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隋唐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帝国时期。第一个长期统一的帝国是秦汉，经过三百年的分裂、战乱以及种族和信仰的冲击融合，引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明，中华文明又实现了第二次政治上的统一。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生生不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明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就开放性而言，中国文明展开双臂拥抱外来文化元素，比如佛教，将其变成自身传统的一部分；就创造性而言，在隋唐时代呈现得非常明显，制度创造上，中国的三省六部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文官考试制度等，为周边民族和国家效仿；中国博大开放的文明吸引了日本、朝鲜等国家的高僧、士人、贵族子弟。这一时期之所以常常被形容为黄金时代，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文明此时的开放和国际化。而这一黄金时代的开启，在于隋朝的建立和国家的重新统一。 2.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为了整顿制度，开创规模，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在政治制度建设和创新上，隋文帝（以及后来的炀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的雏形，这一中央政府构造影响深远，并且影响到周边国家。开皇初，隋王朝就南北朝后期的制度加以整理，建立起一整套相当严密的统治机构。开皇元年，隋置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作为最高政权机关。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在地方上，隋代把原先的州—郡—县三级结构，调整为更为合理的州—县二级结构（隋炀帝大业三年改为郡—县二级结构，仅仅是名号的变迁，实质不变）。在隋文帝改革之前，在三级结构的体制下，到了北周大象二年（580），即便已经废掉了很多州郡，全国还有二百十一州、五百零八郡、一千一百二十四县。地方行政机构的二级结构，不但节省国家开支，而且对中央政府政令下达和控制地方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结构在安史之乱后遭到破坏，之后三级结构成为中国地方行政机构的主要模式。三级结构的出现是伴随着藩镇割据的出现而出现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3.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的框架下进行。统治人民的君主是＂天子＂，天授符命（mandate）于天子，天子顺天命统治人民。君主是否拥有统治人民的符命，有赖于图谶和祥瑞的解释；君主受命于天，统治有方，达到天下太平，则可以封禅泰山（或中岳），向上天报告。在这一体系之中，＂天命＂可以转移，若君主所作所为违背天道，则有灾异出现示警。若君主不思反省，则天命会被上天剥夺，转入异姓。阐明统治合法性更需要政治修辞和理论渲染，中古时期，在没有现代政治学说可以凭借的背景下，＂太平＂、＂祥瑞＂、＂灾异＂、＂天命＂等等，是主要的政治语言；而＂龙图＂、＂凤纪＂、＂景云＂、＂河清＂等，则是主要的政治符号。＂天命＂依然是主要的统治合法性来源，纬学思想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4.历史上真实的隋炀帝跟我们在书本上读到的隋炀帝实际上是两个人。他往往被描述成末代昏君，被描述为奢侈、昏庸、沉迷女色、荒淫无道的形象。但是他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对高句丽的战争、修建运河系统、修建东都等等，实际上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而且也被后来的唐王朝继承。他的皇后萧氏是个非常正面的形象，她从未被隋炀帝所抛弃。隋炀帝在文学、佛教等领域的造诣也颇高。隋炀帝的失败，并不能归结于他政策方向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施政的节奏太过猛烈，太过热切地期望早日重现历史上汉帝国的光辉，最终将帝国陷入了疲惫不堪的地步。他推行的亲近南方的做法，也引发了原先占据主导的北方军事贵族的反对。在他上台后，杨素、高颎、宇文恺、贺若弼都遭到了清除，南方人在核心集团中成为最有权势的人，比如虞世基、裴蕴等人。尤其是西北军事贵族杨玄感叛乱后，裴蕴等残酷地牵连有关贵族和官员，包括薛道衡也因此送命。当帝国陷入危机时，隋炀帝认同的居然是江都，而不是京师或者洛阳。 5.李渊为人＂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他是一个胸有成竹、老谋深算的政治家。 6.李世民政变的主要武装力量，是秦王府勇士八百余，以及长孙王妃的舅舅高士廉的囚徒兵。他的主要目标是两个，一是挟持高祖，二是消灭另外两个继承人。此次政变成功的关键，在于李世民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带领秦王府兵将进入玄武门埋伏。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提前收买了当天值班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太子李建成的亲信，结果被李世民所收买。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能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正因为是常何当天值班，所以李建成并不怀疑有什么问题。结果当李建成、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后，就遭到了李世民率领的秦王府势力的狙击。李世民首先射死了太子，接着杀死了齐王。虽然东宫和齐王府兵也赶到了玄武门，但是无法进入。而此时，尉迟敬德带兵挟持了唐高祖，并且将太子、齐王的人头出示给东宫、齐王府的将领们看，示意此时再战无益，于是＂宫、府兵遂溃＂。控制局势的李世民派遣原李建成的旧属裴矩到东宫安抚，并用高祖的名义下令停止在长安城内各处的乱战，大势遂定。 7.中国历史上的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唐朝时代，中国不但在疆域拓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在文化上也展现出高度的自信。