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为了尽快展开全国范围内的铀矿金属脉的探测，新成立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后又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二机部）从各个部门抽调了不少专业技术人员，后来又从多个省市和部门调集了上万人的找矿员，其中包括从朝鲜归国的500名志愿军无线电通信兵和数百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分别成立了一南一北两个铀矿勘察队。其中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四省区，为三O九队，选调干部193名，限3月底调齐，在长沙报到；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六省区，为五一九队，选调干部294人，限3月底调齐，在乌鲁木齐报到。大部份人刚刚过完春节就接到了紧急通知，但是都不知道去长沙干什么，当然去乌鲁木齐的人也不并知道还有一波人也在长沙要聚集。整个行动都是很秘密的，连自己父母都不能说。根据父亲的回忆录记载，当时被选中的有好大一部份都是从中南矿冶学院毕业的学生（当时大学生和专科生毕业都定位为干部），要求三代以内根正苗红，未婚，政治上绝对可靠。 这样大规模的人马调集，而且还是秘密调集，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随着第一批铀矿勘探队三O九和五一九两个大队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探铀，这支神秘的队伍翻山越岭、穿江过沟，多的时候几百人，少的时候十几人，甚至里面还有外国人（苏联专家及家属），加上解放初期老百姓警惕性非常高，或多或少会引起人猜疑。因为受严格的保密纪律约束，铀矿勘察人员虽然在各地频繁活动，却又不能表明自己是干什么的，常常就免不了造成许多误会。但当时刘少奇有批示，队伍组建时，只准省委第一书记知道调集这批干部的真实目的。另外，苏联专家也一起参与搞普查，专家平时特别看重工作的保密性，所以，中方负责的人就时常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平时他们难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找当地政府和领导解决问题，可人家一问，他们往往又不好深谈，显得很不够意思。 有一次，在乌鲁木齐开大会，叫杨士文也参加。他到那里一看，发现都是乌鲁木齐各方面的领导人，还有各个地区的官员，伊犁的、塔城地区的都来了。伊犁的州长是少数民族，对勘察队的人非常不满。他说：我们当州长，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嘛。你们五一九队的人找我们，要人给人，要车给车，要什么都支持你们啊，但是我问你们到底搞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们，我们很有意见，很伤脑筋。 杨士文实在没办法，向上级请示获准后，就在会上把整个情况作了汇报，以缓和局面。结果大家都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支持地质队。 由于保密，杨士文老婆去探亲，也不知道杨士文在哪里住，就只知道乌鲁木齐54号信箱。杨士文说，人都说我老婆，你爱人在信箱里头住啊，你去那怎么找啊，她说没办法。千里寻夫。那时候可以坐飞机，但她不坐，带着我几岁的小儿子来乌鲁木齐。两个下了火车就傻眼了，碰巧我们那个司机看着她像东北人，带着孩子左顾右盼的，就上前问她：你是不是杨士文的家属？她说是啊。这就把她接回来了。到了驻地，我什么也没有，就一个洗脸盆，还有一个小箱子，13块钱买的，其余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我们先前从北京走时有限制，一个人只准带13斤重的行李，多了不准拿，其他所有东西都扔下了，上飞机就走。有个姓赵的，叫赵中清，头天晚上定下来，说你明天凌晨4点钟上乌鲁木齐，第二天早上他就坐飞机走了。那时候服从工作分配，讲究组织纪律性，工作确实好做。 五一九队先是在新疆找矿，后来又去东北。东北找矿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因为原始森林多，气候极端寒冷。曾卓荣说，我们去辽宁、吉林、黑龙江，另外加上内蒙古东部赤峰这一边。