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纪闻》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明编年体记事专著。十八卷。明余继登撰。初刻于明万历年间。
　　余继登，字世用。生卒年不详。北直隶交河人。万历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与修《明会典》。历任诸学官，万历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摄部事，又擢升为礼部尚书。其身居朝廷要职，并参加修史工作，所以对列朝实录和起居注很熟悉。此书就是取材于实录和起居注。其编纂的原则是：“凡关国家大政大本则书，非大事而於世为急则书，非大非急，而为异闻兴则书，非异而事所从起则书”。所以书中所记，涉及到明代制度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明万历以前政治史的重要资料。
　　《典故纪闻》主要采取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人记事。其中卷一至卷五，记明太祖洪武朝之事；卷六、卷七记成祖永乐朝之事；卷八记仁宗洪熙朝之事；卷九、卷十记宣宗宣德朝之事；卷十一至卷十三为英宗正统、景泰、天顺朝之事；卷十四至卷十五为宪宗成化朝之事；卷十六记孝宗弘治朝和武宗正德朝之事；卷十七记世宗嘉靖朝之事；卷十八记穆宗隆庆朝之事。
　　如洪武三年五月下诏，“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朱元璋还针对元代候选官久住客邸，所费不赀或假贷于人的弊政，命令中书省：自今以后，选官应早与铨注，即令赴任；而且在铨选之后，根据品级的高低，都发给旅途费用，并令有司给舟车送行。书中还记述了明初官员到任多无马，或假借于人，或乘驴。朱元璋认为，这不符合“别贵贱、明等威”的原则。所以他下令由官府出钱买马：“布政司、按察司二十匹，府减其半，州县又减府之半”。一马派十户饲养，岁终时由另外十户替换。又旧制，御史出差也皆乘驴，到宣德间经御史胡智之请，才准改乘驿马。卷十记述了明代文武官俸，每石旧折钞二十五贯，宣德九年春掌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濙议欲每石减作十贯，后改为减作十五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卷十五记，“官吏折俸布旧于甲字库折支者，每阔白布一匹折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以为言，始改折三十石。然布极细者不过值银二两，而米遇贵，石值银一两，已有悬绝，后又以粗棉布值银三四钱者支与，是粗布一匹准价银三十两矣，从古所未有也”。明代官俸之薄由此可见。
　　本书卷十六记“旧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时，南通政徐说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继说者为通参夏崇文，欲复旧制，南科嚣然劾之，而北科亦为助驳。孝庙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关于达官书中的记载有较多。如卷十一，记正统初年时，京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点。”“而达官军校人等居畿甸者，多占民田，掠民财。”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关于兵制，本书也记述颇多。如卷十六说“国朝法古，制兵最为周悉，十六卫亲军指挥使司，不隶五府，此即古之南军禁卫之兵也；其他卫俱属五府，此即古之北军征讨之兵也；永乐中，曾设亲军指挥使司十二卫，选天下卫所官军年力精壮者，常数千人，属御马监更番上直，变心腹内外官统领，其盔甲器械，俱异他军。成化以来，勇士精壮者少，其数乃至九千之上。禁兵渐至废弛。”“永乐以前，总兵无专官，有事命将，事平还朝。”。关于团营，卷十七记载说，景泰初，由尚书于谦设立十二团营，“最为紧要，日久渐废”。到正德间，江彬用事，引边兵入内操练，而团营之法益坏。到嘉靖时，十二万人选不满二三万。”又说：“国初，京营劲兵，不减七八十万，而元戎宿将，常不乏人。嗣是三大营变而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初若，然原额军尚足三十万八千有奇。”到嘉靖二十九年，在营操练不过五六万人而已。此外，书中还记述了军官私自役占士兵的情况。这对了解与研究兵制，非常有用。
　　关于太监的记述，如卷一记述洪武六年十月，“尝命礼部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专掌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朱元璋时定内使月俸只给一石。为严防宦官乱政，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尽管如此，可是在明代各朝，都有一些宦者败类在为恶伤民。永乐时，就有中官私役应天府工匠之事。又有中官李进往山西采天花，他诈传诏旨，伪作勘合，召集军民，以采天花为名，假公营私，大为军民之害。宣宗时，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与汤千户勾结渔猎百姓，按察使林硕初至，振举宪纲，为他们所不容，“裴诬奏硕讥诽及沮格诏书，遂逮硕至京”；又有内官张善德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再有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正统时，徐州、临清等仓，仍用内官收粮，淮浙等处盐场，仍遣内官并锦衣卫官校缉捕。就是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也由内官抽盘。正统时，太监之势力不仅伸到经济领域，甚至“与在外各衙门官员私相交结，透漏事情，或因公务营干己私，或徇亲情请求嘱托公事”。如司礼监火者贾麦儿，以私事嘱吏部尚书郭琏、户部尚书刘中敷，皆从之。景泰时，南京锦衣卫余丁华敏就列数了内官十害。原来“凡阉割火者，皆罪极之人，或俘获之虏”。景泰以后，京师附近之民，或为逃避徭役，或为贪图富贵，往往自宫赴礼部求进，自此以后，千百成群，禁之不能止，成为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一蠹。太监人数越来越多，其权也越来越大，后来，凡各省会与边防冲要地区，都设了镇守太监。因为他们“大为地方骚扰，嘉靖九年，以云南巡按毛凤诏言裁革”。书中还记述了僧道。如景泰时，僧道潜住京师者动以万计。因冗食者多，致使米价踊贵。僧道人数之所以如此之多，有园丁多避役者，有因盗事发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安者，有系逃军、逃匠，惧捕而私自削发者。卷十六，记成化时，锦衣卫奏：“京城内外，盗贼生发，前后捕获七百余人，其中强盗多系僧人。”
　　本书卷一，记洪武时，严交通外夷之禁。永嘉民有买暹罗使臣沈香等物，因被告发而遭杀身之祸。又卷八中记载：洪熙中，西域使客多是胡商，其中也有贫苦无依者，假进贡之名，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致，自甘肃到京师，驿所的花费很大，及到京师之后，所得赏赐与物值，使其获利数倍。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贡使回去时，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有司出车载运多至数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妇女。沿途他们叱辱驿官，鞭挞民夫。此外书中还以很大篇幅记述了当时的赋役。如卷二，记述了“均工夫”，卷四记述了“鱼鳞图册”，卷十三，记述了“均徭册”。又卷十三记载了漕河丁夫之苦。天顺时，南城知县陈升说：马快等船，“沿河索军卫有司挽夫以千百计，稍有稽缓，辄加笞辱。丁夫到舟，受诸箠楚，质其衣鞋而役使者有之，要其钱米而纵放者有之，忍视其饥寒至于僵殍而不恤者亦有之”。
　　总之，本书对于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典章制度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些是在其他书籍中见不到的，所以有较重要的价值。不足之处，是书中也记了一些琐屑乃至荒诞不经的事情，这是读者应当注意的。
　　《典故纪闻》初刻于明万历年间，由王象乾刊印，题为《皇明典故纪闻》。后根据该本再刻，收入《畿辅丛书》，后又根据《畿辅丛书》本排印为《丛书集成》。《畿辅丛书》本为最好的版本。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刊印出版的，就是以《畿辅丛书》为底本，通校了王象乾刊的万历本。收入了《元明史料笔记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