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苏联遗传学史上的重大悲剧人物

　　一九四二年一月。萨拉托夫监狱。关押重要政治犯的三号牢房。
　　一天，这间牢房里的犯人都被叫出来，说是要送他们上医院。犯人中有一位身穿黑大衣、满脸胡须、瘦骨嶙峋的男子。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女生走近他，低声抽泣着。这男子安详地问她：怎么啦，干嘛哭啊？姑娘说，她害怕，不知要被带到哪里去。
　　萨拉托夫，伏尔加河下游。沙皇俄国时代为著名的粮食贸易中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发展为大型综合工业区
　　这男子安慰了她一番，又匆匆对她说：你注意听我说，并竭力记住：你一定能熬过来，不要忘记我的名字，我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科学院院士我被关在死囚牢房。不要忘记我的名字。
　　此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瓦维洛夫的消息了。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这位科学巨匠、著名植物学家、生物遗传学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是怎么死的，坟墓在哪里。但是，他的名字却没有被人们忘记。
　　瓦维洛夫教授为寻求他所感兴趣的栽培植物，曾经走遍五十多个国家。他是带领考察队通过难以穿越的阿富汗北部乌鲁兹甘省山区的第一个欧洲人。这是在一九二四年，两年后，他的考察队又横穿埃塞俄比亚。其后，他到过南美洲、中美洲、加拿大、美国、西欧、日本和中国的西部地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苏联植物学家、遗传学家，进行有关小麦、玉米和其他支撑世界人口的谷物的研究
　　一次，他搭乘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出了故障，正巧迫降在一个狮子洞穴旁边。法国籍驾驶员吓昏过去。瓦维洛夫却镇定自若，他悄悄燃起篝火，整夜用熊熊火光威慑住这群伺机进逼的猛兽。
　　另一次，在埃塞俄比亚，他的考察队碰上盗匪。他显示了外交家的才干，和盗匪们几经周旋，终于使考察队摆脱危险。在叙利亚，他曾不顾起义的德鲁兹人的射击，沉着地采摘着他所需要的麦穗。
　　瓦维洛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上，他的名声传奇式地在世界各地传播。一九二六年，瓦维洛夫继一九二年出版《同系规律》一书后，又出版了《栽培植物起源中心》。
　　1926年发表，将全世界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划分为5个，经过补充与完善，1935年增加到8个起源中心和3个亚中心。
　　这本书引起广泛的注意，使他获得更大的声誉。高尔基曾经写道：这几天，我读了瓦维洛夫教授的著作《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看了他编制的苏联农业地图，这简直是天才，太了不起了这一年，瓦维洛夫被选进最高政府机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获得列宁奖金。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这段时间是瓦维洛夫的黄金时代。他一刻不停地努力工作。五年中，他行程数千公里，收集了大量的种子标本和栽培作物的果实，创办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科研所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并参与筹备和创办了列宁农业科学院。同时，他还在国内外发表了五百篇文章。
　　但在私人生活上，瓦维洛夫却没有得到幸福。他和妻子长期分居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地：妻子不愿离开莫斯科，丈夫丢不下列宁格勒的工作。即使在一起，瓦维洛夫的生活方式也使妻子萨哈罗娃感到难以接受。
　　他来去匆匆。来时，招来一屋子客人，和他们谈到深夜。他把钱借给自己的同事，从不考虑家中开支。萨哈罗娃无法这样生活，二人终于在一九二六年分手。
　　1929年，苏联经济政策大转变，同西方专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已达70多个专案。
　　一九二九年，苏联国内令人头晕目眩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要高速度，农业集体化要高速度，国民经济的发展要高速度，培养学者、科学家也要高速度。似乎世界上的事情，资本主义世界花了上百年才获得的成果，在苏联国土上，只要一声自上而下的命令，只要有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计划，就可以获得。
　　对瓦维洛夫个人来说，这一年简直是飞黄腾达。他成了世界上四个科学院的院士、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委员。罗马的国际农业研究所把他选进国际专家委员会；英国生物学家协会选他为荣誉会员；在全苏生物遗传学家和选种学家代表大会上，他受到两千名代表的热情欢呼；他出席了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和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这一切组成一个戴在头上使人感到重压的桂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按照社会主义方式改造农业。会议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垦一千五百万公顷的土地。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指1928年至1932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预先编制的详细计划建设的开端。
