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如何逆天改命？（一） 遵义会议如何逆天改命？（二） 遵义会议如何逆天改命？（三） 四 遵义会议 1935年，成立快14年的中国共产党将迎来一次根本性的转折。 而在同年，一位18岁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天才科学家，应邀到中国的清华大学进行访问讲学。在这里，他开始将自己长期的思考成果往创建一门新理论进行努力，最终在1948年这门新理论问世。这位科学家就是诺伯特·维纳，他创建的理论叫做＂控制论＂（Cybernetics，又叫赛博学，赛博朋克Cyberpunk与此有关）。 如果你对这门理论没有概念，陶叔请几位科学家出来做一下现身说法。 首先请出的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伟大的哲学家与数学家笛卡尔。他有一句名言：＂人类与动物、人类与机器之间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但是我们另一位老熟人达尔文出现了，他过去冲着笛卡尔的左脸狠狠扇了一耳光：告诉你，人类与动物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从低级的生物进化而来。我这套理论叫进化论。 笛卡尔的左脸肿了起来。 维纳过意不去，觉得不对称不好看，就冲着他的右脸也扇了一耳光：告诉你，人类与机器也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用的是一样的反馈机制。我这套理论叫控制论。 笛卡尔（左）达尔文（中）维纳（右） 上图贴错了，应该是这张 通过这个小节目，就可以大致了解控制论的伟大意义了。如果还是不行，只要记住这个理论相当牛逼格拉斯就够了。 控制论揭示了普遍的科学规律，是现代社会三种基本科学方法之一（其他两种是系统论与信息论）。将它运用在任何领域，都能得到科学的指引。 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控制论告诉我们，需要有一套反馈机制来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相应地做出调整，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的稳定发展。 为什么要花这些篇幅介绍维纳的控制论呢？因为控制论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科学角度。 现在我们再回顾遵义会议之前我党的发展历史，14年里中共右倾左倾老是犯错误，左倾右倾错误又重播，像是在被命运有意捉弄。其实是由于存在系统性缺陷，党的组织系统缺少一套有效的反馈机制，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调整政策方针。共产国际只把中共当成自己的执行部门，对中共领导层的多次调整只是为了更加僵化地执行其指令，完全忽视对执行时出现问题的反馈。 不把这个Bug补上，共产党与红军不可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关键时刻是哪位大神提交了系统漏洞修补代码？不，做出了力挽狂澜的历史壮举？是毛泽东！ 但是，此时离维纳的控制论出现还差13年，不能拿来作为理论依据。而且，党内高层普遍迷信苏联经验，毛泽东如果硬要调整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往大了说是捅马蜂窝，往小里说是捅小马蜂窝，反正很危险。 他该怎么办？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里的一栋公馆召开。 首先讨论的是会议的议题。博古希望将范围锁定在湘江战役得失上的期望落空，最终的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博古无奈之下，首先自我检讨，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有责任。但他强调主要原因是敌人力量太强大。 周恩来接着作报告，认为军事领导存在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虽然周恩来是将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但是他与博古明显不同调。通过翻译，李德也明白，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之后，张闻天发言。他开口就表明立场：＂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如此直接的质问让博古脸色相当难看。但是这位留苏同学，完全没有给党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留情面。张闻天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语录，逻辑严密地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结论＂。 张闻天一顿输出猛如虎，博古只能原地杵，会场的情绪到达了一个高点。博古、李德承担失败责任，已经不可避免。 但是，接下来该如何走？ 毛泽东在众人的注目中开始了发言。 毛泽东非常清楚红军的重大失败，虽然扛责得是博古与李德，但根子出在莫斯科。虽然失利在军事，但错误源自政治。 要是在以前，他会毫不犹豫地直指要害。就像在面对刘安恭时，他直接否定照搬苏联经验；而在赣南会议之后，他也有一句名言＂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痛快是挺痛快，就是亏吃得有点大，回想一下都觉得脑阔疼。 这次，他不再这么做。 毛泽东选择回避政治路线，而是花近两个小时给参会人员讲了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详细地分析了红军该采取的军事策略及其背后的原理。 因为这次会议的记录在过草地时丢失，毛泽东这篇讲话没有原始资料。而根据参加会议的陈云的说法，他讲的内容大致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相同。 然后，毛泽东将话题转向当前的军事失利。他给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指挥上＂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而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这个定性让博古与李德无法辩驳——难道失败的军事路线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错了还是你错了？ 斗争的方向明确，目标集中了。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的共鸣，他们还在毛泽东诙谐幽默的语言中开怀大笑起来。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策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未到，霸王硬上弓只会吵成一团。先拿到调整军事路线的机会，以军事的胜利让党内同志产生足够的自信，这样才能为日后纠正政治路线创造出可能。 会开到这个时候，已经把最核心的问题解决了。长久时间郁积在大家头脑中的浓雾逐渐消散，脚下的路开始清晰起来。 但在此时，有人突然跳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凯丰，也是曾经的＂二十八个半＂成员之一。他感受到博古、李德面临的危机，抢着发言：＂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毛泽东的指挥不见得有多高明，他是照着两本书去打仗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听了，反将一军：＂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 凯丰眨着眼睛却答不上来，好尴尬呀。 毛泽东毫不客气：＂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一位军团指挥员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李德坐着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毛泽东没有主动挑起政治路线辩论，凯丰想给博古、李德帮帮场子，也只能从军事方面入手。但是在明显的军事失败面前，再响亮的苏联军校名头，已经不起任何作用。而他攻击毛泽东不会打仗，简直在说孙红雷不会跳霹雳舞，刘国梁不会打乒乓球，谁信呢？