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下剥夺毛主席指挥军事权力（2）

　　话说1933年2月11日，按照中共中央局的命令，红22军占领里塔圩，国民党守军退集南丰城；新丰街国民党守军因被红军截断归路，即退至南城。
　　2月12日晚，红3、红5军团各一部向南丰西北国民党军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
　　再说2月中旬，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休养了4个月之后，返回了瑞金。不久，毛泽东派人到汀州接傅连暲和他的全家人，连同医院一起搬到瑞金。傅连暲有病，身体不好，毛泽东就派中央政府的人用轿子抬着傅连暲和傅母走了40公里，进了瑞金城。
　　红军的第一所正式医院——中央红色医院，在瑞金杨岗一座祠堂里成立了，傅连暲是院长，同时，兼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此时，毛泽东已被排除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而中央政府的实际大权则被＂左＂倾的中共中央局所控制。＂左＂倾中共中央局运用他们的权力，责成毛泽东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开展查田运动。
　　这次查田运动，就是一个反对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又要毛泽东去参与领导的运动。按照组织原则，毛泽东必须执行。明明是针对自己的主张，而且已经被证明了是正确的主张，却又要自己去领导去纠正它，而且还要跟着博古一些人宣传他们的＂口号＂。
　　毛泽东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不过，他在查田运动的实践中，在领导广大人民同封建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努力纠正一些偏差，尽量把＂左＂倾冒险主义过＂左＂的土地政策的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左＂倾冒险主义者与在实践上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的同时，在思想路线上又拿罗明开刀，向毛泽东发起了猛烈地攻击。
　　2月15日，中共中央局为了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消除毛泽东的影响，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宣布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职务。
　　罗明接到通知后，先回到了省委，后又奉命到瑞金做检查。
　　从此，罗明离开了福建，被调到中央党校任教育处长。罗明的两份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的，提出自已对工作的意见，在组织形式上是合法的，是党纪允许的；在意见内容上，也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但是，＂左＂倾的中共中央局却抓住这两个报告不放，将罗明的意见说成是＂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全党上下和各根据地内开展了一场反对＂罗明路线＂的大斗争。
　　罗明在工作中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由于毛泽东在苏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中央局不敢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罗明，开展反＂罗明路线＂，以批判罗明路线为名来批判毛泽东路线。
　　2月20日，中共中央局又公布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称罗明路线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已公开走上取消党、取消群众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便是取消主义的政纲。
　　2月24日，中央派代表到长汀召开各种会议，把省委内对罗明斗争不坚决的刘晓等人，指责为对这场路线斗争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等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都撤换掉了。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罗明在建国后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王明一伙反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西也提反江西的‘罗明路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因为毛主席的威望高，就拿我开刀，说我犯了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领导开展这场反＂罗明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诚恳地检讨说：＂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陷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再说2月22日，红军前线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奉命进攻南丰受挫后，大胆地做出了违背中共中央局命令的决定，以红11军伪装成红1方面军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运动，将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引向黎川方向，掩护红1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红1方面军主力则从2月23日起，陆续撤出战斗，秘密转移到以东韶为中心的南团、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2月26日，国民党军第1纵队第52、59师分左右两路从乐安分别经宜黄南部的太平圩、登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和东坑岭、霍源，向黄陂前进，准备与从宜黄南下的第11师会合。
　　2月27日，红1方面军鉴于国民党军分散，态势孤立，即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以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以红12军为预备队，在黄陂地域的摩罗嶂山区设伏。
　　2月28日，国民党军第52师、第59师进入伏击圈，红军左右两翼在黄陂地区的登仙桥、蛟湖和霍源等地，将其分割包围，经过激战，52师、59师基本被消灭，师长李明、陈时骥13000余人被俘；红军缴获步枪10000余枝，迫击炮40余门，短枪5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子弹数百万发，无线电1台。
　　黄陂战斗尚未结束，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从南城、南丰地区增援第1纵队两个师，企图夹击红军。
　　1933年3月2日，红1方面军主动向宁都县的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寻机歼敌。
　　3月上旬，蒋介石鉴于围剿中央根据地失利，将国民党军缩编为两个纵队，由＂分进合击＂战术改为梯队轮番推进。
　　3月15日，国民党军两个纵队从宜黄地区出发，南下广昌，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3月16日，国民党军前纵队进至新丰、侯坊、草台冈一带；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等地。这一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令红11军到广昌附近活动，吸引国民党军前纵队加速前进；令红军主力向北移动，寻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0日，国民党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的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进至东陂附近。
