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争论不休的名和字

　　2022年，是中国银行成立110年；2月5日，是中行挂牌的日子。近年来，＂中国银行＂的名和字，一直争论未休……那么，中国银行从何而来，如何定的名，又有谁给题了字？
　　＂中国银行＂由来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10年前的大清银行；而大清银行则是由大清户部银行改名而来。光绪三十一年秋八月二十九日（即1905年9月27日），大清户部银行在北京大清巡视中城御史衙署（今西交民巷25 27号）挂牌成立；张允言（乃大家熟知的张爱玲表哥）出任总办（即总行行长）。随后，户部银行便在天津、上海、汉口、济南、张家口、奉天（今沈阳）、营口、库伦（今乌兰巴托，1924年蒙古独立建国时改为今名）、重庆等九地开设分行。天津分行于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即1905年11月21日）在天津城外北马路松竹轩胡同与万寿宫胡同之间（今天津红桥区北马路原北门外耳朵眼胡同附近）先于其他八家分行设址成立；倪恩宏（字远甫）任总办（即分行行长）。
　　民国时期北京原大清巡视中城御史衙署（今西交民巷25 27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在＂政改＂中，掌管财政的户部拟更名为＂度支部＂。为了顺应这一变化，户部便向朝廷呈递《厘定银行则例奏折》，奏称户部银行＂一为国家银行，由国家饬令设立，予以特权。凡通用国币发行，纸币管理，官款出入，担任紧要公债，皆有应尽之义务……臣部所设银行，原名户部银行即为中央银行。现臣部已改为度支部，拟改银行之名曰大清银行，计则例二十四条。＂嗣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2 3月间)度支部奏定《银行则例》（即今《银行章程》），改名为＂大清银行＂，原总办张允言旋即改任大清银行监督（即今行长）。是年七月初一（7月28日），各地分行一律更换成＂大清银行＂匾额。《银行则例》除了进一步明确大清银行具有＂代国家发行纸币＂＂经理国库＂权力外，还决定增加银行资本金，即在原有400万两之基础上再增600万两，达到1000万两，计10万股，官商各持5万。也正是由于持有商股股东，便为日后大清银行改成中国银行，埋下了伏笔。
　　原大清户部银行西交民巷25号（后改大清银行；今西交民巷25号）
　　西交民巷25号（原大清银行西交民巷25号旧址。本文作者摄于2017年）
　　交民巷原称江米巷，是北京最长的胡同，与长安街平行。在西交民巷原户部银行旧址旁，有家户部大酒楼（匾额于近几年刚被拆掉），紧挨着酒楼西边的一组老建筑就是原户部银行今天尚存的遗址。解放后，这座建筑曾作为中国人民银行（1984年后改称中国工商银行）西交民巷储蓄所；该储蓄所迁址后，至今空置。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起义，辛亥首义成功。面对辛亥革命的到来，占据大清银行股本一半的商股股东赶忙成立了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后改为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以应对时局发展的骤然变化。经磋商，商股联合会于民国元年一月二十四日（1912年1月24日）草拟了一份提议，委派何世模（＂晚清第一园＂——寄啸山庄的扬州何园园主何止舠之孙）借其舅孙多森（中国银行首任总裁、中孚银行总裁、创办人）的相助下，面见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全面抗战后沦为汉奸）呈书上递，致信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略以＂大清银行已具中央银行规模，兹民国肇造，宜将该行改称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匪徒事半功倍，抑可保商恤民＂之请……所呈之言，无不真诚。
　　为了巩固稳定刚刚建立的政权，正苦于＂无米下炊＂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遂欣然接受了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呈请的提议。在获知＂当奉大总统孙谕知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批示照准；并派监督会同股东会代表，商订改组章则＂后，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当即＂定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宣统三年，公历1912年2月7日）宣布收账＂。大清银行随即关张，所辖各地分行始入清算。
　　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决议
　　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后改为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股东合影
　　1912年2月5日，在上海汉口路三号（今50号）原大清银行旧址，中国银行正式挂牌对外营业。
　　是日一早，上百位各界领袖、华商代表以及银行股东齐聚在上海汉口路3号（今50号），共同见证了中华民国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对外正式挂牌。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江西分行总办吴鼎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等悉数到场，而今，其等身份已焕然一新，分别已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总长、中国银行监督、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原中华银行董事薛仙舟已获任中国银行副监督，但因陈其美欲立中华银行为中央银行一事未能如愿，其便坚辞而不就，遂与中行失之交臂，从中国银行身旁擦肩而过。是年8月1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后改称总行）在北京成立，在上海挂牌的中国银行遂改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申报》刊登的中国银行开办广告及大清银行清理广告
