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的共产党战俘经历

　　一位共产党师长、国民党中将的离奇人生（四）
　　陈辉文强的共产党战俘经历：淮海战役被俘、功德林监狱服刑、坚持顽固不化、出任政协委员、谋求祖国统一
　　1949年1月1日，文强42岁时在淮海战役中与杜聿明、邱清泉等人被解放军俘虏，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
　　后来被送往潍坊、济南战俘营改造。在济南时，周恩来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文强的名字，专门派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前去看望文强。文强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件事：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72号。从此，文强就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
　　功德林监狱角楼
　　1949年，公安部将原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接管过来，变成一所专门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所监狱关押了许多国民党重要战犯，杜聿明、黄维、王陵基、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李仙洲等人。这些文官武将，以往是东、西、南、北各霸一方，文强也在其中。
　　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在毛泽东倡议下，对第一批战犯进行特赦。人们以为凭着文强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特殊关系，肯定首批释放，但文强并未在这一批名单之中，杜聿明等比其罪行大的10名战犯被释放出狱。
　　文强不服，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解放军7个武工队员，杜聿明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还有着共产党情结的文强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7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7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7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7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不服的理由还有他后来加入国民党军统，从未出卖过共产党人，没有残杀过共产党人，两手从未占过共产党人的血迹。
　　此后20多年，人民政府又分批特赦释放了几批战犯，而文强均未获得自由。他辗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秦城监狱、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地，度过了26年的时光。
　　这是为何呢？对于这个问题，文强自己心知肚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监狱长说你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23代孙，就是不写！
　　被监狱方面逼急了，我索性对监狱长说：文家人只写《正气歌》不会写悔过书，古日：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堕，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被俘的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文强与黄维没写悔过书，文强要做无愧于文天祥的后人。
　　共产党不徇私情。鉴于文强的这种抵制改造、绝不悔改的个性，是不可能获得特赦的。
　　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
　　其实，毛泽东没有忘记文强这个小表弟，周恩来也没有忘记他的黄埔学生。在文强被癌细胞侵蚀生命的时刻，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无条件释放文强等所有在押战犯，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和黄维终于获得了自由，尽管文强致死没写悔过书。
　　1975年3月29日，全国政协委员郑洞国与被特赦的文强（左）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特赦之日，文强禁不住热泪长流，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百感交集，书成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这首诗是文强对自己跌宕人生的真诚审视。
　　文强出狱时，周恩来因膀胱癌已经病入膏肓，他在病榻上接见了文强，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责怪他为何不肯早写悔过书，文强无言以对，老泪纵横。
　　医生为特赦战犯检查身体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月薪二百元，在那个年代属于高工资，后来又当上了政协委员。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选组长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他乐呵呵地连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有过三段婚姻，前两段婚姻幸福美满，可惜两个妻子皆死于非命，第三段婚姻则让他备尝酸楚。奇异的是，他的三个妻子均由他人安排，无一是自己主动追求来的。