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凯丰在发言之前，真是应该先翻一下《孙子兵法》。 博古有点感动，毕竟还是有同学挺他，虽然这不能改变什么。 一场完胜！ 最后一天的会议，由周恩来作报告，内容还是做检讨。他诚恳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能够以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周恩来的话开启了更换中央领导人的程序，除李德、博古等人外，其他的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王稼祥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投下关键一票。 经过热烈讨论，会议最终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1. 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2. 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 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 取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帮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 按照决议，周恩来是军事指挥的最终决定人，但这个权力他并未使用过。毛泽东实际从此时接手红军的指挥，不久就创造出四渡赤水这样的军事奇迹，彻底让党与红军摆脱失败的命运。 毛泽东在经历人生的三劫之后，长时间经受了孤愤的磨炼，最终他挺过这段痛苦的时期，并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 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任何人的一生都难免遭遇厄运。厄运来临以后，就需要尊重事实，承认自己的行为对于厄运的到来负有责任，并主动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最终摆脱厄运的纠缠。 所谓逆天改命，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控制论所揭示的，人的行为需要根据环境的反馈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提升认知层次，进入人生的新阶段。 毛泽东首先完成了自我认识的提升，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获得机会，完成对党和军队的拯救。 在遵义会议上还有一位参与者。他在苏区时因为＂罗明路线＂被打倒，但此时被重新起用为中央秘书长并负责现场记录。他就是邓小平。当时他只是列席人员，并没有发言。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多次提到遵义会议伟大的意义和历史作用。 他说：＂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开始，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真正形成一个成形的领导，就是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一代开始的。＂ 正如小平同志所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从这里开始，中国共产党终于安装了反馈机制，能够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革命路线与政策，最终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我党的党魂：毛泽东思想！ 五 尾声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前进路线开始变幻莫测，围追堵截的国军被远远甩开。最终，红军飞夺泸定桥避免了重蹈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覆辙。跨越这道天险之后，红军的前进已不可能被国民党军队所阻挡。杨永泰的＂驱虎吞狼＂计策最终成了放虎归山。 但是这并不影响杨永泰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的他开始与其他党国大佬一样热衷于权力游戏，带领自家的＂政学系＂与其他派系争抢位子。 而因为他太受蒋介石重用，感到严重威胁的其他人不得不考虑用国民党的传统艺能来应对。 1935年底，老蒋安排杨永泰做湖北省主席，有意历练他。到任不满一年，杨永泰被刺杀于江汉关轮渡码头。 从组织系统角度来看，国民党始终极为僵化，没有任何人能对其进行根本改造。蒋介石、杨永泰的个人能力不可说不强，但是组织系统上存在的缺陷使其无法有效应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失败的命运也已经注定。 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有一段时间想不通，拒绝将中央的印信和文件移交给张闻天。凯丰也一直给他鼓劲，强调他是共产国际认定的总负责，不能就这么下台。 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长谈： 我们的革命对象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跟他共事两年，知道他非常强，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更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认识到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革命搞成。 周恩来的话打动了博古。虽然博古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本质上是一个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的人。共同的理想，是革命者团结的基础。 此后十年，博古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在决定博古一生的三个人，王明让他一飞冲天，李德让他跌落尘埃，毛泽东则是让他回到应有的位置。 而博古和凯丰最终都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真理，心悦诚服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1946年博古与叶挺同机遭遇空难，很遗憾没有看到国民党最终覆灭的结局。 李德在失去军事指挥权以后，有一段时间跑到林彪的红一军团。在林彪指挥作战时，他喜欢插嘴发表意见，但是没人理他。他自觉没趣，只好回到中央纵队。 后来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从那以后同志们重新接纳了他。 到达陕北之后，李德在红军大学担任军事课教员，直到1939年被共产国际召回述职。此后他没有再回中国。 毛泽东似乎对此人有些念念不忘。国民党发动内战进攻延安后，他在带领党中央转战陕北时起的化名就叫＂李德胜＂。 遵义会议召开时，除了是毛泽东生命的中间点，也恰好处于建党与建国历程的中间点，中国革命在这里走出了＂V＂字反转。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得到机会将自己的思想推广为全党的意志，开始是军事路线，之后是政治路线。但是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风气并没有完全消除，想要知道他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那是另外的价钱，不，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是本号牛年的最后一篇文章。陶叔给看到文章末尾的朋友们拜个早年，祝大家： 新春快乐，虎年大吉！！！ 思考题： 1. 如果是毛泽东领导第五次反＂围剿＂，他会如何指挥？ 2. 如果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不被上海警察破坏，是否会出现遵义会议？ 3. 如果遵义会议没有选择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的结局会怎样？ 4. 如果杨永泰不死，蒋介石会不会失败？ 遵义会议如何逆天改命？（一） 遵义会议如何逆天改命？（二） 遵义会议如何逆天改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