　　红1方面军鉴于国民党军前后纵队相距50公里，后纵队力量又比较薄弱，遂决定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独立红5师为左翼；以红5军团和红12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在草台冈、徐庄地域设伏，攻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1日拂晓，红军各部趁着大雾弥漫，突然向国民党军后纵队发起攻击，经过1天激战，歼灭其第11师大部。陈诚靠它起家、自称没有打过败仗的第11师，只逃走了不过1个团的兵力。
　　陈诚在抚州听到第11师几乎全军覆没，急得吐血，急令残部向宜黄撤退。
　　第二天，红军各部又在东陂等地歼灭第59师残部和第9师一部。此战红军俘敌6000余人，缴获枪支6000多，击毙了3个团长，击伤第11师师长萧乾和他的参谋长及32旅旅长，31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
　　至此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早已预定好的乐安、宜黄一带地区战场上被红军打破了。
　　蒋介石在南京闻此噩耗，也怒不可遏，大骂陈诚无能。他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后来蒋介石于4月10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他宣称：＂抗日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处罚。＂
　　蒋介石对在第4次围剿中失利的将领进行了严厉的惩处：将陈诚降职1级，记大过1次；将第5军军长罗卓英革职留任；给第11师师长萧乾记大过1次。
　　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中央苏区上上下下一片欢腾。红4军政治宣传部李卓然乘兴写出了一出话剧，叫做《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杀上了庐山。寓意蒋介石的统治就像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就会消融。
　　罗瑞卿为了演好这个戏，在罗荣桓的支持下，动员红1军团主要领导都上台参加演出。
　　林彪听罗瑞卿说要他自己演自己，便说：＂好，演就演。但是有个条件。＂
　　罗瑞卿问：＂什么条件？＂＂你们安排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同哪个打仗呢？＂＂同王金钰。＂＂他算老几？我不跟他打！＂王金钰不过是国民党军的1个军长，林彪嫌他太小，不住地摇着头。
　　罗瑞卿就说：＂何应钦怎么样？改打何应钦！＂＂何应钦？＂这何应钦可是国民党的军政部长，还曾经兼任过＂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
　　林彪沉思了一下，还是嫌小，但他没好意思说出口。聂荣臻深知林彪的脾气，就说：＂罗长子，你就干脆改成蒋介石得了，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林彪连连点头，说：＂嗯，好！咱们跟蒋介石对仗要得！＂
　　罗瑞卿刚要走，林彪又叫住他问：＂罗局长，你打算叫哪个演蒋介石？＂罗瑞卿说打算让宣传队负责人藩振武来演。林彪对藩振武不中意，他说：＂还是你来演嘛！保卫局长演蒋介石，更能抓住敌人的本质特点。＂
　　林彪知道罗瑞卿善演蒋介石，他不仅在台上要和大人物对阵，而且要扮演这个大人物的演员也要像个样子。
　　后来罗瑞卿还别出心裁，要在戏中出一个女角宋美龄，活跃场子上的气氛。可是找遍部队所有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合适的。没办法，只好抓了一个小秘书来男扮女装。这个小秘书叫童小明，在罗瑞卿手下干事，只有十七八岁，人不仅聪明，而且长得又白又漂亮。他穿上旗袍，包上花头巾，走起路来扭动几下腰肢，还真像那么回事。
　　林彪对演出投入了空前的热情。他以前没有演过戏，而且被公认为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大家都担心他在台上过于拘谨、呆板，会出洋相。谁知林彪一上台，竟出人意料地抖出了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庐山雪》演出开始了。舞台上，红军已经打下了南昌，军团部就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大楼。不过，舞台上只摆着1张桌子，几把椅子和桌子上的一部电话而已；另外，墙上挂有1张军用地图。
　　林彪大模大样地走上台，刚坐下，电话铃响了，他马上拿起话筒，拖着湖北腔说：＂喂，我是军团长，什么事？＂台下观众有的憋不住笑，用手捂住了嘴。只听电话里有人
　　请示说：＂我们现在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请示军团长，怎么处理？＂
　　本来，剧里的台词是：＂统统收下！＂可是林彪临时改了词，他顺口说：＂用船装！＂对方一听不是原词，只好接下去说：＂船已经装满了。＂林彪一听有点不耐烦，就说：＂用汽车嘛！＂
　　＂报…报告军团长，＂对方还在提醒他：＂汽车也装不下了。＂＂那……＂
　　这一来反倒是林彪没词了。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顿时急了，他怕万一林彪一生气，摔了电话机下场去，这戏可要演砸锅了。
　　他捅捅在电话里说话的那位演员：＂你把那句话说了不就完了吗？＂没想到那个演员也紧张，他错会了罗瑞卿的意思，急匆匆地点点头，张嘴就说：＂汽车也装不下了，怎么办？＂罗瑞卿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
　　没想到台下的观众看得十分投入，他们根本不知道幕后的人已经急得团团转。正在此时，编剧李卓然急中生智，他代替电话说了句：＂报告军团长，我们都收下了。＂可是林彪又来了一句：＂当然全部收下，还能给蒋介石留下吗？哎呀，这么多东西，怎么搞法吗？＂戏演到这份儿上，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演下去了。
　　林彪也知道自己说错了，但他看上去还很镇静，终于想起了下面的戏文，就说到：＂你莫忙，莫忙，我们开会研究一下，马上告诉你。＂接着回头叫道：＂罗主任，罗主任！＂
　　此时罗荣桓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他听到林彪叫他，只是坐在那里笑，不想出场。
　　罗荣桓在青岛大学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却没有登过台。现在又患疟疾，浑身无力，根本无心演出。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罗主任呢？＂他见没人搭腔，灵机一动，马上又命令道：＂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开会！＂于是，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给推上台去，戏终于演下去了。
　　最后，罗瑞卿扮演的＂蒋介石＂被押上台，接受审问。林彪说：＂你就是蒋光头吧！＂台下轰然大笑。罗瑞卿：＂是，是，在下就是。＂林彪：＂你怎么叫我们抓住了？＂罗瑞卿：＂我的飞机坏了。＂这些对话都是原台词，可是林彪就不想受束缚，他要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发挥：＂你怎么长得这么瘦？像个骷髅。＂
　　罗瑞卿一听林彪又跑了调，也只好随机应变了，便说道：＂我整日挖空心思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林彪：＂怎么不吃补药？＂罗瑞卿：＂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肛肠不好，我吃红肉拉自屎，一肚子坏水。＂林彪：＂你是浙江人，怎么满口四川话？＂
　　罗瑞卿应付自如，他顺口说道：＂我现在有奶便是娘，有房子便是家。为了打红军，我连家都不要了，祖宗也不要了。＂
　　台下的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林彪、罗瑞卿二人配合默契，大展风采。李卓然听到最后，暗自佩服，他觉得这出戏经林罗即兴改动，反而更加生动更有特色了。
