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列传》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人物传记汇编。八十卷。本书不著编撰人，亦无序跋，以故难详其源。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华书局刊行。
　　过去学者认为，该书系由原清国史馆所修《大臣列传稿本》选录辑成。近据王钟翰先生考证，其稿本来源主要有三：一、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是书未刊，现已散佚；二、《满汉名臣传》，乾嘉之际依据国史馆重辑的大臣列传刊刻成编；三、《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同治中李桓辑。其中，可以肯定抄自《大臣列传稿本》的六百余篇，钞自《满汉名臣传》及其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重见的四百二十六篇，抄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的一千二百七十八篇，另有一千一百九十篇查无下落，据估计应出自《大臣列传稿本》的散佚部分。
　　本书共分八门，首为宗室王公传，三卷；次为大臣传，内分大臣划一传档正编二十二卷，大臣传次编十卷，大臣传续编九卷，大臣划一传档后编十二卷，新办大臣传四卷，已纂未进大臣传三卷；三为忠义传，一卷；四为儒林传，四卷；五为文苑传，四卷；六为循吏传，四卷；七为武臣传二卷；末为逆臣传，一卷。共计传记二千八百九十四篇。传文为正史列传体例，叙传主生平、仕宦经历、主要事迹、言论、奏议及有关上谕。每一门各按传主生活年代排列顺序，线索明晰。
　　在目前所见几十种清代传记中，本书与《清史稿列传》并为囊括有清一代三百年间重要人物的两部大型传记汇辑。全书收正传人物三千一百二十九人，另有附传多人，起自清初开国功臣费英东、额亦都，迄于清末王懿荣、李鸿章等。与之相比，《满汉名臣传》所收不足千人，《国史列传》（罗振玉编，东方文化学会印行本）仅五百人，一为乾、嘉以前人物，一为乾嘉时期人物。又如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收同治以前人物一千一百余人，亦远少于《清史列传》。书中第一、二种来源的传记，取自清国史馆的第一手资料，《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中转录的，其主要资料亦来源于清国史馆，多为原始或较原始的资料，因此不仅内容丰富，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以本书与《清史稿》的列传相比较，虽然后者所收有少数不见于《清史列传》，但绝大多数的传叙事简略，有年无月，甚至年月全无，对深入研讨十分不便，而《清史列传》叙事较详，年月首尾具备，可以因人依时，追溯源流，收事半功倍之效。故一般认为本书史学价值要超过《清史稿》的列传。本书所记还有弥补《清实录》阙失或纠正其错讹的作用。如书中张鹏翮传有其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一疏，备言黄河河之情形，而《清实录》失载；又田从典传有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乞休得旨原文，较《清实录》远为详晰。再如道光六年（1826年）八月，因浙江学政朱士彦被劾，巡抚程含章奉命查核覆奏，《实录》作“原参有因而未尽实”等语，颇难理解，经查对《清史列传》朱士彦传，知原文为“原参各款，有并无其事者，有事出有因而未尽实者”，其意遂通。但是，在抄录成书的过程中，由于所用底本或转录时笔误的关系，本书某些传也存在脱字，讹字，不够准确的现象。如额亦都传中的“布寨”误为“布齐”，费英东传中“赐敕免死二次”的“敕”字误为“勋”字，佟养甲传中“先世为满洲”误为“先是为满洲”，韩菼传中的“《平定朔漠方略》”脱落“方略”二字，魏象枢传中“吏科都给事中”脱落“都”字等等，利用时有必要参以他书，对照补正。
　　本书目前共有两种版本，一为民国十七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凡八十册，线装。后台湾中华书局再加翻印，装成十册精装本。一为王钟翰先生以民国十七年排印本的底本的整理标点本。标点时曾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稿本》残本及有关各书与底本对照校勘，写有校勘记的二千条，对上述脱漏、讹误加以订正。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凡二十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