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再启程省联社改革加速

　　文 郭建杭
　　夜色难免黑凉，前行必有曙光。
　　2021年农信系统中的机构分化持续加剧，13家上市农商行贡献了全国农信机构中五分之一的净利润；而对于中小规模的县级农商行来说，在面对来自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业务竞争下，则在力争存贷款的规模增长稳定。
　　无论成绩如何，农信改革或将在2022年翻开新篇章。北京工商大学区域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杨德勇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国家大力推动下农信社改制至今，农信系统已走到历史转折点。
　　自2003年启动农信社新一轮改革开始，省联社改革五大模式之争曾一度非常热闹，但随后陷入沉寂。直至2020年银保监会发布《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意见》，再度提及省联社改革。2021年监管层的重要会议上皆谈到省联社改革，并透露出各省改革方案的上报进展。
　　箭在弦上
　　在2021年，监管层对于省联社改革有多次公开表述。
　　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12月27日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指出，＂支持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分类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
　　而在此前半个月，2021年12月10日，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要求，银保监会系统要持续推动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支持各地＂一省一策＂加快省联社改革。
　　此外在2021年10月21日，银保监会公开表示，＂绝大部分省份已经上报深化农信改革的方案。＂
　　记者采访的多位关注省联社改革的人士均表示，2022年，省联社改革将有破冰式进展，或有不止一家省联社改革方案细节公布。
　　有农商行人士告诉记者，因涉及到人员变动等原因，省联社改革方案细则在未正式公布之前，除各省相关的工作小组的参与人员之外，外界都无法获知详情。目前，其所在省由主管副省长牵头组成9人的领导班子，班内成员包括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政府金融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省人民银行等相关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省联社改革具体的细节都需上报后，再根据工作安排确定公布。
　　在过去一年中，多个省农信系统出现人员变动。不完全统计可知，2021年河南、贵州、广州等省联社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部分省联社一把手换人。
　　有关注省联社改革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多个省农信系统的高管从此前的系统内调任，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原银保监高管、大型商业银行高管来就任农信高管，也透露出农信改革的进程在加速。＂
　　此外，在2021年多省市的＂十四五＂金融业发展规划中都提到省联社改革内容，江西、安徽、陕西更明确表示要争取将省联社改革列入全国试点。
　　事实上，农村金融机构所展现的金融活力已超过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2021年三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截至2021年9月末，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下同）总资产已达到45.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3.3%。
　　农商行作为我国地方金融的主力军，在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农村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98万亿元，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普惠型贷款总额。
　　业内也有观点认为，金融机构普遍面临风险控制、支持经济发展的双重问题，省联社改革在关注行业风险控制的同时，如何实现支持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需讨论重点。
　　发展困境倒逼改革进程加速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表示，目前农商行近几年的发展总体较好，但存在一些细微问题，未来随着金融改革深化，也对省联社的服务能力有了更高要求，这也倒逼省联社改革进程加快。
　　对于自2020年开始出现的省联社改革进程加速，业内观点认为，这与农商行的生存压力增加，省联社现有的服务能力无法满足农商行发展有关，也就是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复杂的市场环境，是推动省联社改革加速的内因。
　　杨德勇告诉记者，中国是农业大国，第一产业一直占经济发展的较大比例，第一产业的稳定发展涉及到民生、人口、城市化转移和社会稳定等，农信社系统对此有较大支持作用，农信社系统作为国家第一大涉农金融机构，有力的支持了中国农业经济发展。
　　农村金融机构从政策层面界定了农商行支农支小服务＂三农＂的特点，但也因限制资金省内流动等要求，影响当地中小农商行的发展，在与本地的商业银行竞争时，面临限制，如商业银行牌照齐全，多数市场都可准入，但区域性质的农商行市场准入受限，所有资金不能出省。