　　话说1933年初春，王观澜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情况：他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了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以便补充修改。出乎意料的是，连去几次，乡政府大门都紧锁着。
　　有一次，他碰到了乡苏主席，约好开会时间，可是，到了时候谁也没来。王观澜怎么也想不通，叶坪是党中央、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里农民群众的生产情绪为什么会这样低落？他就找乡苏主席谈话，得到的回答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王观澜便直接去访问贫雇农，终于听到了实际的反映：粮食不够吃，分田不公平；过去收租、放债、摆架子不干活的人，又钻进了农会，摇身一变都成了＂贫苦工农＂了。农会给逃亡地主还留着田，真正的贫雇农分到的田地又少又坏。
　　毛泽东听了汇报，非常赞赏，他告诉王观澜说，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3月，毛泽东派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县叶坪乡，开展查田运动的试点工作，正式展开了中央根据地的查田运动。毛泽东的想法，是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一天夜里，贫农团准备开会，王观澜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好！好！把群众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他们来到会场门外停下脚步静听，屋里正热烈地争论着。
　　毛泽东一听，就高兴地说：＂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斗争胜利的保证。＂
　　叶坪试点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对划分剥削阶级的阶级成分，是在严格掌握剥削方式、剥削的时间和剥削的数量上，区分地主同富农的界限；对如何严格区分富农和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界限等方面，也作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经验。
　　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以此为基础，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
　　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局发来一份指示电，其中关于毛泽东的问题，指示电中说：＂对毛泽东，必须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并给以同志式的劝导，使之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领导工作。＂
　　由此，博古、张闻天等人不敢动毛泽东，就只好又开始对毛泽东的拥护者们下手了。
　　3月31日，中共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
　　邓小平是于1931年8月在上海汇报红7军的工作后，来到中央苏区的，先是担任瑞金县委书记，自1932年开始，调任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
　　此时，毛泽覃任中央局秘书长；原来曾先后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和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谢唯俊，现任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任总前委秘书长。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是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局说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纯粹的防御路线＂，还给他们扣上了＂反对中央局活动＂的帽子，加上反党派别小组织的罪名，要求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在他们的＂申明＂中，批驳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他们的污蔑；他们在＂申明＂中还说：＂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等人被送到红军总政治部接受批判。邓小平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低估了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但是批判他的人还是不满意。邓小平只好说：＂我再也没有别的可说了。＂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又出了一个大叛徒孔荷宠，他坐着国民党的飞机飞到瑞金上空，指示目标进行轰炸。中共中央局、中央政府不得不离开叶坪，迁到瑞金西郊沙洲坝附近的乌石垅。
　　博古看中了下肖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就将杨宅作为中共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住在沙洲坝村的元太屋，这里距离瑞金县城五六公里。
　　此后，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1年零3个月。毛泽东住所的正屋前面有一道土筑的围墙，门前有两株连根的大樟树，樟树的绿荫下面是一口塘。
　　有一天，毛泽东发现老表在水塘里挑饮用水，这水又混又有虫子，就问是怎么回事。
　　老表回答说：＂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浇地、洗菜，全都是靠这水。＂
　　毛泽东问：＂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干净水？＂老表说：＂那边乌鸡岭下有一股山泉水，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
　　中央机关来了后，村里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
　　毛泽东听了老表的话，一直思索着怎样解决吃水难的问题。
　　第二天，他带着有关人员到附近进行实地考察，见乌鸡岭确实有一股山泉，就立即组织红军干部战士用粗竹子做水管，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来，用一只大桶把水接住，暂时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燃眉之急。
　　但是，因为路途太远，沿途竹管子漏水又多，用水还是个大问题。
　　毛泽东决定在村里打口井，彻底解决用水困难。老表们听说毛泽东要打井，都表示怀疑，他们说：＂沙洲坝自古以来都没有打过井，再说也没有人会打井啊。＂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战士们打了一口井。可是，这口井附近有坟场，群众都不愿意吃这井里的水。
　　后来毛泽东带人又重新选择地方打了一口井，使群众喝上了清甜的井水，再也不喝水塘里的脏水了。沙洲坝人在井台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上刻两行醒目的大字：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93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有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参加的关于＂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定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予他们组织上的处分。