当时已经是10月底，黑龙江很快就要进入冰天雪地的季节了，可我们为了抢进度，给下一年编制计划做准备，仍然集中了一些技术骨干去那里找矿，这个队管技术工作的是李耕，十八子李，耕田的耕。他带领我们冒着白天零下10度到20度的严寒出发。这是1960年冬天，不仅天寒地冻，而且正处困难时期。为了找矿，我们每天要爬一二百米的山，完了再回到据点，要填地质图，填放射性图，每天早去晚归。晚上没有棉帐篷，睡的都是单帐篷。你想想，零下10度20度，这还是白天。晚上要降到零下30度到40度。我以前没有经历过，光听说在哈尔滨，在黑龙江北边天冷得人小便之后要拿个棍子敲，那是笑话了，但这尿在大冷天确实冻得很快。我们晚上睡觉时，下面垫了个皮大衣和棉被挡着寒，上面还是非常冷。单帐篷里生一点柴火，不管用，那时候又不容易弄到煤。所以，大家进了帐篷，都不大敢伸手。有时晚上小便，只能撒在一个铁桶里。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它都结成冰了。只有用凿子凿，凿完以后晚上再用。还有这个粮食，那是太缺了，一个人才八两，没有油。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坚持着把工作做完。坚持着怎么把铀矿找出来，使我们第一颗原子弹能够得到充足的铀资源宝藏。 地质勘察人员活动的地方，往往都是一些人迹罕至之处，有时也要在防范甚严的边境地区行动。有一次，在云南和缅甸接壤的国境线上，边防部队扣留了几个地质队员。因为他们头戴耳机，身背步枪，盘查中还拒绝说出到这里来的理由，只说是地质部三局的。边防部门只好打电话，通知三局到云南办理人员交接手续。 三局听说自己的人被边防部队扣住了，反倒放下心来。勘察队员在野外只顾集中精力探矿，有时走着走着发现了国境标记，感觉到事情不妙，正想赶紧往回撤，边防部队早已发现了。边防战士把他们扣起来以后进行审查，问他们带的是什么东西？他们不能说。问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这个就更不能讲了。如此一来，人家就不免怀疑了：这真是些奇怪的人，又是小分队，又有报话机，又有武装人员，又有这样特别的新式武器（探测器），会不会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 当然，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不顺当的事情存在。刘杰和雷荣天在向薄一波主任和中央汇报关于地质工作的情况报告中，就专门谈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所调干部中有人不安心工作，还有人逃跑，有人拒收津贴费，准备任分队长的南昌地委工业部长拒绝接受工作，等等。至于一些工作人员以特殊人物自居，不能正确处理同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关系，甚至产生违法乱纪的情况在一些勘察队也不同程度地发生过。老百姓反映说，这不是地质队，这是野蛮队。这些不顺的事情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有关工作的加强都得到了化解。 在地质部最早成立的铀矿勘探队伍中，三O九队主要负责中南地区的铀矿地质勘察。他们活动的范围大致在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一带，和新疆等地还不太一样，这里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也比较便利。除了调入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外，三局还招收了大批初高中毕业生，以满足铀矿勘察的需要。陈金陵就是三O九队在湖南招进的中学生。 1955年7月，陈金陵在长沙市一中读完初中，因为家庭很困难，念不下去了，做木匠的父亲就让他跟着自己学手艺，眼下可以帮着养家糊口，以后也可以凭手艺吃饭。母亲不情愿，觉得儿子会有出息的，想让他继续读书。学校也劝说陈金陵升高中继续学习，可他家里的确十分贫困，姐妹六个，父母要养活八口人，还欠了很多债，实在没什么好办法。这时三O九队正好要招一批人，条件是历史清白，本人表现优秀，学校便推荐了陈金陵。第二天一清早，陈金陵和50个年纪差不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学生赶到了三 九队，这一天是8月23日。他记得三O九队的一位副队长在食堂讲了一通话，然后大家一起喝了些酒，第二天便将他们拉到了郴州。 