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事一零为忆爱罗先珂君作》原文及鉴赏

　　这大概是一九二二年的事吧？在时间的距离上，虽过的已颇遥远，但回忆起来，却总令我鲜明地感觉到当日兴奋与失望的情态。
　　“五四”以后，国内青年，如狂风猛浪似的激越生动，对于新学术，他们具有一种异常的兴趣。风会所趋，人莫能外，我就是其中赶波逐流的一人了。那年一九二二是我在L校读书最后的一年了，我和几位同志，在校里结了一个学社。大家的兴趣，多半是偏于文艺的，所以在广告上见了托尔斯泰、太戈儿、王尔德一般名家的著作，便立刻寄钱去买。买来了，就是一股气的读。读了便谈，读了便闹。这样的行为，在我们当时是很习常而不以为怪的，虽然现在却未免觉得它有点稚气而可笑了。
　　我们现在所最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位平日给人号作“神经病者”的陈先生。他是一位毕业于日本大学的文学士，那时正充当我们班里的国文教员。不消说，他的头脑，在许多教员们当中，是比较新颖的，况且他所担任的功课，尤其是于我们很合脾胃，所以他就很受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与爱戴了。他的房里，是我们舍不得一天都不上去的。他那尊安放在书案上的日本的铜佛，比起那些不爱读的课本，还要和我们面熟得多。他也很喜欢我们，时常喜欢把自己的往事，一五一十的向我们陈述，表示他和我们中间关系的密切。
　　功课已经上了一个多月了，而校里聘定的另一位国文教师终不见来。此时，校长便托这位“神经病者”在朋友中物色一位来担任。陈先生以故人汪馥泉君见荐。商定了，便发信去请他来那时，馥泉君大概在上海吧。未久，接汪君来信，说来是可以，但须承认他一个条件，就是要允许他带着一位俄国的盲目诗人爱罗先珂君同来。因为爱罗先珂君看厌了上海市的繁华他虽没有眼睛，不，盲了眼睛，但他观察事物的感觉，比我们尤来得敏锐许多决意到中国内部去看看她本色的文化与风景。到我们校里只须每月供应他几元的膳费，其他并不需要什么供奉。
　　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欢喜得像在发狂似的，并愿意替他拿出这点膳费，如果学校方面不能应承这个。他的寓所，我们也给预备下了。那个地方，就是现在L校里西偏那座房室，那儿，门前盖荫着一株苍翠如海波的大榕树，后面石栗树整齐的排列着。放眼窗外，可以看见一片葱郁的山峰。这是我们特意给他选择的，为了要使诗人得以涵泳其灵感之故。我们又打算请他给我们演讲，陈先生也很愿担当翻译之职。
　　后来，也不知为什么竟不来了大概不是因为他应了北大世界语教授之聘，就是汪君自己不能来的缘故吧？我们一掬热蓬蓬的希望，只落得这个冰凉的下场。现在回想起来，还不胜怅惘之情呢！
　　爱罗先珂君归国已两年了，故乡夜莺的幽鸣，不审听得愉快否？陈先生也早向海外去了，在南邦热温的夜中，想起这段故事，或尚不免于凄然如有所失呢。假使爱罗先珂君，他当时竟然来了，我想在那大云岭下的山馆里至少我们各个接触者的心坎中要留下一些很可追忆的遗踪，必不像现在连怀想都无凭借的清寂呵！
　　（1927年北新书局《荔枝小品》）
　　
　　鉴赏：这篇小品是追忆往事的随笔。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是“为忆爱罗先珂君作”，那么文章中就该有对这位盲诗人的记述才名副其实。可是作者到底也未见到盲诗人，这样的小品意义何在？
　　这使我们想到钟先生曾说过：“我以为做小品文，有两个主要的元素，便是情绪与智慧。没有这些，它将终于成了木制的美人，即使怎样披上华美的服装。”（《试谈小品文》）这就是说，小品要强调抒写作者的情绪，使文中显现出作者本人的性情暖热，使文中有“我”。《旧事一零》中并不是没有记事，它写的是五四时期青年“狂风猛浪”似的爱国民主热情，说自由，谈理想，学科学，弄文艺，酣畅非凡。写到这种情形时，作者特别强调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热爱：“读了便谈，读了便闹”八个字，颇能传神。这就为下文引出爱罗先珂作了铺垫。
　　时代“狂风猛浪”，学生“赶波逐流”，先生也不例外。这里记述的“神经病者”陈先生，其实并非精神上有什么病，而是思想激进、热情超人的表现。正是这陈先生要请爱罗先珂到L校来讲课，（L校即作者上学的广东陆安师范学校）这就更激起了学生们“发狂”。他们为即将来到的盲诗人作了周到的设想：替他拿膳费，为他找寓所，想到如何请他讲演，如何请翻译写到这里，把学生们热到“发狂”的情绪推到了极至。紧接着便写：不知何故，他没有来，“我们一掬热蓬蓬的希望，只落得这个冰凉的下场”。写到此，全篇文章也从高潮中跌落下来，落入清寂的尾声。
　　全文以作者和一群青年的热情波动为线索结构布局，让读者摸到青年们跳动的脉搏，而这脉搏又同“五四”时期热蓬蓬的时代多么合拍！难怪使作者难以忘怀了！