　　5月5日，中共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同志2次申明书的决议》，全部或部分地撤消了他们在红军、地方和党内机关的领导职务，并在会上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做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消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后来又被撤消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据统计，在反＂罗明路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头将他粉碎＂，所以在中央及省各级领导干部中，有187人受到点名批判；有33人被撤销职务。
　　除了前边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以外，还有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萧劲光、刘晓、谭震林、陆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坚贞、方志纯、郭滴人、贺敏学等等。
　　贺敏学的罪名是：在军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他被撤消了红24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毛泽覃的妻子、瑞金组织部的副部长贺怡同时受到了牵连，＂左＂倾冒险主义者逼着她揭发毛泽覃，并要求她与毛泽覃划清界限。
　　生性豪爽的贺怡坚决地说：＂毛泽覃是个好同志，我没有看到他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
　　于是她就被撤消了职务，被送进党校学习。中央党校校长博古要开除她的党籍，经副校长董必武力保，才保住了她的党籍，但仍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后来又把她下放到瑞金一个区，去做群众工作。
　　董必武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逃到了日本。后来他又到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于1932年9月来到中央苏区。＂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连与贺怡在一块生活的父母也不放过，他们说贺家成份不好，就是一些在组织内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的工作，也不让贺焕文夫妇插手了；贺怡的老爹老娘没有办法，只好又去教书挣钱，维持生活。
　　贺怡想不通，就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去诉苦。此时，贺子珍也不能幸免，她长期管理文件，也被改为收发员了。
　　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就这样，博古还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
　　此后，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再接近毛泽东了。毛泽东为了不牵连别人，也很少再同别人谈话。还有一个人的下落需要借此机会在这里交代一下，他就是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贺敏仁起初在黄公略领导的红军里当战士，红6军成立后，贺敏仁成为一名小司号员。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后，有人报告师部领导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走了1000多个花边（即银元——笔者注）。师部立即将贺敏仁五花大绑捆起来，要枪毙他。团长、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待批复后再执行。等到中央回电说可以缓期执行，在调查落实后再做处理的时候，人已经被师部枪毙了。
　　后来查证落实，贺敏仁拿的只是一二百个铜板，折合银元也就是一两块钱，是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
　　后来贺子珍回忆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先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时期，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再说5月8日，＂左＂倾冒险主义者操纵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41次常委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正副总政委；在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这样，＂左＂倾冒险主义者就可以直接操纵红军部队了。
　　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委会议还决定：在前方另外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1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兼1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工农红军总政委兼1方面军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此后，博古、项英便在瑞金主持了中革军委的工作。
　　5月，任弼时被免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自此，任弼时离开了＂左＂倾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罗荣桓被调离红1军团，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当巡视员。
　　就在5月份，谢觉哉也几经周折来到了中央苏区。他到瑞金后，立即赶往毛泽东住处，要求分配工作。毛泽东一见谢觉哉，充满深情地说：＂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老战友，毛泽东让弟媳钱希钧到老乡家里买了3个鸡蛋，算是加了一个菜。毛泽东说：＂我这里现在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
　　不久，谢觉哉开始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5月23日，毛泽东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作了题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史》的讲演。
　　5月26日，张闻天发表《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一文，提出开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该文还说必须要开展查田运动，把分得了土地的地主和分得了好田的富农统统查出来。
　　5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1933年6月1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强调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坚决联合中农＂，要注意＂倾听中农群众的呼声＂。
　　训令同时将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在查田运动中分析农村阶级的指导文件发到基层。
　　6月2日，中共中央局根据毛泽东、胡海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
