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清代末年的一部长篇小说。吴沃尧著。最初在《新小说》上连载，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一年（1905），共发表45回，署我佛山人撰。光绪三十二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至宣统二年（1910）出齐，共8册，103回。有1916年上海新小说社石印本，1926年世界书局本等。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
　　吴沃尧（18661910），又名宝震，字小允，又字（一说号）茧人，后改为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别号我佛山人。他出身于中落的仕宦之家，曾祖吴荣光（17731843）做过湖南巡抚。吴沃尧17岁丧父，后去上海谋生，常为报纸撰文。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月刊，次年吴沃尧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投寄该刊发表。1905年春赴汉口任英文《楚报》中文版主笔，时反对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兴起，吴沃尧以该报系美国人所办，即辞职返沪。1906年主编《月月小说》。1907年主持广志小学校，因致力于学务，此后创作不多。他一生所作长、短篇小说，约达30余种，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著名，其他较重要的有《痛史》、《九命奇冤》、《恨海》、《近十年之怪现状》（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新石头记》、《上海游骖录》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自号“九死一生”者的经历为线索，历记其20年间的所遇所见所闻，反映了从1884年中法战争前后到1905年左右的清末社会的黑暗现实。它所涉及的社会面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泛，不仅写官场，还写商场和洋场，而且旁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但小说的重点还是在暴露当时官场的腐朽。“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苟才是书中描写较多的一个官僚典型。苟才不学无术而善于钻营，他寡廉鲜耻到了极点。他的儿子刚死，他竟然将儿媳送给总督做姨太太，以换取官职。他几次丢官，都用巨额贿赂上司而得以复出，有一次他花了60万两银子尚且“不在乎”，因为这个数目仅仅是他3个月的搜刮所得。整个官场，正如卜士仁“教导”他的侄孙卜通如何做官时概括的那样：“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第99回）这些官僚对外则一味奴颜婢膝，妥协投降。一个外国人花40元洋银就要买庐山牯牛岭，总理衙门的一个大臣写信给江西巡抚，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罢！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作者借九死一生的口这样评论当时的外交：“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第84、85回）
　　商场与官场一样，也充满着怪现状，而且官商往往勾结在一起，如南洋水师的管带与供应兵船物料的铺家串通，侵吞公款，大发其财。（第14回）但作者认为经商比做官还是要好一些，所以吴继之、九死一生都是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吴继之出身于“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他一面做官，一面经商，后来弃官从商，最后以破产告终。九死一生是吴继之的忠实助手。他们比较正直，对社会的腐败现象深表不满，但是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本质并无认识，更无彻底变革制度的理想和主张，充其量只要求作些改良罢了。吴继之对九死一生说：“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而且大众都是这样，你一个人却要独标高洁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关，内中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然而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它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第14回）这种“好人”哲学实际只能起到维持现状的作用。
　　书中对于当时的洋场才子胸无点墨而偏要附庸风雅的丑态，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例如：
　　那姓梅的道：“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士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又听那人道：“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姓梅的道：“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道：“樊川居士不是么？”忽然一个问道：“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甚么人，查着了没有？”姓梅的道：“甚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了。”（第35回）
　　无论官场、商场还是洋场，当时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即使是家族父子兄弟之间，也是尔虞我诈、拐蒙坑骗。小说中有关这方面的描写，既反映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社会风尚的败坏，也反映出封建宗法制度和伦常关系在当时已经趋于崩溃。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全书所记怪现状约近200件（有人统计为189件），基本上还是许多短小故事的连缀，但作者用“我”即九死一生作线索，又有几个大致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所以结构上较同类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为优。阿英曾对作者安排九死一生这个人物的意图及其作用，作过如下分析：“全书以九死一生为线索，历记其在二十年中所见所闻事，所记极为广泛。故先写九死一生在官家做事情，后来写其为官家经营商业，以店铺遍全国也，又时时至各处察看。二十年中，始终在船唇马背衙门店铺中生活，因而各种事件，均易于联系。至全书将尽，又布置一商业大失败局面，使九死一生不得不走，而故事遂于此戛然而止。干线布绪精当，结构上似优胜于李伯元。”（《晚清小说史》）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仍存在谴责小说所具有的通病，即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过分地使用夸张和漫画化的手法，“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