　　瓦维洛夫对这项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计划感到兴奋，但也为之十分担心，因为计划过于庞大，苏联的科学还不具备相应的水平和能力。他向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导说出自己的忧虑。他还指出，在使科学为国家服务前，科学本身要求大量的投资。
　　然而，瓦维洛夫语重心长的意见并没有受到考虑。与此相反，第二年，农业人民委员部却认为上述计划中的指标已经大大落后，于是进一步提出开垦一亿三千一百万公顷耕地的计划，并且要求在一九三一年就使耕地扩大百分之十一，即增加一千四百万公顷。瓦维洛夫困惑了。
　　这时，又自上而下地传来命令，要求农科院的学者们在短短数月内兴建五十个研究所和一百八十个地区试验站；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最优良的种子以及最先进的耕种土地和经营农业的方法。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最高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科研中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科研机构。创建于1929年。
　　于是，农科院的二千名科研人员被动员去从事春播工作，一千二百名学者去参加谷物收割。这时，在这些活动中忙得不可开交的瓦维洛夫开始体会到作为一个逐渐脱离研究工作的学者的苦恼。瓦维洛夫开始讲话了。
　　他坚持：实际的种子繁育，实际的畜牧繁殖，从根本上说需要在理论科学上取得成就。没有能给予科学以新思想，从事真正研究工作和制定统一科学方法的专门研究所，农业科学院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但是，上级却在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瓦维洛夫听到一个新的口号：要号召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工人去从事农业科学研究。还有一种新鲜的提法使瓦维洛夫震惊：为以最快的速度培养学者，要把国营农场建成科研教学基地，要集中大批人才来解决一个问题，以推动科研事业的前进。
　　客观规律制约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否则导致实践失败。
　　瓦维洛夫又讲话了。他认为，高速培养学者是对科学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庸俗歪曲。一个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不仅要有才能，而且要有广博的具体知识。为掌握这些知识，急于求成是办不到的。理解和记忆能力是有极限的。
　　于是，他的讲话被指责为极限论，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的力量没有极限。瓦维洛夫同向他下达命令、计划与任务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朗化，这使他十分苦恼。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个不称职的行政官员，我觉得自己充其量只能当个顾问，并正在设法摆脱院长这个职位，而现在我是勉为其难。
　　作为一位学者。瓦维洛夫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奋斗。他的生物遗传学研究工作获得富有成果的发展，并形成世界知名的列宁格勒学派。一九三二年，他率领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生物遗传学家代表大会，并担任大会的副主席。
　　瓦维洛夫科学成就是多方面。早期从事植物免疫性研究。对植物免疫学的研究使他走向遗传学和植物地理学领域。
　　一九三四年，他创办了生物遗传研究所，把世界上一些知名学者、摩尔根的学生（如人造诱变之父、后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赫尔曼缪勒等人）请来参与他的研究工作。当瓦维洛夫还有权发言和工作时，他就这样坚韧不拔地抗争着。
　　李森科比瓦维洛夫年轻十一岁。他不懂任何外语，基本上没有读过生物学名著，并且特别蔑视生物遗传学的研究。但他所作的作物春化试验还是引起瓦维洛夫的注意。
　　所谓春化，用李森科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使土壤保持适当的温度，就能使播种材料生长，并使作物在它们通常不结实的土壤条件下结实。瓦维洛夫支持李森科的试验，但认为只有用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种子进行大规模试验后，才能确定这种方法能否推广，因为只有这时才能弄清它在理论上的意义。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斯大林时首席科学家，号称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
　　一九三四年，瓦维洛夫向科学院生物学部介绍了李森科的春化试验，推荐李森科任科学院通讯院士，并委派他担任奥德萨研究所所长。
　　不幸的是，瓦维洛夫对李森科的推荐和扶持却成为他本人的不幸的开端。
　　这是一个日益要求更多粮食的时代。李森科的春化理论，从政治上看，是一种满足高速度要粮需求的理论。于是，它很快引起科学界以外人士的密切关注。农业人民委员特准李森科以最迅捷的办法去反映意见。
　　李森科主义，苏联一种技术和理论研究体系。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不依靠严格科学实验，却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
　　李森科利用了这一点。春化试验对李森科说来，不再是学者的研究项目，而是一种政治资本。同时，他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米丘林学说是米丘林达尔文主义，他是米丘林的学生，因而也就是达尔文的直接继承人。