　　决议错误地认为：在中央苏区差不多占80%的面积，群众在200万以上的地方，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也没有最广泛的发动起来；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执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决议再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
　　决议强调说：这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要＂检举每一个隐藏着的地主与分得好田的富农＂，要没收富农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中央苏维埃政府《训令》和中共中央局《决议》的发布，标志着查田运动就要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
　　毛泽东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让王观澜筹备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让谢觉哉拟一个召开会议的通知。谢觉哉将通知草稿拟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谁知这个不足1000字的通知草稿，竟被毛泽东删改得只剩＂通知＂2字了。
　　谢觉哉望着毛泽东新改的通知，吃惊地问：＂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东西了？＂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和颜悦色地只说了两个字：＂您学！＂
　　谢觉哉回到办公室，反复学习毛泽东删改的通知，立刻意识到自己写的稿子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谢觉哉并不因为自己年过50，被毛泽东称为＂谢老＂而护短，他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学习。
　　6月上旬，博古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史称＂第2次宁都会议＂。
　　毛泽东出席了会议，李富春、陈毅、杨尚昆也列席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他说：＂上次宁都会议确定的军事方针并未实现，相反，红军第4次反‘围剿’采取的仍然是‘诱敌深入’的办法，也恰恰是在1932年9月26日我和朱德同志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中提出的预定战场上，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的申诉不但再次被会议否决，反而还招致了许多人对他的攻击和指责。博古在结论中重申说：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没有第1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时在江西省军区任参谋长的宋时轮后来回忆说：＂第2次宁都会议的具体地点就在军区的作战室，他们的发言我都能听得到。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得简直不像话。
　　陈毅同志列席这次会议，他发了一个言，表扬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建立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功劳，以后又取得第1次、第2次、第3次战役的胜利。＂
　　陈毅在插话中还说：＂我希望上海来的同志和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把中国革命搞好。南昌暴动后的残部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会合，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现在有人认为苏区干部只有打仗一点才可取，其它都不行，这是不正确的，苏区主要是政治方面正确。我再提一个促进团结的方案，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作战。现在，前方战士干部们都在问，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领导我们打仗？这就是统帅和部队的联系。＂
　　在会议期间的一天，陈毅正在写毛笔字，项英看见了，就说：＂你这个人不仅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而且连写字都学他，还挺像的。＂
　　陈毅反唇相讥，他说：＂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那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动辄就说不服你们就是反国际。＂
　　毛泽东在和陈毅聊天的时候说：＂几次想到前方去，也去不成。只好到长汀去休养一下。＂
　　陈毅建议说：＂反正你现在不管事了，前方能去更好，不能去也要和群众经常联系。有机会你也要公开发表一些意见，使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这次我先安排一下。＂
　　陈毅在1971年老干部座谈会上对李富春回忆说：＂散会以后，富春你还记得吗？我们两个就说：要请中央的同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在省一级的会上做一个报告，讲讲话。
　　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毛泽东讲话。结果博古那个人你们是知道的了，他是隔起眼镜看人，蛮厉害就是了。他说：‘我跟洛甫讲，其他人不要讲了。’
　　所以第二天在江西军区大会上，由博古、洛甫两个人讲了一通就算了，我们没有搞成功。我们就是要组织一个讲话，让毛泽东发言嘛！＂
　　毛泽东在第2次宁都会议以后，心情特别沉重，他又一次病倒了。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关系到红军胜败的争论，他怎能不焦虑呢？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确定＂分离作战＂的方针，把红1方面军主力分为2部分，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入闽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而后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队会攻抚州和南昌。
　　就在6月13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对红1方面军进行了重新整编，保留了军团建制，取消了军一级，番号也有很大改动，其序列是：红1军团辖红1、红2、红3师。红3军团辖红4、红5、红6师。红5军团辖红13、红14师。福建军区红19军改编为红34师，归入红5军团建制。
　　其它地方部队：红12军改编为独立第1团。赣南地区的红23军改编为红22师。
　　6月17日，经过王观澜等人认真筹备后，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8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与会人员400多人。由毛泽东、梁柏台、邓发等11人，组成主席团。
　　少共中央局代表凯丰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毛泽东先后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报告和总结。
　　6月21日，大会通过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
　　毛泽东为查田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6月22日，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结束。6月25日至7月1日，毛泽东在叶坪又召开了8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与会者600多人。
