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中国经济和人口的双重下行压力的对策

　　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如下：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出生率则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持续下降，2021年出生人口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下降。五年的下降幅度高达40，比起九十年代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更是不到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
　　按照1062万新生人口计算，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5，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少子化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抚养负担、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人口急剧萎缩，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如果没有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人口将在2年内进入负增长，到2050年减少到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可见人口形势十分严峻。
　　在经济方面，目前中国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下行压力。在此困境下，中国庞大的人口内需理应成为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既可以消化巨大产能，也能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要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更健康的人口观念，就是真正认识到在经济循环中，人不仅是生产者更是消费者，只有充分发挥人在消费而不只是生产上的作用，让大量的人口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才能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全面地发展。
　　面对中国经济和人口的双重下行压力形势，我们建议通过鼓励生育、增加人口，来有效缓解经济低迷，提振社会信心。大力鼓励生育，短期来看，能够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信心，长期来看，人口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鼓励生育的三大具体措施
　　从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的少子化问题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所以要有最大力度的鼓励生育措施，才能显著提升生育率，具体来说，鼓励生育有以下三项主要措施：
　　一是现金和税收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二是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三是增建托儿所：把03岁孩子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
　　上述几项鼓励生育措施所需的财政资金是GDP的25，这么大的财政支出对于经济的提振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更为宝贵的是，这些投资比以往的基建投资有更加长期的回报。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应该转变为人力资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这个人力资本当然包括人口数量和质量。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形式。
　　但我们提出的鼓励生育建议引起一些人的质疑。下面我们就具体来回应一下这些典型的质疑。
　　质疑一：我们未来有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需要这么多人吗？
　　未来很多产业工人的工作的确可以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替代，但是最关键的科研创新还是要人来完成。人才池子大，顶尖的科技人才就会多。还有市场规模大，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研发资源和人员。所以人才规模和市场规模才是国家科技创新的竞争力的保障。过去中国的科技创新的飞速发展就得益于世界第一的人才规模和市场规模，并且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所以中国虽然人均收入还远低于美国，但是综合国力却已经紧追其后。甚至在美国贸易战和卡脖子的打压下，仍然能够应对自如。试想如果中国的人才和市场规模，按照每代人减半的速度萎缩的话，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尤其在不友好的外部环境的抗打压能力就会弱很多。
　　人口规模效应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文化创意等新兴领域更加明显。因为这些行业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但边际成本却很低。人口大国往往能够仰仗其市场规模承受巨额投入的成本，并且依靠庞大人才资源形成产业和科技创新的集群，从而在新兴领域率先实现产业化，然后将商业模式迅速复制到其他国家。
　　作为来自美国的互联网代表，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互联网市场。唯一的例外是中国，这是因为中国人口规模数倍于美国，而且经济规模已经和美国处在一个数量级上。正是得益于这种规模优势，中国才能培育出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些可以跟美国公司竞争的互联网巨头。
　　尽管中国目前在人口规模方面相对美国依然有压倒性优势，但这种优势中很大一部分却被美国与其他英语国家的一体化，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纳精英的能力所抵消。长期来看，中国最大的劣势就是生育率远低于美国。如果没有大力度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出生人数将会一路下滑，人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市场产业优势，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和国力全面衰退。
　　质疑二：提高人口质量不是比增加人口数量更好吗？
　　人口质量与数量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而非矛盾对立。对经济发展来说，人口既是需求端的消费者，又是供应端的人力资本。尽管需求是经济发展的终极动力，人力资本却是决定经济效率和发展水平的关键。
　　人力资本可从数量和质量来衡量。在同等质量下，人力资本与数量成正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甚至可能呈现加速正比关系，即数量多一倍，总体力量多一倍还不止。因此，人口数量减少不意味着质量会上升，实际情形更可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数量的萎缩对整体人力资本是双重打击，既减少个体数量，又降低个体的平均质量。
　　在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这是否说明真正重要的是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数量的重要性。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越优秀。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从14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4亿人中选出的1万人更优秀。
　　质疑三：鼓励生育有用吗？
　　鼓励生育有没有效果还是要以数据说话。我们做了各个国家鼓励生育力度和生育率的一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有人说日本一直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还是很低。其实，如果以欧洲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对象，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是相对较低的，鼓励生育的开支普遍只占GDP12。日本鼓励生育真的没有效果吗？我们应该来问，如果日本不鼓励生育，生育率会低到什么程度呢？很可能会比现在还低很多。得益于其鼓励生育的措施，2020年日本的生育率为1。34，高于中国和韩国。而韩国的养育成本如房价和教育成本比日本更高，鼓励生育的力度也不如日本，所以其生育率已经跌破了1。中国的房价和教育的成本压力比日本高，如果不鼓励生育，中国的生育率肯定远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七普数据显示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分别只有0。74和0。87，如果通过鼓励生育把生育率提升到日本的水平，那就是非常有效果的。
　　质疑四：国家有钱鼓励生育吗？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根本没有财力拿出GDP的百分之几来鼓励生育。但我们认为，中国是最有资源来鼓励生育的，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高了十多个至三十多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为未来投资的。那么高的投资率都投到哪里去了呢？投到了各种固定资产如基建、厂房等等。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所以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拿出一部分来鼓励生育。长期来看，对孩子补贴的本质，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到底有没有钱鼓励生育，根本上取决于一点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不重要，那么鼓励生育当然没钱，因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项目需要花钱。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那么就应该将更多社会资源倾向于有孩子的家庭，来弥补他们部分的育儿成本。尤其是现在经济低迷，就业不足的情况下，通过鼓励生育来刺激经济，是一举两得的政策。鼓励生育所增加的孩子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社会活力，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