　　上海汉口路3号（现50号）中国银行挂牌建筑旧影
　　上海汉口路3号（现50号）中国银行挂牌建筑旧影
　　上海汉口路50号（原3号）中国银行挂牌时建筑现状
　　1912年10月11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在天津法界七号路24号（今解放北路38 48号）挂牌对外正式营业。
　　1912年10月11日《大公报》刊登的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定期营业广告
　　纵观中国银行成立之过程，显然是由清末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而来，遂有史料记载称＂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递嬗而来＂。而本人以为，＂递嬗＂二字，应倒过来表述＂嬗递＂较为准确；＂嬗＂变也，＂递＂延矣。户部银行改大清银行为＂递嬗＂，即延续并变更；而大清银行到中国银行则是＂嬗递＂，即更变并延续。这是因为当时大清银行尚有500万两商股资本和5万位商股股东，加之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前已申明＂宜将该行改称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匪徒事半功倍，抑可保商恤民＂，故中国银行应由大清银行＂嬗递＂而来，而非＂递嬗＂。这是一句政治上较为敏感的话语，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是彻底地改变了嘛，所以应先是＂嬗＂；而后，在考虑到5万名商股股东和他们的500万两股本利益时，故以延续之，即＂递＂也。因此，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嬗递＂而来，这样表述，较为贴切、准确。
　　今天，百年中行又迎来了她的110周年，有学者认为，现今＂中国银行＂四字，乃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怀在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时所提出，然而朝廷不愿将＂中国银行＂如此之大名赏与盛氏享用；嗣15年后，也就是民国肇始的1912年，当＂中国银行＂应运而生时，才名至实归。对此，笔者却不以为然。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品京堂候补盛宣怀奉旨肩负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同时被授予＂专折奏事特权＂。鉴于西方金融呈现出的作用，以及现代银行业的发展，九月二十六日（11月1日），盛宣怀以＂练兵、理财、育才＂三条要务，奏疏朝廷＂自强大计＂，其中，建议大清效仿西方设立银行。盛宣怀提出：＂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来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盛宣怀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奏疏
　　上海外滩6号中国通商银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华资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对外挂牌，取名为＂中国通商银行＂。这是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人在中国大陆上海设立第一家＂丽如银行＂50年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
　　然晚清重臣张之洞对中国通商银行之成立却颇有微词，谓其＂不中不洋，亦官亦商＂。张之洞所言一语中的，我们从中国通商银行的行名英译＂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就不难看出，＂IMPERIAL＂一词，其实已表明这是一家官商不分的皇家银行。辛亥革命后，革命成功者势必要铲除＂大清＂痕迹，中国通商银行不得不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将其英译行名改为＂THE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这时，其西文才与中文（行名）相匹配。
　　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银两纸币正面
　　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银两纸币背面
　　1897 1912年之间，横跨世纪且有15年之长，无论是慈禧老佛爷还是光绪皇帝，乃至御前王公大臣们，哪个也不会、也不能、更不敢＂臆想＂大清将倾，故＂皇＂仍为至高无上，＂帝＂仍是唯我独尊。从盛氏＂中国通商银行＂在成立之初的西文＂Imperial Bank＂来看，无论汉译或汉意，皆是＂帝国＂或＂皇家＂之意。而15年后中国通商银行更改西文，始与汉名相吻，即＂Commercial Bank＂。故，盛氏奏疏所言之＂中国银行＂，纯粹为＂中国之银行＂之意，即西文＂Chinese Bank＂，而非＂Bank of China＂即＂中国银行＂之说。
　　1912年时盛宣怀
