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周礼》是一部儒家经典。原名《周官》。传说为“周公制礼”之作，实则出于战国以后学者之手。相传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搜集先秦旧籍，获得本书，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时缺冬官，以《考工记》补之（一说成帝时刘向校书，《考工记》为刘所补），献于皇帝，未得青睐。王莽居摄（6），故效法周公故事，夺取帝位，国师刘歆在书库发现本书，献上，备受重视，立于博士。王莽复灭，本书与之俱废，但儒生仍私相传习。东汉郑玄为之作注，本书遂与《仪礼》、《礼记》并列《三礼》，且跃居首位。唐人贾公彦奉敕为本书撰疏，又全文刻入《开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本书宋、元、明、清各代均有刊本，有关注疏及研究甚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入22部，存目37部。清代阮元主持校刊的《十三经注疏》本较通行，世界书局缩印为二册，1979年中华书局加以校勘，影印出版。
　　郑玄（127220），东汉经学家。聚徒讲学，因党锢闭门不出，刻意研经，要术博通，故遍注五经，今仅存《毛诗笺》及《周记》、《仪礼》、《礼记》注，余均残缺。
　　贾公彦，唐洺州永年人。永徽中（650655）太学博士，尚撰有《仪礼义疏》。
　　《周礼》分40卷：卷1至8、天官冢宰，卷9至16、地官司徒，卷17至20、春官宗伯，卷28至33、夏官司马，卷34至38、秋官司寇，卷39至40、冬官考工记。全书以官制为纲，意图全面擘画王朝各项典章制度并进行理论阐发。国家公务分别由上述六大部门长官掌管。其下各设副职二人及属官若干，各有职责。有关典章制度及公务活动载于相应的官职之下。天官之长为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掌邦治”即总摄六官执掌的治、教、礼、政、刑、事典，并分掌治典，主要是治官、治民，以及裕民生、足国用等理财方面的公务。地官之长为大司徒，“掌邦教”，即掌握全国土地和人分布状况，并因时因地制宜，对人民施行“六德”、“六艺”、“六行”等等教化，又使民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组织起来，以利于相保、相助、相救。春官之长为大宗伯，“掌邦礼”，主要是“五礼”，即吉礼、祭天、祀地、享人鬼之礼；凶礼，对死亡、灾荒、战败、寇乱等表示哀掉、关切之礼；宾礼，朝聘之礼；军礼，大众集会之礼，不限于军事；嘉礼，婚冠、饮食、宾射、飨燕之礼。此外尚有其他礼仪多项。夏官之长为大司马，“掌邦政”，主要是有关军政方面，对诸侯国有恃强凌弱、以众暴寡、贼贤害民、负固不服，杀亲弑君、外内乱、鸟兽行者，实行削地、夺位、讨伐或消灭之。此外还征调军赋，平时军训，战时执行军法。秋官之长为大司寇，“掌邦刑”，要求用刑应注意区别：“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在其副职小司寇下，明载庇护贵族犯罪享有“八议”以及“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等优遇，也要求司法审判应实行“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三刺”（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以求准确定罪量刑。冬官之长当为“大司空”，此篇既缺，其后补缀的《考工记》，记述百工之事，认为百工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妇功并为国立“六职”，百工世守其业。“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必须合此四者，然后良工可以制成良物。百工分攻木、攻金、攻皮、攻色、刮磨、抟埴（制陶）等，各有专长。
　　《周礼》在诸经中出现最晚，其来历又传说纷纭。加以自身缺损，矛盾甚多，与先秦其他著述中所载的典制也每不相符，两汉以降，判别其真伪，及可信程度，从而扬抑褒贬的意见层见迭出。尊崇者颂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反是者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六国阴谋之书”。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断言是“王莽令刘歆撰”的伪书；司马光、苏辙皆辨其非周公之作，清代万斯同、方苞、姚际恒申张此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周礼》作于周初，后世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周礼》之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于依托”。大抵是传统意见的代表。近人在前代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金文和有关资料，论证《周礼》不可能是西周官制实录，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反映了西周官制。在法制方面也相近似，其他问题，可以类推。
　　周礼对后世封建社会发生深远影响。北周太祖以为汉魏官制繁杂，曾命大臣依《周礼》六官改建官制。唐玄宗开元中也命依《周礼》六典撰录唐代官制，编成《唐六典》。北宋王安石为解决积贫积弱问题推行“新法”，更效法《周礼》的理财制度。历来儒家学者在政治、学术理论观点上，援引《周礼》，不可胜数。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这部珍贵典籍，是研究先秦史、特别是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制度史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