在郴州下了火车又上汽车，陈金陵他们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三O九队到底是干什么的。晕晕糊糊到了宜章县里的一个老汽车站，这里是三O九队的二分队。周围环境非常陌生，怎么在汽车站里住下了？陈金陵心里直犯嘀咕。紧接着，队里就让他们学习探测仪器的性能与使用方法，这种装备是苏制的4M仪器。只学习了一天，就把他们分到小队去了，做找矿员，也叫操作员。陈金陵被分配到了一小队，队长是伍锡祥。 陈金陵说，第一站到妙城，那个地方很苦，正好是10月份下雨天，不到一个星期，我们的脚指头就都被水泡烂了。一块来的年轻人情绪都不高，说这么苦啊，天天爬山，后头还有一个公安跟着。过了些日子，领导发现我们心思不对，就给我们说，公安不是冲你们来的，不是怕你们跑掉。这个机器是苏联的，一架设备相当于是用一车皮鸡蛋换来的。你们学过保密纪律，千万不要把仪器搞坏了。你们不管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和老乡交谈。有时我们碰到老乡，如果看到有人在看这个仪器，公安就会马上过去把他赶走，所以神秘得很。后来到桂东工作了不到一个礼拜，就接到上级命令，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我问到哪里去？他说你跟我们走，到那里你就知道了。后来我们才得知，我们新到的是金银寨地区，那个时候叫15号航测点。 1955年9月，三O九队的航测分队在湖南郴州地区进行测量。一架苏制飞机在郴州以北的粤汉铁路线一带盘旋，在距地面约60米的高度，沿地形超低空飞行。机舱内，航测仪的模拟记录不停地在纸带上打出反映地面放射性强度的曲线。突然，模拟记录纸带上出现了一个又尖又窄的峰形。航空操作员米沙立即兴奋地向机长格里申克报告：发现异常！ 按照预定程序，飞机抛下了一个石灰包。包内的石灰落地破碎后，在一面山坡上形成了一片白色，以便于地面找矿人员寻找。飞机发现有放射性反应的地方在许家洞附近的一片山上，反应强度大于23伽玛。 九队第二分队的一小队赶到了这里，进行地面勘探，以证实金银寨铀矿带的存在。第二天早上，组长张万生吹响哨子，叫大家赶快从行军床上爬起来吃饭，七点半跟他上山。山比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仔细工作。 到了一个山沟口上，张万生对陈金陵说，小陈，这条线路是最苦的，你从这里到前边那个很陡的山头翻过去，你的测线就这么多。陈金陵估计这条线大概有三四公里。张万山之所以给陈金陵分配了一个比较难爬的区域，是因为他是大个子，随同他一起进沟的是公安战士李九斤。陈金陵头戴耳机，左手拿着《野外工作手册》，右手拿着仪器，伸出探管东点点西探探，每20米记一个数值。山沟里有一条小河，水有齐腰深，陈金陵只好把仪器举起来，让李九斤用枪拖着拉过河去。走了一两公里，耳机里突然哗哗响了起来，仪器上的指针升到三档了还打不住，把探管一拿开，机器就不叫了。陈金陵注意一看，眼前有一块很大的石头，陈金陵以为是仪器坏了，忙换个地方探测，一测又正常了，但一接触那块石头，反应值又很高。陈金陵这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高的异常情况，便马上告诉李九斤，不要忘了这块石头，一定要记住这个石头的位置，以后还要找人来看的。 又爬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才到了山顶。一看好险，一条长长的硅化带，露头约两百多米长，形成一条屏障，很难爬上去。陈金陵说，公安李九斤个子也挺大，生下来有九斤重，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我们两个互相拉拽，慢慢攀登，人扛人，把我顶上去。爬到大概二十多米的地方，突然发现探管又响起来了，我就说老李啊，到底是刚才把机器搞坏了呢，还是地方找不到了？我说我实在爬不上去了，你上去看一看。结果这次是我硬把他顶上去的。他的劲还是蛮大的，一撑就撑上去了。我当时背着仪器不好上，他上去以后就把那支日本鬼子的三八枪顺下来一截，死死地抓住那条枪带，我就抓住那个枪托拼命地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后，哎哟，怎么搞的，仪器打开不得，一打开就叫。 陈金陵以为仪器坏了，往远处走了一段，结果走了好远，仪器又正常了。这一下他心里有数了——石头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滚下去的。陈金陵就往回走，仪器又叫，耳机里的脉冲声响个不停。陈金陵兴奋不已，说，哎呀老李，找到了，我们要找的地方找到了。 测了一会儿，陈金陵取出地质锤，想按地质员的要求敲块石头标本，敲了一气没敲下来。