中原农耕地区在与北亚草原部族的对抗中，经常处于被动之中。唐代在取得国家统一之后数年间，就攻灭曾经不可一世的东、西突厥，唐朝的皇帝被拥戴为＂天可汗＂；大唐帝国的势力沿着丝绸之路深入中亚腹地；在西南方向虽然受阻于刚刚兴起的吐蕃王朝，但是唐朝的使节借用吐蕃和泥婆罗的兵力，击败了中印度。佛教在亚洲大陆兴起后，印度因为是佛祖诞生地而被视为宇宙的中心和圣地，甚至在中国中古时代，中国的僧人比如法显都认为印度是中心，中国是边地。早期的佛教文献中的＂中国＂，也实际上指代的是印度。但是唐朝不但击败了印度的一个主要政权，并且在佛祖讲法的圣山勒石纪功为铭。唐朝的高僧如玄奘也宣称，中国的佛教已经不异于印度本地。在这一时期，唐朝展现了高度的对自身国力和文明的自信，心胸宽阔，夷夏之防也不是社会的主要关注点，反而能够容纳和融合其他文明的优秀元素，并改造自身文明，成就了煌煌盛世。 8.唐代及其以前，中国僧人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去天竺求取佛经。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无不对此作出贡献。但是同时，他们都在内心深处有某种焦虑，为自己生在边地而焦虑。玄奘到天竺之后，甚至为此气绝。法显他们到了印度之后，要千方百计去佛经里提到的圣地朝圣，比如佛祖讲经的耆阇崛山（Gdhrakūa）。耆阇崛山又名伊沙堀、揭梨驮罗鸠胝、姞栗陀罗矩吒，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之东北。法显、玄奘都曾到此山朝圣。耆阇崛山在唐代高僧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有机会多去凭吊，高宗上元二年（675）至则天光宅元年（684）义净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尝与无行同游鹫岭（即耆阇崛山），又在王舍城怀旧，赋诗述怀，写下了《杂言》、《一三五七九言》诗，其中《杂言》即作于耆阇崛山，其词有云，＂观化祇山顶，流睇古王城＂，＂七宝仙台亡旧迹，四彩天花绝雨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玄奘归国时，其在印度的师友就劝说他留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印度是佛土，而中国处于边地。唐代及其以前的朝代，对印度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是这一切，在一个大唐的使臣到达天竺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影响到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 9.＂九执＂就是＂九曜＂。《九执历》是根据几部印度历法编译而成的一部历法，其引进了印度天文学中的一些先进的内容，如周天360度和60进位的圆弧度量方法，黄平象限等概念，以及太阳远地点位置、黄白交点运动周期等比汉历精确的数据。 10.唐代是一个佛光照耀的时代，但是除了佛教之外，其他宗教比如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得到宽容的对待。各种宗教之间也并没有出现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的宗教战争，而是能够和谐地共同发展繁荣。在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的波斯和中亚商人建立了祆祠；景教也能够＂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而摩尼教在唐中期一度非常昌盛。信仰的宽容，给知识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各种文明的交汇融合下，唐代的物质文化、艺术创造、科技发明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佛教的流行推动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更为绚烂的唐代文明增添了亮色。在一个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环境下，社会的进步往往呈现百花齐放的形态，并在各个领域表现出来。 11.位于敦煌的莫高窟，保存了大量的壁画、雕塑，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中心。莫高窟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最大的第16窟达二百六十八平方米。其壁画内容博大精深，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等题材，还表现了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景。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最高的第96窟，附岩修建了佛塔，内储高达三十多米的弥勒佛坐像，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虽然武则天的天堂焚毁，敦煌的这座建筑为我们提供了可参照的样品。 12.玄宗上台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加强了君主权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对外的政治和军事拓展取得了极大进展，唐朝呈现出高度繁荣、文化辉煌灿烂的局面，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而且这一阶段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之一。＂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就，玄宗本人还精于音乐、诗歌和书法，对道教、密宗等宗教哲学也有相当了解，他跟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典型主题，不断出现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可以说，在唐朝中后期的人看来，玄宗是一个悲剧英雄。唐朝在他的统治之下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但是却从顶点迅速滑落下来。这一转折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唐王朝兴衰本身，对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