　　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运动风声一起，在群众中就产生了一些恐慌，他们以为是再分田，重新打乱土地关系。
　　所以，此时毛泽东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他既不能公开反对中共中央局的指示，但又要力图纠正＂左＂倾错误，阐明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在大会上重新讲述了《在八县区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又做了《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的报告。
　　他在讲话中说：＂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际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毛泽东还说，在查阶级之前，要进行一段宣传工作，＂要把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在查阶级中，要发动工会贫农团和广大群众去查，不应该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也要查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的剥削情形查明白，真正使本人服罪，群众满意。
　　＂如只查个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不能把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查阶级的材料，要登记，搞个＂阶级成分调查表＂，＂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在确定阶级成分的时候，要通过一定的程序，首先是贫农团，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第三是区土地部，第四是村子群众会。＂4个步骤必不可少＂，讨论的时候，要大多数人举手才行。因为＂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
　　毛泽东还强调说：＂反对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贫农团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的决议》。
　　就在1933年7月1日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结束的这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局＂分离作战＂的方针，以红3军团和第19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兼任司令员，滕代远兼任政委，并就近指挥闽赣军区、福建军区的地方部队；以活动在抚河、赣江之间的红1军团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兼任政委。
　　1933年7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会，决定中央苏区在8月份以内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一个是南部17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县区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3级政府的副主席；一个是北部11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博生县，到会人员与南部相同。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查田运动的同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上。
　　7月21日到24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央苏区召开了兴国、于都、永丰、公略、万安、泰和、宜黄、南丰、广昌9县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
　　7月25日到28日，江西省苏维埃又召开了以上9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这2次大会，毛泽东均到会进行指导。他在这2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领导制定的文件，对查田运动的必要性、查田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精辟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
　　此后，毛泽东在回瑞金的路上，重游了大柏地，他看到残垣断壁上当年留下的累累弹痕，感慨万分。
　　那还是在1929年2月10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毛泽东率领红4军一战歼敌800余人，俘敌团长肖致平和钟桓等人。
　　毛泽东回想当年，指挥红4军如手使指，挥洒自如；而今却屡遭＂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斥，军权旁落。眼看着自己刚刚打出来的一片天地，就要倾覆，禁不住心潮澎湃，诗思泉涌，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怀旧之作《菩萨蛮·大柏地》，词云：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再说1933年8月12日至15日，回到瑞金的毛泽东召开了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到会代表400多人。大会由林伯渠主持，毛泽东作了《关于粉碎敌人5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着重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对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他说：＂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严肃批评了在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两种极其错误的思想观点。他说：＂有些同志以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你们看，敌人在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有些人＂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这些人脱离实际地提出了要实行＂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等。这＂同样是错误的观点＂。
　　因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所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纠正。＂
　　毛泽东在报告中又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了＂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他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都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个同志喜欢的应是群众化的方式。＂
　　毛泽东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种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他说：＂一定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坏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经济动员工作。