李九斤说，你没劲，让我来打。结果却啪的一下把锤子打断了。陈金陵说，咱们都记着这个地方啊。李九斤一边点头一边说，一点半左右了，吃饭吧。两点左右，陈金陵想到前面看看有没有异常，结果那边下不去，就说今天不早了，回去告诉他们明天再说吧。 下午一回到驻地，陈金陵便直奔张万生住的帐篷，汇报了异常点的情况。第二天，他们四个人抬了一筐石灰上了山，陈金陵把众人带到异常点上，张万生亲自背仪器开始听测，万茂勤还画了一张地形地貌素描图。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叫陈金陵把石灰拿到一块比较平的石头面上，撒了一个直径约5米的圆圈。到了晚上，伍队长把陈金陵和殷俊显等在不同测线发现了异常点的操作员叫到一个帐篷里，并且还在外面站了四个公安战士放哨，怕别人听见。 伍队长悄悄对大家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造原子弹的铀矿。除了我告诉你们的这句话，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对外人说这件事！ 苏联对中国的原子能援助有个前提，就是发展核工业离不开资源，必须等中国勘探提交一定的铀工业储量后，两国再具体谈判苏联援建后续核工厂、实验室等各类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完成设计、交付设备的期限等事宜。当时，铀矿勘探人员已经在全国发现了多处铀矿点，第十分队接下来对金银寨一带铀工业储量的初步揭露表明，这里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袁成隆当过武工队长，做过地委书记，1956年到二机部担任副部长之前，他在中央书记处二办当局长。现在由于是新组建的一个部，所以他既要管生产，又要兼着搞政治工作，还要处理苏联专家的相应事务，编办部里的报纸，并且兼管着劳动、人事这些工作。周恩来说他，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啊。袁成隆说我们刚建的新部，有工作就抓吧。他和宋任穷、刘杰都相处得很好，两位部长几次去苏联谈判，一走几个月，家里工作就都由他来担着。袁成隆说，我到二机部第一件任务，就是让我带着专家去看矿。先到广州，那时候是冬天，我们去广州一个花市看了看，然后坐火车到湖南，主要看湖南郴州的金银寨。这个矿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矿脉上发现了铀的金属脉，当时世界上的权威，包括西方的，都认为花岗岩不可能有铀矿，但是中国的地质工作者就在花岗岩里头发现了铀矿。我们的地质队在郴县深山老林里打了一百多米坑道，伽玛反应很高，而且储量还不小，品位比较高，从山顶到山脚有三条这样数百米长的深沟。金银寨完全是花岗岩，我们后来好多试验用的原料都是从金银寨这个矿开采的。苏联专家一开始不相信，他说花岗岩里头不能有铀矿的，所以我带着专家专门去看这个。看了以后，他们信了。我们给了他数据，给他伽玛仪试验，一看那里确实有矿。原来他是不相信的，开始看不起我们的。我们的地质队刚成立不久，但是能从花岗岩里发现铀，这一发现，不仅中国，甚至在国际上都重视了在花岗岩里找铀矿，对以后原子能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在金银寨呆了几天，苏联专家也很佩服我们，说这是对铀矿发展的一个新的重大发现。金银寨是中国第一个建成的大型铀矿。 1957年2月，刘杰和刘伟到苏联谈判，谈了半年，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苏联提出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规模取决于中国有多少铀矿，有多大规模。中方提出一边建设工厂，一边找铀矿，苏联人说，这是冒险的，也不合乎逻辑。苏联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矿山建起来了，储量却只有很少几吨，只好关闭。 苏联人所讲的这些是有道理的。刘杰他们经过研究，当即决定，启动核工业设计工作，一定的铀金属储量由勘探程度较好的金银寨提供；派三局副局长张华率领工作组，坐镇现场，6月底以前必须完成任务。要求张华三天汇报一次工作情况。 张华带着有两名苏联地质专家参加的工作组到了金银寨，勘探设计工程正在展开，地表部分每50米一个工段，五层坑道，四层已经开工了。工作组看到，工地上的厨房都没弄好，大家在露天吃饭。张华和工作组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施工地方的石头硬度非常高，虽然专门请了苏联有30年钻探经验的老专家古德耶夫，还是打不进去。