保中央政权具有稳定的财源。
　　有了稳定的财源，中央政权才真正地具有硬实力，才能够真正地做好一些事情。
　　但是，由于地方势力仍然还有各自的财力，特别是还有各自的军队，这导致中央政权的权力，仍然时刻受到地方势力的威胁。
　　夏朝、商朝、包括西周，其实都是因为地方势力力量过大，导致朝廷无法控制局面，而最后走向崩溃的。
　　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地方势力拥有各自的军队，具有与中央集权分庭抗礼的实力，而导致诸侯之间相互征伐，中央集权无力控制局面。
　　所以，在这种反复的历史经验的教训下，秦汉时代的新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模式，就必然地产生了。
　　而反观匈奴游牧民族，由于他们的游牧性质，他们是很不容易产生像单于领导的那种中央集权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匈奴民族产生了像单于领导的那种中央集权呢？
　　是什么原因，导致匈奴产生了中原的黄帝时代那样的中央集权呢？
　　这就是由于，秦始皇所连接起来的长城的封锁。
　　在秦始皇没有连接起万里长城之前，匈奴各部，其实是一团散沙。
　　他们的每个部落都很小。
　　但是，由于他们具有天然的单兵作战的优势，特别是他们的快速机动的能力，使得他们相对中原边境的农业居民们，很容易抢劫成功，并且快速地退回大漠。
　　中原汉族的边境居民们，无法独力对抗他们的突然袭击。
　　而朝廷军队，又因为反应不及时，很难追击到他们，很难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这就是秦始皇要连接起万里长城的根本原因。
　　而当万里长城连为一体之后，匈奴人，就再也没有那么来去自由了。
　　他们容易偷偷地进来，但是，想要快速地逃走，就没有那么容易。
　　而就在他们偷偷地进来，进行了抢劫，急忙地在长城下寻找逃出去的出口的时候，秦朝的军队，就会闻讯赶到，将他们消灭在长城下。
　　所以，面对这种形势，小股势力的匈奴人，是再也没有办法南下抢劫了。
　　但是，草原地区生产能力的低下，特别是漫漫长冬的煎熬，使得南下抢劫，成为他们匈奴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甚至是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不能南下抢劫，就等于是没有活路。
　　在这种情况下，匈奴人该怎么办呢？
　　他们只有组织起来，和中原政权的中央军队硬刚了。
　　所以，正是由于长城的建立，导致了匈奴人从一盘散沙，走向了联合，导致了他们也形成了以单于为首的中央集权。
　　当然，他们的那种中央集权，是仅仅因为南下抢劫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并没有更多的内生动力，所以，那种集权，也是不牢靠的。
　　她的政治能力其实并不强。
　　但是，问题是，早期的汉朝，是在推翻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而这种推翻秦朝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复辟，就是从前的旧的诸侯势力的回潮。
　　这种旧的诸侯势力的回潮，当然也会导致旧的封建割据思想的回潮。
　　一些功勋贵族，拥兵自重，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倾向，是严重地存在着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匈奴人的中央集权很原始，很粗糙，那又怎么样呢？
　　那总比汉朝的功勋贵族们，个个都想独立，个个都不服从中央王朝的管制要好得多吧。
　　所以，早期的汉朝，就只好对匈奴人忍气吞声、一味求和。
　　攮外必先安内啊。
　　所以，为什么刘邦要大杀功臣呢？
　　他杀的不是功臣，他杀是旧的复辟势力。
　　他杀的，是企图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些具有浓厚的封建割据思想的乱臣贼子。
　　为了天下的安宁稳固，为了对北方匈奴的入侵具有强大的反击能力，汉朝，必须坚持秦始皇的取消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 的政治模式。
　　但是，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刘邦也不得不折中缓和，在消灭外姓诸侯的同时，大封同姓诸侯，以保证中央王朝面对复辟势力时，不要独立难支。
　　至于同姓诸侯，日后也会发展成不稳定因素，也会发展成与中央集权相对抗的割据势力，那就是以后的事了。
　　以后的事，就由以后的人去解决吧。
　　所以，汉朝在经历了刘邦的从被迫大封诸侯到不得不消灭异性诸侯、汉景帝的＂七王之乱 ＂、和汉武帝的＂推恩令 ＂之后，才真正完成了中央集权的稳固。
　　而一当汉朝的中央集权稳固下来，这样的政治模式，就不是匈奴那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可以比拟的了。
　　两种中央集权，存在着从黄帝时代到秦汉时代，中间隔着夏、商、周时代的那种＂代差 ＂。
　　那就像是第一代的歼五战斗机，和第三代的歼十战斗机，双方格斗，谁输谁赢，那不是一目了然的嘛。
　　总结一下，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人性的＂以自我为中心 ＂，和社会性的＂以中央集权为中心 ＂两种性质的矛盾斗争与发展。
　　而我们中华民族，也就是在这条发展规律之下的南方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斗争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