　　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琬，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女。两人结合，是周敦琬表哥拉郎配的结果。当时文强与周敦琬是同事，文强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秘书长，周敦琬由共产党早期领袖萧楚女和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共，担任了四川第一个女县委书记，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妇女部长。婚后两人感情甚笃，育有2子。1941年周敦琬在做一个妇科手术时，恰遇日机轰炸，医生在慌乱中把手术刀留在了她的腹中，最终导致其死亡。
　　文强后来成为国军将领，一天他手下参谋刘人奎求他帮忙，说有一位叫葛世明的女教员因任职的学校停办了，没钱吃饭也没路费回家，请文强帮找个工作。文强以为刘人奎和那个女教员好上了，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武汉的朋友，一封给在长沙的妻子周敦琬，让他们介绍工作，还给了刘人奎一些钱买船票让葛世明去武汉。一年多后，文强和刘人奎到了上海，葛世明从武汉赶来与刘人奎相会。文强热心地为两人张罗订婚仪式，花钱代刘人奎买戒指送给葛世明，代葛世明买手表送给刘人奎。一切准备就绪，刘人奎却突然告诉文强：这个事不行啊，我有未婚妻！
　　葛世明伤心地离开上海，到了湖南长沙找文强的妻子周敦琬。周正在生病，葛便留下来照顾周和她的两个孩子。周看出葛是一个纯朴善良的人，于是临终时留下遗书叫文强娶葛世明。文强处理完妻子的后事，辗转找到已去了贵州的葛世明，和她结了婚，婚后两人育有三子。1949年初，在淮海战场的文强料定蒋介石政府必将垮台，便寄了一笔钱给葛世明，叫她赶紧带着三个儿子逃往台湾。
　　文强被俘后，葛世明十分挂念他，带着孩子们从台湾回到了上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早前就与文强相识，他按照有关政策安排葛世明进入中苏友好协会和妇联，还让她在学校任教。
　　文强在监狱里交待家里有二十多条枪，他并不知道妻子把家搬到台湾又从台湾匆匆赶回，枪枝早已散失。当局就来人要葛世明如数交出。当时剩一支镶了宝石的勃郎宁小手枪，是国共谈判时文强陪同的一位美国将军作为纪念品送他的，稍远一些便没有什么杀伤力。葛世明觉得这是文强的纪念品，保留应该没问题。1953年大陆镇反，她把手枪丢到壁炉里。当局一再追问，她承认了。公安局把她家壁炉敲开找到了这把枪，又把地板掀起，里里外外查了一遍，毫无所获。
　　为藏枪之事，葛世明判管制三年，失去教学权利，去清理厕所，工资减了三分之二。学校里的师生对她呼来喝去，她的心理无法承受这样的羞辱，回家后常常泪流满面。街道里也开了斗争会，将罪状一一公布，邻居不敢再与她有来往。她意识到管制结束后日子也许更难熬，一天天趋于消沉、绝望。
　　文强的大儿子文贯中回忆：1955年春天，一天晚饭之后，葛世明把孩子都召集在身边，要阿婆也坐下。她说要给我们讲几个小故事。一个故事讲一个老人临终拿了一把筷子扎成一捆给孩子们，谁也折不断；一根一根折呢，就容易折断。还有一个故事是讲如何孝顺老人。她说：阿婆是我们家的恩人，我是她带大的，你们也是她带大的，你们应该永远对她好。最后一个故事是讲一个父亲临死前对孩子说，我在后院葡萄园埋了很多金银财宝，忘了在哪儿，我死后你们去挖。孩子们将葡萄园挖了一遍又一遍，什么也没发现。到秋天葡萄结得特别大，孩子悟出来了：金银财宝就是勤劳。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但并未意识到母亲是在留临终遗言。
　　就在这天半夜，葛世明在厨房打开煤气自杀。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将厨房里所有门窗缝都用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的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
　　阿婆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太可怜，毅然挑起了全家重负。几个孩子发奋学习，很有出息，文贯中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了博士，在美国任大学教授。
　　文强被特赦时已年近七旬，一位同事的妹妹见他形单影只挺可怜，便给他介绍姓张的寡妇，文强请组织帮忙把关。单位调查后建议文强放弃，说张没工作没收入，脾气古怪，群众关系不好。文强同意放弃，但介绍人闻讯跑来跟他说：张脾气古怪是‘文革’造成的，因为出身不好嘛，老挨整，所以心情不好。她跟你结了婚，肯定就会变好了。文强听后心一软，便与张登记结了婚。婚后不久，张向文强提出诸多要求，文强办不到，她就不给文强做饭吃，有时还锁上大门不让他出去。文强的工资她悉数管理起来，还写信向文强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最后只得离婚，文强给了她一笔钱，房子让她住着，自己搬到儿子家，这才重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情系祖国统一大业，多方奔走呼号，极尽绵薄之力，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被特赦后的文强（右一）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百人合影，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郑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的国大代表。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郑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美国去会老友。
　　文强的毛笔书法作品与家书
　　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国3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他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文强还是老脾气，保留着文天祥家族的气节，对国共两党不卑不亢。
　　仁者寿的贺扁，托人从台湾送到北京，说明国民党也没有忘记他。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此文发表在2021年《党史博览》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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