　　故今日之＂中国银行＂，乃民国肇始所创。或许亦因国父孙中山之缘故，国共两党在1949年又都对＂中国银行＂青睐，以致双方均唾手非得不可。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陈毅、粟裕签发命令：命龚饮冰、冀朝鼎等接收在上海的中国银行。龚饮冰就是曾先后出任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校长的龚克之祖父；冀朝鼎也是大家经常在影视资料里看到的曾经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当翻译、后又赴联合国出任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之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南撤广州后即被中共华东局宣布为非法，被称作＂旧中国银行总管理处＂。6月6日，新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上海分行同时在上海外滩对外挂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接收过来的旧中国银行设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如同＂两航＂，一律视为＂起义＂对待。
　　陈毅、粟裕签发的命龚饮冰、冀朝鼎等接收上海中国银行命令
　　1949年12月12日，新中国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北京，将＂中国银行＂牌匾挂在了位于西交民巷＂振武＂牌楼北侧的原河北省银行大楼（该建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拆除）。
　　旧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后又从广州迁到重庆；重庆解放后，又撤退到台湾。中国银行旧总管理处撤到台湾后，曾于1960年在台北挂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国外部＂，并再次复业与大陆抗争。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原＂中华民国＂在海外之财产若不改其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此依法接收。是年12月14日，台湾立法院无奈通过了修正前《中国银行条例》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条例》；当月17日，在台湾的＂中国银行＂更名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英文：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缩写：ICBC；同时将其改制为民营。至此，台湾的＂中国银行＂在与大陆＂中国银行＂抗衡了十一年后，不得不更名。
　　而后，令人啼笑皆非之事还没有完，就在台湾＂中国银行＂更名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的十二年后，其英文缩写＂ICBC＂又与大陆新挂牌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的英文缩写撞脸，中国工商银行的英文是：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英文缩写：ICBC。
　　综上笔者认为，百年中行已创历史且名扬天下，社会勿再臆想其名起源；牵强附会或夸大其词，反倒使其负了盛名。
　　＂中国银行＂题字
　　近来，人们对＂中国银行＂四字的字体饶有兴趣，一些自媒体便纷纷推文，对郭沫若题写的＂中国银行＂四个字品头论足，有的还煞有其事举出＂郭体＂之前的＂中国银行＂，人云亦云地传说是孙逸仙所题，又说是汪兆铭书写，甚至说是袁慰亭＂御笔＂…
　　笔者现就目前见到的五款＂中国银行＂题字，简要的做一介绍：
　　第一款＂中国银行＂乃谭延闿题写。谭延闿（1880年1月25日—1930年9月22日），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清末翰林，旋授编修，其与陈三立（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之父）、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首）并称＂湖湘三公子＂；时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湘菜之源＂组庵湘菜＂之创始人。谭延闿曾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领上将军衔，后授陆军大元帅；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后转任行政院第一任院长。民国初时，在书法界有真草篆隶四大家之谓，即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和胡汉民的隶，谭延闿名列四大书法家之首。谭延闿和于右任的书法，在当时还被颂为＂双绝＂，素有＂南谭北于＂之誉。谭延闿一生致力于颜楷，其楷书以颜体誉满天下。无论是作为时代书法巨擘，还是国府主席，其为中国银行题写匾额在所必然。今天我们看到的谭延闿题写的颜体＂中国银行＂这四个大字，原系镶嵌在苏州中国银行老建筑门楣上的石刻，现珍藏于北京西单的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谭延闿
　　谭延闿题写＂中国银行＂
　　第二款＂中国银行＂为林森题写。林森（1868年2月11日—1943年8月1日），原名林天波，字长仁，号子超，晚年自号青芝老人等；福建闽县（今福建闽侯）人。林森是中国近代政治家，为民国开国时参议院议长，先后担任过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等职。
　　1931年12月23日，林森接替因＂九·一八＂事变下野的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林森以国家元首名义、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代表中国对日本宣战。贵为国府主席，但＂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胡适之语）。林森既为国府主席，为＂中国银行＂题写匾额理所当然。在天津解放北路金融街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的房檐下，我们今天仍清晰的看到林森题写的＂中国银行＂这四个大字，苍劲的隶书，透出张迁碑的厚重味道，这在亦擅长楷体的林森书法里甚为鲜见。