　　米丘林达尔文主义从而成为苏联生物学的正宗；至于生物遗传学，则是资产阶级的胡说八道。李森科认为，只要人的生存条件发生足够的变化，不仅人本身能够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还会日益强化，并传至子孙后代。
　　长期从事生物遗传研究的学者并没有沉默，他们尖锐地批评了李森科。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在苏联，除了米丘林和李森科，似乎不再有生物遗传学和生物遗传学家。
　　苏联科学院成立于1925年，是苏联最高学术机构和科学机关，拥有全国最著名的科学家。
　　瓦维洛夫也发言了，讲了许多有趣的数字和事实，但他巧妙地避开争论的双方。他不同意李森科等人使用政治压力来压服学术争论中另一方的做法。他认为，在科学院的会议上，只应讨论学术问题，而不应去谈论学者个人的品质和行为。
　　对于生物遗传学，他据理力争道：我们认为摩尔根和孟德尔的规律是我们理解遗传性的基础。其他有同样价值的理论，我们尚未发现，所以没有理由抛弃现代生物遗传学。这时，在苏联的生物学界终于形成两大学派：以李森科为首的进步生物学派和以瓦维洛夫为首的生物遗传学派。
　　李森科一派认为，人可以使作物听从人的意志，按人所需要的方向来发展；植物学家可以在两三年内培养出新的作物品种，可使全国粮食作物的产量在短期内增长一至二倍。这一派还认为，选种、生物遗传如果只有专家去搞，那就是一种手工业单干，科学研究要搞群众运动，以他提出的春化理论为基础的苏联选种学和生物遗传学要靠集体农庄庄员来发展。
　　苏联科技史上发生的李森科事件就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瓦维洛夫则认为，科学的发展不能违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不能以人为的需要来加速科学的发展。生物遗传学上的一切重大成果都必需有反复试验的准确材料来加以证实。在生物遗传学的发展上，最重要的是科学家的长期艰苦努力和提出全新的重大理论。
　　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李森科往往引用马列的话，当然引用得最多的还是斯大林的话。李森科利用自己日益上升的地位，制造出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似乎瓦维洛夫的一切意见都是资产阶级的，他那一派的科学家不承认生物遗传学的高速发展，是不愿意和拒绝为祖国的高速工业化服务，他们是一群政治上不可信任的人。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瓦维洛夫没有和李森科在这方面进行争论，他带人进行各种试验，同时对李森科等人的科学实验进行观察。事实表明，生物遗传学在三十年代中期并没有像李森科所说的那样发展，也没有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培育出新的作物品种，苏联的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大幅度增长，反而下降了。
　　历史教训在于给人类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阴影，在今天仍然是艰巨的任务。
　　五十年后，科学的发展证实瓦维洛夫一派的基本观点是有科学依据的，而李森科一派的意见却基本上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在当年，这场斗争的结果恰恰相反。李森科一派掌握了愈来愈多的研究所，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宣传进步生物学派；而对瓦维洛夫一派施加的压力愈来愈大，瓦维洛夫本人被指贵为摩尔根一孟德尔分子，反米丘林分子。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两派的斗争变成李森科派对瓦维洛夫派的政治围攻。人们指责瓦维洛夫，说他的理论是有害的，应该无情地予以消灭，因为工人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能干好，他们已经开始行使权利，并已取得一定的结果。
　　会上有人公然说：李森科坦率讲过：我和瓦维洛夫势不两立。’而预示着更可怕结局的话是另一位研究人员讲的：斯大林同志说，不能像瓦维洛夫那样工作，而要像李森科那样。斯大林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不得而知。
　　斯大林，格鲁吉亚人，苏联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二十世纪苏联和世界影响深远。
　　但是，反瓦维洛夫的人却是打着这面大旗来反对争论的另一方的。事实上，在和李森科进行这场大争论的前后，许多农学家和生物遗传学家就由于完不成发展农业生产的研究任务而被捕、监禁，随后就再也不知道下落。因此，当瓦维洛夫不再是学术争论的一方，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时，他的真正厄运就开始了。
　　一九四年，瓦维洛夫奉命带领一个考察队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去考察。瓦维洛夫这时虽然已被无休止的争论，政治上的压力和不时被迫中断研究工作的苦脑折磨得身体十分虚弱，他对此行依然十分高兴，因为又可以从事心爱的野外考察工作了。
　　七月二十三日，瓦维洛夫动身去莫斯科。一位女科学家对他提起，她由于从事光射线对作物的影响的研究，被停止了研究工作。为此事，他同李森料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后来双方又就苏联生物学界的情况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现代科学史上，没有任何科学家能像苏联李森科获得那么高的名声、那么多的吹捧和那么大的权力。
　　此时，传出瓦维洛夫可能被捕的传闻。当然，形势对瓦维洛夫说来明显不利：李森科已兼任农科院院长，而瓦维洛夫是副院长。八月六日，瓦维洛夹和一科研人员分乘三辆汽车，到普季夫里山区去考察。返回途中，助手的汽车被迎面开来的一辆黑色挂M牌照的汽车拦住。
　　车上下四个男子，询问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助手回答还在后面。挂M牌的汽车开走了。助手们回到驻地，等至深夜，瓦维洛夫也没有回来。
　　瓦维洛夫真的被捕了。
　　八月十二日，对瓦维洛夫进行了第一次审讯。审讯他的是赫瓦特上尉。