　　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农商行＂以农为本＂，立足县域及以下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但从同业竞争上看，农商行于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相比，在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模式、业务模式、产品上，并未体现出县域金融的独特性，在低成本负债，为用户提供综合化服务时，甚至面临劣势。
　　此外，中小银行的风险释出也是推动省联社提高服务能力的重要原因。
　　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随着2021年持续的经济下行对农商行有较大冲击，产能过剩、地方政府高负债、房地产杠杆高的地区出现农商行不良率普遍增加的情况，直接影响银行资产质量。
　　农商行面临自身信贷业务结构不合理，贷款集中度高，化解不良的能力弱，不良化解能力单一，以及此前对不良贷款的认定宽松等因素的影响，生存困境加大。
　　省联社改革能否有效解决农商行目前面临的困境？对此问题，业内观点认为，此前争论依旧的省联社改革模式也是在探讨改革后是否真的能起到利好作用，但目前来看，最终改革方案细则落地执行，到效果显现还需时间考验。
　　针对省联社改革的监管方针已明确，按照因地制宜、＂一省一策＂的原则，不搞＂一刀切＂。但此前针对不同的省联社改革模式的探讨有过多轮讨论，目前对于改革的具体模式，集中在四种方案：成立统一法人的农商行；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改制为银行控股公司；组建为联合银行。
　　董希淼告诉记者，目前联合银行模式呼声较高。省农商联合银行从职能上可承接原省联社职能，起到服务、指导、协调和行业管理；此外还可增加新的业务功能，如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兑付、承销债券，同业拆借，外汇业务，衍生产品交易，金融产品代销，股权托管等；最后有利于申请新的资质牌照，理财子公司、科技子公司、保险代理公司、股权托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
　　联合银行在增加提供服务和管理职能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农商行的竞争力。对于省联社改革效果落地，董希淼认为，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但很难说多长时间有明显效果，未来仍需检验不同省联社改革模式的效果。
　　行业分化，头部聚集效应明显
　　不同体量、不同资产规模的农商行，对于省联社改革的渴求度也不同。业内普遍认为，中小行社更亟须改革来改善生存环境。
　　董希淼认为，中小行社更加期待省联社改革，因为小型法人机构更需要借助大型平台的力量。省联社改革无论选择哪种模式，最终导向都是服务能力增强，管理能力增强，对于小规模的农商行的支撑力度会更大。
　　随着国内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金融脱媒＂和存贷利差收窄是大势所趋。银行业纷纷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例。但以理财业务为例，目前除重庆农商行设立理财子公司外，绝大多数农商行目前无法达到申请理财子公司牌照的门槛，中小行社在被动接受代销理财产品时，在与其他银行的竞争力上存在压力。
　　此外，小型行社对于科技系统的需求，受制于人力成本、后期维护和运营成本，小型行社也难以独立负担一个完整的技术团队，更不用说在面对流动性风险时的压力。
　　董希淼认为，近几年为了防控风险，成立市级农商行，本质上也是增强县域农商行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小型农商行面临生存困境，对于省联社改革增强服务能的迫切性更高。
　　在农信系统中的两极分化及虹吸效应下，基层小行社将面临更大的生存问题。
　　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808亿元，同比增长8.4%。换言之，13家上市农商行2021年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357.63亿元，占比不到1%的上市农商行创造了全国农商行五分之一的净利润。
　　2021年，由1300多农商行、3000多家信用社组成的农村金融机构，在分化效应明显，头部聚集效应明显的局势下，中小行社的报团聚集效应更加明显。
　　2021年7月，哈尔滨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该行吸收了原哈尔滨市呼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哈尔滨市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哈尔滨市双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债权债务。
　　8月，在原涪城农信联社、游仙农信联社、安州农商银行的基础上新设合并组建的绵阳农商银行也正式挂牌成立。
　　10月，乐山农商银行正式挂牌成立，该行由地处乐山市四个区辖内的乐山三江农商银行、五通农信联社、沙湾农信联社、金口河农信联社等四家行社合并组建而成。
　　此外，杨德勇认为对于目前省联社改革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省联社改革模式由上而下推动，基层联社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解决？全国上千家农村金融机构，体量规模千差万别，地域不同面对的情况也不同，无法通过一刀切解决问题，要如何充分照顾到中小农村金融机构的利益？这些问题仍有待充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