　　1933年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毛泽东还在苏维埃大学给学员们演讲了《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问题。
　　8月20日至23日，毛泽东又在博生县召开了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
　　毛泽东并没有满足于这些会议上的东西。他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开始走村串户，和群众一起挖井、修路，借此了解民情。他有时又骑上马，到各县乡了解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统计粮食数字。
　　毛泽东一到群众中，心情就舒展开来，情绪又活跃起来，似乎忘掉了＂左＂倾路线的打击。按照调查研究的情况，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路，他的工作总是十分得心应手。
　　但是，毕竟是整个路线错了，无论毛泽东如何辛苦，如何尽量减少＂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也不可能挽救整个全局的糟糕局面。
　　7、8、9三个月是查田运动高涨的3个月，也是＂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3个月。
　　一位查田运动的亲历者说：＂开始并不那么‘左’，最初纠正分假田，分田不彻底，这是需要的，正确的。但中央路线一逼，就越搞越‘左’了。＂
　　毛泽东许多正确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在＂左＂倾错误的压力下，8县查田运动大会制定的查田运动竞赛条约，竟演变成了查地主、查富农数字的竞赛，哪个地方查出的地主、富农越多，哪个地方就被称赞为阶级斗争的＂模范＂
　　因此，各地都唯恐落后，也不顾《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件的规定了，各搞一套，自定章程，地主、富农越查越多。
　　＂有些仅仅是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的谷而极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当成富农打了。＂有的贫农＂查成份查了他7代，结果划成了地主＂，也有＂工人被打成土豪的＂。
　　有的地方查出富农，＂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捐款，即捆起来施以肉刑。＂所有这些，直接造成了侵犯中农利益和消灭富农经济两种倾向的严重发展，引起了根据地广大干部的不满与抵制。
　　毛泽东对查田运动中的＂左＂倾主义错误，一直予以密切地关注。他在8月间写出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文，对＂左＂倾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地揭露和批评。
　　他写道：＂‘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7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
　　＂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份，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捱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啰，隔富农就远了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洋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踏径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在插牌子遍查，同样发生了中农恐慌的事。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
　　＂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们把查田与分田混同了。＂＂关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普遍的只讲成份，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把恋爱问题当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作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轻微错误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统地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
　　＂各地有许多区的查田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员会亦还有几个县没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于都、石城、宁化）。＂＂在许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现象。＂＂在瑞金，许多区乡中，没有向群众讲过一次阶级。＂＂在踏径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做宣传之外，查阶级只是查田委员会几个人去查，通过阶级不但不经过群众大会，连贫农团也不通过。＂他们的理由是＂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级。＂＂这个踏径区同志的理论，真算是天下奇闻。＂
　　还有个地方开群众大会，3个干部轮流从上午演说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饭，说是怕群众跑掉了，＂这种蠢干的办法，又算奇闻的一种。＂
　　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克服自己错误＂，＂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
　　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
　　＂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犯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误，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去年兴国曾赔还许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满意，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在查田运动中由于＂左＂倾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连＂左＂倾中央也无法否认。
　　1933年9月8日，中共中央局在《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中，承认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的事实到处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把富农当地主打的事实也发现＂；要求中央政府＂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纠正查田运动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他深入实际，在总结群众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指导王观澜、谢觉哉共同起草了《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农村中的阶级作了量化分析，对一些容易产生混乱的问题作了明确地规定，从而使得政策界限十分明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