因为石头太硬，打进去以后老出卡钻事故，古德耶夫这个老头虽说有经验，但以前是打砂岩，打这种合成岩或变质岩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他也很犯愁，干脆人在钻机上不下来了——打不了我不下钻，也不吃饭。 张华一看，这怎么行呢。就去找古德耶夫谈心，劝他慢慢捉摸。一般矿山打钻的钢钎用的是碳素钢。可这种碳素钢钻头在金银寨根本钻不进那种石头，只能用钨合金钎头。但这种钎头有时候也打不进去，打半天只打进去几厘米钎头就坏了。钻进的成本太高，钎头消耗量过大，国家供应的数量也没有那么多。眼看进度太慢，又出现了超支，也没什么解决的办法，金银寨铀矿副矿长刘宽去北京开会的时候，干脆给上头带了几块岩心——金刚石的硬度够厉害了吧，也不过就是划玻璃嘛，好，你们瞧瞧我这个石头硬不硬。 刘宽拿出自己带来的岩心，将石头上带楞角的地方放在玻璃上轻轻一划，就出现了一条沟痕。 果然，用不着再多说，上级答应马上给增加钎头，增加造价，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刘兴忠那时候也参加了三局张英的工作组，他说，出于保密的需要，地质部只有刘杰一个人管普查第二办公室的工作，其他人不能过问。后来宋任穷来了，宋部长到苏联去谈判，要求他们帮助设计矿山，苏联提出来说金银寨这个地区必须要有一定的储量，才能进行矿山设计。所以，宋部长很着急，从莫斯科打来电话，打到部里头，告诉我们三局，到1957年底一定要拿出既定的储量来。三〇九队派李凤祥跟我参加工作组下去协助勘查工作。不仅部里去人，苏联还派了保矿部副部长斯密尔诺夫带着五个专家来中国。他来以后，看了几个点的矿床，给金银寨打了4分（5分是满分）。他认为金银寨的成矿条件比较好，远景不错。 地质队员的工作不仅仅是艰苦和危险，还长期背井离乡，一年有时候只回家一次。刘兴忠说，主要是大家有信念，就是为了地质事业，尽早找出矿来，那阵儿顾不上什么个人问题。苏联专家对我们很不理解啊，他有一次跟我讲：刘——他管我叫刘，我很不理解啊，你就这么一个人到这边来，家人也不来，能行吗？我说那有什么不行的。苏联专家都带着家属，他们定期回长沙，跟家属团圆。 在这期间，宋任穷、刘杰和雷荣天几位部长都先后到金银寨检查工作。湖南是宋任穷的家乡。原子能工业建设初期，勘探铀矿的任务最重，宋任穷几乎去过所有勘探铀矿的地方。他说，当时我的年纪还不算大，不到50岁，上山都可以跑着去。不论冬夏都和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边吃边聊，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对苏联专家尽量照顾，给他们单独砌了小房子住，还单独安排伙食，有时我也陪那么一两次。你不陪他也不恭敬啊。地质找矿工作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老林，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并且还都是两地分居。有时候走在路上碰到一些人，把我挡住，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谈到如何把他们的家属调来，我说这个目前不可能，你看现在我们都一起住帐篷的，你家属能住帐篷吗？我们房子还没有砌起来嘛。他说我也晓得你解决不了我两地分居的问题，我就是要同你讲一讲，让你知道咱们两地分居不容易。 1957年6月，金银寨关于铀工业储量的一份报告送到北京。这一勘探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满足了苏联提出的有关援助条件，确保了下半年矿山和水冶厂设计工作的启动。 中美对抗从未停止，可能还将持续发展。为什么中国可以取得这些成就？为什么中国会受到欧美打压？其背后的历史真相会告诉我们一切。因此，一直有一个愿望:写一个关于＂两弹一星＂的系列连载。真实地写，写出事情全部的真相。当然，我知道这非常难。因为当年参与建设和实施这一伟大工程的人员现在健在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各种资料档案在历次军改过程中早已消失，只能凭借一些历史档案、人物传记和当事人零散的记忆口述了。名字暂定为《大国命运:核武风云》，看看能不能用一年时间码出来。希望各位看官喜欢。 大国命运：核武风云（18）神秘的新疆五一九大队 大国命运：核武风云（20）聂荣臻亲自挂帅＂两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