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来了！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做好配套政策与放开同等重要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谢江珊
　　三孩政策来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近年来，关于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讨论不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其中，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较2010年上升了1.35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则上升5.4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解读数据时提到，＂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率曾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的＂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放开三孩，主要还是基于前不久刚公布的七人普数据，＂显示中国整个人口发展处于重大转向时期＂。陆杰华认为，跟放开三孩政策同等重要的，是如何做好配套政策，例如降低教育成本。
　　＂三孩政策＂基于最新人口变化
　　时代周报：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的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为何在此时提出放开三孩？
　　陆杰华：＂三孩政策＂主要是基于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七人普数据，显示中国整个人口发展处于重大转向时期。
　　转向包括：第一，生育率低迷，去年的生育总量是1200万人，总和生育率1.3；第二，和六人普相比，劳动力总量和比例都在下降；第三，老龄化速度加快。基于这三个方面，中央适时做出放开三孩的政策。
　　时代周报：对于＂三孩政策＂，配套措施该如何做顶层设计？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陆杰华：这次＂三孩政策＂很重要，但是跟＂三孩政策＂同等重要的，是如何做好配套政策。放开二孩政策，在2016年和2017年使得生育率有所回升，但是2018年—2020年没有达到预期。我们要研究育龄人群不想生的内在原因，比如生育成本较高、托育服务没有完全跟上、没有人带孩子……另外我国目前的教育成本也相对较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放开三孩的同时，家庭生育友好政策配套要跟上。国家应重点关注托育服务：如何提供社会化的托育服务？既能价格比较适中，又能有较好的标准和规范。另外，在性别平等上也要做好制度安排。很多女性不想生育，担心影响就业和晋升，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然更长远地说，还是要降低教育成本。毕竟，教育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
　　另外，高房价现在成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避孕药，如何去破解这个问题？特别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放开生育以后，生育率还是很低的情况下，不可能只靠这些城市自己去解决，还是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政策设计。
　　时代周报：目前国家只提出＂三孩政策＂，仍然没有全面放开，是出于什么考量？
　　陆杰华：我们希望生育政策能够一步到位，实现家庭自主生育。但这次放开三孩，也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毕竟放开了。
　　育龄妇女与新生儿数量同步减少
　　时代周报：数据显示，选择不婚、不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即使出台福利措施，也未必能够刺激生育意愿大幅度提高。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
　　陆杰华：政策放开了以后，大家不响应，这种情形肯定会存在。婚姻结构在不断变化，包括现在晚婚、裸婚、同居不婚等，这也是社会发展的新动向。有些新问题要放在具体实施中具体解决。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人们的生育观念在改变。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也使得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步弱化。此外，很多年轻人的人生目标选择更加多样，人生目标多元了，替代效应较大，不见得生孩子或者多生孩子是其必经的事情。
　　第二，生育成本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以后，以前对生育很重要的一些有利条件转为不利条件。比如抚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高房价、养育、教育等方面压力大，成为生育上不可逾越的鸿沟。
　　第三，客观上而言，与新生儿数量同步减少的，是育龄妇女的数量。20岁到39岁是妇女生育高峰年龄，目前育龄人群的队列规模和比重都在下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的人观察生育率，看的是孩子多少，但生育率高低其实和育龄妇女密切相关。育龄妇女人数少了，自然新生儿数量也会减少。
　　时代周报：少子化将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和负担？
　　陆杰华：生育率下降是全球趋势，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先行经验，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还不是最低的。韩国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生育率下降伴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会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用不了几年，我们的出生人数就要低于死亡人数。
　　其次，生育率下降以后，会造成老龄化加剧，这是此消彼长的趋势。
　　再次，对经济影响非常大。人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战略和全局性的变量，没有人或者老人多，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劳动力的影响，没有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将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主要依靠年轻人，跟年龄结构密切相关。
　　最后从国家安全上来看，过去都不太重视人口安全，其实人口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同样重要。因为所有的发展都是围绕人，人口总量下降，过于老化，就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复兴、文化承载、科技创新都要依靠人。
　　鼓励生育比控制生育更难
　　时代周报：不少专家一直呼吁放开生育限制，为何迟迟没有放开？
　　陆杰华：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人口大国，任何人口政策对于决策者来说都需要慎重。需要考虑放开以后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也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后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说明大家已有共识，但还有很多分歧，需要在利和弊之间做取舍。
　　我认为，生育政策的调整时机很重要，一直在共识和分歧中取舍，可能会贻误生育调整的较好时期。以后再放开，可能也没用了，这波育龄人群就过了。
　　当下生育意愿变化太快了。过去50后、60后的生育意愿相对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意愿在下降。现在80后、90后是生育主体，00后的生育观念可能又完全不同。所以一定要按照不同的队列，去考虑政策，不能用老的思维方式看待新的生育观念。
　　时代周报：国外有哪些生育福利政策值得借鉴？
　　陆杰华：国外的很多经验，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现在发达国家遇到的老龄化、少子化，多数国家较小，船小好调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人口大国，船比较大，人口多，有回旋余地，但如果调头，会增加公共政策的成本。
　　鼓励生育比控制生育更难。韩国过去控制生育，现在鼓励生育，但越鼓励，生育率越低，效果没有预期那么好，这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世界范围任何国家鼓励生育都比较难，一是增加公共财政，二是达不到效果。
　　此外，以托育补贴为例，有些国家过去靠现金补贴，但从研究结果来看，现金补贴不如提供托育服务更有效果。至于中国如何借鉴，还要真正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设计我们的家庭友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