　　苏联肃反运动，使苏联党、政、军、科学文化界失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使社会主义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
　　上尉问：您积极参与了反苏破坏组织的活动，是一名外国间谍，所以您被捕了。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瓦维洛夫回答：不，不承认。我从来也不是间谍，没有参加过反苏组织。我始终忠贞不渝地为苏联的利益工作。
　　由于瓦维洛夫否认自己的罪行，从八月十四日起，对他的审讯就每次长达十多个小时，有时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轮番审讯。
　　在强大压力下，瓦维洛夫在八月二十四日的一次长达十二小时的审讯后屈打成招。于是，他的许多同事都被逮捕。瓦维洛夫案件成为编号为N0。1500的大专案。
　　梅利古诺夫说：那是沙皇俄国的监狱，幸福地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
　　从一九四年九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再也没有审讯过瓦维洛夫。他被关在单人牢房里。作为一位学者，他在这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利用偶然得到的笔和纸，凭着记忆和学识继续著书立说，书名叫《农业发展史（世界农业资源及其利用）》。
　　一九四一年三月，瓦维洛夫被迫中断写作，重新受到无休无止的审讯。七月九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对瓦维洛夫一案作出判决：
　　瓦维洛夫从一九二五年起就是所谓‘劳动农民党’这一反苏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从一九三年起是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系统内和一些科研机构内活动的反苏右派组织的积极参与者，进行大量曾在破坏和消灭集休农庄制度、使苏联社会主义农业崩溃和衰落的活动，他和国外的白俄分子保持联系，把有关苏联国家机密的情报交给他们。
　　苏联肃反运动。1934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在此期间，68。2万人遭枪杀。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确认，瓦维洛夫触犯苏联刑法第五十八条一款、第五十八条七款、第五十八条九款和第五十八条十一款，特判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死刑，并没收属于他个人的财产。本判决为最终判决，不得上诉。
　　由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干预，死刑没有立即执行。七月九日晚上，瓦维洛夫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了一封信，请求以自己的写作和教学工作来赎罪。
　　十七天后，瓦维洛夫收到回信，他没有得到宽恕。他被转至布特尔斯克监狱。但是，死刑仍然没有执行。瓦维洛夫在狱中通过信件和代表同贝利亚进行了多次联系，但是自己的愿望仍然没有实现。
　　瓦维洛夫开始在狱中给难友们讲课，讲历史，讲生物学，讲林业技术。据幸存者回忆，仅生物学、生物遗传学和作物栽培学，瓦维洛夫就讲了101个小时。长期的劳累、不公正的待遇、积愤和忧虑使瓦维洛夫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1941年7月9日未经审讯被判死刑，后减为十年。由于营养不良，1943年1月26日，死于监狱，享年仅55岁。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他死于萨拉托夫监狱医院。
　　瓦维洛夫院士悄然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死因，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地在什么地方。
　　二十二年后，一九六五年二月，全苏科学院举行年会。院长凯尔迪什在讲话中指斥李森科是苏联生物学的摧残者，是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进行迫害的犯人。《真理报》则发表文章，指出李森科否定了生物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提出许多反科学的有害观点，并利用行政手段来推行他的不正确观点。
　　特定历史条件、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等非科学因素对科学家的行为所造成的制约和影响有时候是不容忽视的。
　　《真理报》强调，李森科所处的特殊地位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同年七月，苏联科学院设置了瓦维洛夫奖金，用来奖励在生物遗传学、选种学和作物栽培学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
　　一九六七年初，成立了以弗尼苏卡乔夫院士为首的瓦维洛夫遗产委员会。委员会决定派人到萨拉托夫去寻找瓦维洛夫的墓地。
　　同年十二月中旬，列宁格勒举行了瓦维洛夫诞辰八十周年纪念会。瓦维洛夫的生前友好、学生，甚至昔日的敌人都走上大剧院的讲台，极力赞扬这位早逝的科学家，谁也不提三四十年代的那些怪事，那种荒唐的斗争。
　　普京在纪念大清洗受害者时说：。。。。。。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终于在萨拉托夫找到埋葬瓦维洛夫的地点。瓦维洛夫的生前友好、同事和学生集资为他修了基地，树立了塑像。塑像是用灰色花岗岩雕刻的，碑石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院士（1887一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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