　　林森题写＂中国银行＂（枉言拍摄）
　　林森
　　第三款＂中国银行＂为汪楞伯题写。在上海外滩，今天仍屹立的那座十七层中国银行大厦建造于＂七·七事变＂前后，这是中国银行于抗战前开始自建的大厦，设计者为当时任中国银行建筑课课长的建筑师陆谦受，负责建造的是当今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父亲、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贝祖贻。由中国银行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这座大厦，自然要由中行人自己来题字。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时任中国银行总稽核的汪楞伯先生凭借柳体功力，将＂中国银行＂四个大字深深地刻在了大厦建筑正立面上，至今傲视着上海外滩，让世人肃穆仰望。
　　汪楞伯题写＂中国银行＂
　　另一位擅长颜体的银行书法家、中国银行秘书课的程湘南先生，也以其俊秀的颜楷将＂中国银行＂四个字落在了大厦正门的门楣上，成为第四款＂中国银行＂的题写者，也让今天走进中行的人们抬首即望。
　　程湘南题写＂中国银行＂
　　第五款＂中国银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郭体＂。1955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南汉宸同志在出国访问时延请同行的郭沫若先生，为中国银行在英国新购置的伦敦分行大楼题写行名。
　　南汉宸
　　郭沫若
　　郭沫若题写＂中国银行＂
　　郭沫若题写的这款＂中国银行＂，当时只挂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大楼上，那个时期的中国大陆还未兴起logo标识文化，后又在风起云涌的特殊时期，连传统的老字号匾额都被统统的撤下，并且一扫而光。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华文化才逐渐被唤醒复苏。这时，中国银行在香港延请了出生于广东番禺的国际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为中国银行设计logo。1980年，靳埭强为中国银行设计出一枚行标，后成为今天中行的标志。1986年中国银行决定，在全球统一使用靳埭强设计的行标，成为引领中国金融业启用标识的第一家银行。
　　靳埭强
　　中国银行启用行标新闻报道
　　＂中国银行＂建筑
　　十年前，当2012年中国银行即将迎来百年诞辰之时，上海市政府将上海汉口路50号（原3号）中国银行在1912年挂牌时的原大清银行建筑划归中国银行。十年后，也就是今年，在中国银行成立110年之际，它成为一座中国银行博物馆，面向世人展示百年中行！
　　上海市政府将上海汉口路50号（原3号）中国银行原挂牌建筑划归中国银行
　　近年来，伴随着文化遗产热及中行追寻自身的历史建筑，在一些史料逐步公开后，各家银行纷纷在旧址建馆以展示自身行史。出版界、文史圈、自媒体等也广传一些历史资料及老旧照片，但有些历史资料各方欠缺深入细致的考证，特别是一些老旧照片缺乏审慎的历史考据，以致有些引用将错就错、人云亦云。譬如，坐落在天津原法界八号路（亦称法租界巴斯德路，今和平区赤峰道）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在1929年建造的行屋（旧称，今称银行办公楼）就常被错误的引用。由于不同角度的旧照出现，有人认为它曾经做过大的立面改造装修。但笔者经过审慎考证，发现这是当时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对面的国货银行，而非中国银行。
　　被误引用为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对面的国货银行
　　国货银行对面的中国银行天津分行
　　譬如还有，在天津原英租界领事道（今大同道）坐落着一座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货栈（仓库），业界、行内曾传言该座建筑的设计乃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手笔。笔者后经考证，这座建筑乃是基泰公司建筑师杨廷宝设计的。杨廷宝（1901年10月2日—1982年12月23日），字仁辉，河南南阳人，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曾被誉为＂近现代中国建筑第一人＂，是与梁思成、刘敦桢、童寯等齐名的建筑大师，四人一同被誉为中国＂建筑业四大杰出人物＂。1928年，杨廷宝设计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货栈这座具有流线造型（artdeco）的货栈；解放后仍被作为天津百货货栈使用，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拆除。在天津，我们今天仍有幸的看到杨廷宝大师在与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货栈同一时期（1928年）设计的建筑，即今天仍矗立在和平区滨江道上的那座基泰大楼。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货栈
　　杨廷宝
　　那＂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手笔＂之说又是因何而来的呢？笔者分析，可能是1930年，因梁思成与张镈（清末两广总督张鸣歧之子，杨廷宝的学生）参与了天津城市规划，二人一起曾为天津设计过一整套＂五个十年＂城市建筑总体规划（后未实施），其中就包括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货栈这块区域，遂造成了今天误传中行货栈是梁思成设计的缘故。
　　还有一家机构，在未对自身历史及所在的城市租界历史进行深入地研究时，仅凭一些个人回忆整理出的内刊资料，便打报告给当地政府，欲出资数千万购买一座本不是自己挂牌时旧址的百年老建筑，酿成＂张冠李戴＂的尴尬局面，差点闹出＂烧香拜错佛＂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