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核》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地租著作。三部分。清陶煦撰。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其中的《重租论》于同治三年（1864）前已写出，确切年代不详。
　　陶煦，字子春，号沚村，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卒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是当地的一个中医。
　　《租核》包括《重租论》、《重租申言》、《减租琐议》三部分，其中《重租申言》又分发端、推原、稽古、别异、流弊、祛弊、培本七篇，《减租琐议》分量出入、辨上下、示程度、谳情罪、矜寡独、剔耗蠹六篇。
　　《重租论》揭示江苏苏州、松江一带地租的苛重，以大量材料展示了苏、松地等农民在重租压榨下的悲惨处境。指出：“秋禾亩不过收三石，少者止一石有余，而私租竟有一石五斗之额”，这样，在所收中扣除生产资料的耗费外，交租余下的粮食便很难维持佃农一家的最低生活水准，况且地方又经常采用大斗收进“以一石二三斗作一石”，或折价收银“以市价一石二三斗或一石四五斗之钱作一石算”的方法，来加重对农民的盘剥。更有甚者，地主还使用私刑来逼租，“司租之徒，欲求媚于主人，于佃农概不宽贷，恶声恶色，折辱百端，或豫挟悍隶入乡收租，一不如欲，出缧绁而囚之，甚且有以私刑盗贼之法，刑此佃农。“如果用这种办法仍逼租不成，那么就解而送之于官”。佃农虽卖儿鬻女而不能交足地租的，就逼使他们的伯叔兄弟甚至亲戚“代偿”。
　　《重租申言》部分，从发端、推原、稽古、别异、流弊、祛弊、培本七个方面，申述了减租的意义。认为只有实行减租，才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缓解阶级矛盾，改变“下自都会以至乡邑”的“萧条荒索之景状”。接下进一步分析减租对一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要由穷变富，就应该向外国学习，“辟五金之矿”，修火车铁路，但这不是致富的根本，致富的根本在“农”，“农有余财，则日用服物之所资，人人趋于市集，而市集之工贾利也；市集有余，则输转于都会，而都会之工贾利也。道源而流治，纲举而目张”。而要使“农有余财”，关键就在于减租。如果不减租，“使所余而在绅富，将并百千农家日用之数举归之一家”，那么他们就会把很大的一部分用来购买奢侈品，这只能对少数人有利，而不利于整个社会。并肯定了“藏富在农”的作用。
　　《减租琐言》提出了一具体减租方案。先对田价以及工具肥料等各项开支、春秋收入等作了详细的计算和分析，接下接土地肥瘠和人口稠密程度，分三种情况减租的主张。主张上田每亩租额减至一石，中等减至七、八斗，下等减至四、五、六斗。如果“无田面之租田，视风土为别”，认为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佃者之气平，莫不争先乐输矣”。并主张实行有期限的收租。作者还主张对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农实行救济，而对不孝不悌、犯上作非、酗酒烟赌、致本业荒怠的佃者则要予以惩罚，或“严为戒责，勒其自新”，或买绝其土地，或者是科以重罪。
　　《租核》一书，是研究清末的农业史、租佃关系和地租思想的一部重要文献，为我们研究封建地租剥削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租核》有一九二七年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聚珍本重排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聚珍本，清黄国王室校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